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夏山是一所自治学校，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社交、团体、生活有关的一切，包括对社交违规行为的惩戒，都通过每周六晚上的全体大会投票表决。
每个教职员工（包括宿舍管理员）和每个孩子——无论年龄大小，都有一票的权利。我的一票和一个7岁孩子的一票具有同样的分量。
有人可能会笑着说：“但是你说的话会更有分量吧，是不是？”好吧，那你自己看。曾有一段时间，在学校允许吸烟的时候，我在一次会议上起身提议，应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吸烟。青少年吸烟的问题当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我在这里不打算争论，最终它自会有定论。
在二战时期，糖果定量供应制度使得零用钱如何花成了个问题。由于当时唯一能买到的东西几乎就是香烟，这使得吸烟的人数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年轻男孩和女孩中。我对此有些担忧，也许太过忧心，因为我记得，至少有50%从10岁开始吸烟的老生在这之前是不吸烟的。我提出了我的观点：烟草是种毒品，具毒性，孩子们并非真的喜欢它的味道，他们吸烟主要是为了显得成熟。结果，反对我的意见铺天盖地，投票表决的结果是我被压倒性的多数票给否决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值得一提。在我被否决后，一个16岁的男孩提议，应禁止12岁以下的人吸烟，然后他的这项动议得以执行。然而，在接下来的周全体会议上，一个12岁的男孩又提议废除这项新的吸烟规定。他说：“我们都在卫生间里偷偷吸烟，就像在受严格管束的其他学校里的孩子一样，我认为这违背了夏山学校的基本理念。”他的讲话受到了热烈响应，那次会议废除了这项规定。我希望我已经表达清楚了，我的声音并不总比一个孩子的声音更有力。
还有一次，我严正强调不遵守就寝规则的恶果，因为它会引发噪声和第二天早上一群昏昏欲睡的脑袋。我提议，应对违反者每次的违规行为处以罚款，罚没他们所有的零花钱。一个14岁的男孩却提议，每个在规定就寝时间后还未就寝的人，应该每超时一小时就得到1便士的奖励。我的提议才得到了几票的赞成，而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项奖励的奖金并非由我来出，而是来自社区的钱箱和平时收集的小额罚款。它是否可行是次要的问题，最可贵的是孩子们不断尝试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以保持社区的团结，维护其社会性。
夏山的自治不存在官僚主义。每次全体大会都有不同的主席，秘书的工作由志愿者承担。
我们的民主造就了规则，而且是合理的规则。例如，禁止在没有救生员监督的情况下在海中沐浴——救生员一直由教职员工担任；禁止攀爬上屋顶；必须遵守就寝时间，否则将自动罚款。应该在节假日前的周四还是周五停课，这也是在全体会议上需要举手表决的问题。
会议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届主席的强弱，因为要想维持65个精力充沛的孩子的秩序绝非一件易事。主席有权对吵闹的成员处以罚款，但要是遇到一位软弱无力的主席，罚款就是家常便饭了。
当然，教职员工也参与会议讨论，我也参与——虽然许多情况下，我必须保持中立。事实上，我曾见过一个被指摘有违规行为的男孩，靠满口花言巧语逃脱了处罚，尽管他私下向我承认他确实违反了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始终保留个人意见。
当然，在对任何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或提出自己的提案时，我和其他人一样也参与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曾提出过一个议案：是否应该在休息室里踢足球？休息室就位于我办公室的下面，我解释说我不喜欢在工作时听到足球制造的噪声，因此我建议室内足球应被禁止。我得到了一些女孩、一些年长些的男孩和大多数教职员工的支持，但我的提议还是未能被采纳，这意味着我得继续忍受我办公室下面嘈杂的脚步声。最后，经数次会议进行了多次公开辩论之后，我终于以多数票获准实施不得在休息室里踢足球的禁令。这就是少数派在我们学校的民主制度下获取权利的方式——得不断地要求。这一点既适用于孩子，也适用于成人。
另一方面，学校生活的某些方面并不属于自治的范畴。我们的目标是不给孩子强加任何东西，但实际上，自由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用通过全体投票来决定谁来做饭，以及应该做什么饭；新晋教职员工的聘用不需要与孩子作正式协商；我的妻子埃娜（Ena）决策卧室的布置，提供食谱，以及发送和支付账单；我负责任命教师，如果觉得他们不称职，还负责清退他们；我决策火灾的逃生，埃娜决定保健规则；我们共同负责采购和修理家具，决定应该购买哪些教材。
所有上述方面都没有纳入自治，学生们也不希望这些方面自治。对他们来说，自治意味着处理在他们的社区生活中出现的情况，他们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在会议上根据自己的喜好投票——他们从不等着看教职员工如何投票。诚然，教职员工的动议也经常能获批实施，但所有动议都是因其意义而得以裁断的，我们从不要求孩子们去裁决超出他们掌控能力的事。 伦敦的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教师，将我们的民主描述为无政府主义。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清楚。如果“无政府状态”按字面意思意味着无法无天，那就与拥有自治的夏山大相径庭了；另一方面，如果“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反对当局制定的规则，那我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吧。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我们在假扮“民主”。我，作为资本家（一个经常亏损的资本家）经营着学校，只给孩子和教职员工一个我称之为“民主”的影子。其他学校也已经尝试了完整的社区生活，由教职员工制定政策，包括新晋人员聘任、家具购置等，但我还没有听说过哪所学校允许学生在会议上参与遴选教职员工，或者决定厨房是否需要新的拖布的。
成年人在自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们不应是领导，而应该有或多或少当局外人的禀赋。当一个孩子被指控违反某条规则时，我会特别注意，永远不去投赞成或反对罚款的票。
在夏山，自治的职能不仅限于制定规则，也在于探讨社区的社会特征。在每个学期伊始，关于就寝时间的规则都是通过投票确定的，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执行不同的作息时间。体育委员会必须经票选产生，其他诸如期末舞蹈委员会、戏剧委员会、就寝官员和负责报告校外不检点行为的官员等等也是如此。
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的话题关乎食物。我不止一次地通过提议废除二次添加份食盘活了一个个沉闷的会议，任何对厨房食物问题偏袒的迹象都会受到严肃处理。但是，当提及厨房食物浪费的问题时，大家顿时会对会议失去兴趣。孩子们对食物的态度在本质上是个人化和自我中心的。
在全体大会上，所有学术讨论都免谈。孩子们都极其现实，理论让他们感到厌烦。他们喜欢具体，不喜欢抽象。我曾经提出过一项动议，要求制定规则禁止说脏话，并且给出了我的理由。一次，我正带着一个母亲和她的小儿子在学校里四下参观，这孩子是个准新生。突然，从楼上传来一个非常重口的形容词，这个妈妈听罢赶紧拉着儿子匆忙走掉了。我在一次会议上问道：“为什么我的收入要因为一些蠢货在准新生的父母面前说脏话而受损失？这根本不是个道德问题，纯粹是个经济问题。你骂人，我就失去了一个学生。”
一个14岁的男孩回应了我的质问。“尼尔在胡说八道，”他说，“很显然，要是这个女人感到震惊，她一定是不信任夏山。即使她真让孩子入学了，当孩子第一次回家说出‘该死’或‘见鬼’的时候，她也会让他立刻退学的。”会议支持了他的意见，我的提议被否决了。
全体大会通常需要解决霸凌的问题。我们社区对霸凌者非常严厉。我注意到，学校自治会将公告板上关于霸凌的规则下面画了横线——所有霸凌事件都将被严肃处理。然而，欺凌行为在夏山并不像在严格管制的学校中那样普遍，个中原因并不难探究。在成人的管教下，孩子可能变成心怀仇恨者。由于孩子不能肆无忌惮地表达对成年人的仇恨，他就会把它发泄在比他弱小的孩子身上，但这种情况在夏山极少发生。很多时候，霸凌的指控被调查，相当于珍妮称佩吉为疯子一样的事实。
全体大会是如何开的？在每学期开始时，先选举产生一名只能担任一次会议主席的人。在这一周周末的特殊法庭上，社区将票选出他的继任者。整个一学期都遵循此种程序，任何有不满、指控、建议或想要提出新规则的人都可以在全体大会上提出。
有个典型的例子。吉姆从杰克的自行车上取下了踏板，因为他自己的自行车年久失修，而他想和其他一些男孩儿周末一起去旅行。在充分考虑了证据后，会议决定吉姆必须把踏板换下来，并不准去旅行。
主席问道：“有什么反对意见吗？”
吉姆起身，大喊道：“肯定×××有的啊！”只是他的措辞并不是“×××”。“这不公平！”他嚷嚷道，“我都不知道杰克有没有用过他自行车上的那些破旧玩意儿。几天来，它一直在灌木丛里被踢来踢去。我不介意把他的踏板还给他，但我认为这惩罚不公平，不让我去旅行也太过分了！”
随即是一阵轻松的讨论。过程中，大家发现吉姆通常每周能从家里得到些零花钱，但这钱已经有六个星期没有到账了，他已是身无分文。会议最后表决，撤销原判决并即时生效。
但是该拿吉姆怎么办呢？最后，大家决定开设一个基金来帮助吉姆修自行车。他的同学们集资为他买了自行车踏板，于是他高高兴兴地踏上了他的旅程。
会议的裁决通常都会为违规者所接受，但如果裁决不被接受，被告可以提请上诉。这样一来，主席将在会议结束前提请表决。对这种上诉，大家的考虑会愈加细致，通常会鉴于被告的不满，对原判罚有所缓和。孩子们意识到，如果被告方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评判，那么他很有可能是真的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说句题外话。最近，一个愤怒的女人写信给我，问我为什么总是用“他”而不是“她”这个代词，指责我是一个偏激的大家长，觉得女性低人一等。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必须在行文中一直写“他或她”，语法就会变得复杂而拗口——“他或她必须吃他或她的晚餐”之类的。当我用“他”时，意思是指代任何性别的孩子。
夏山的违规者从未表现出任何对他所在社区权威蔑视或仇恨的迹象。我总是对我们的学生在受到惩罚时表现出的驯顺感到惊讶。
有一个学期，4个长得最大的男孩在全体大会上被控做了一件违规的事——出售他们衣橱里的各种衣物。禁止此类行为的规则得以通过的理由，是此种行为对购买衣物的父母不公平，对学校也不公平——因为当孩子们回家时少了某些衣物，父母就会责怪学校监管不周。这四个男孩被罚禁足2天，每晚20点必须上床睡觉。他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判罚。周一晚上，当大家都去了镇电影院时，我发现违规人之一的迪克正躺在床上看书。
“你真傻，”我说，“大家都去电影院了，你还在床上干吗？”
“别逗我了。”他说。
我承认，民主还远非一个完美的制度，多数制度还不尽如人意，但我看不出有其他可以避免独裁的选择。多年来，一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学校的少数派能接受多数派的裁决，如果说出现过一次有人拒绝接受的情况，那是一个15岁初来乍到的男孩，还不明白为什么他必须服从“一群讨厌的小鬼投票的结果”。
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是错误的，因为它惩罚了少数派。假设12岁的孩子投票赞成他们的就寝时间应是22点，但其中有两个孩子喜欢21点就上床睡觉，他们自然会抱怨其他孩子22点才上床睡觉会吵醒他们。理想的解决方案是设置各自独立的房间，但我们学校不具备这个条件。在我们学校，我们不能去说服少数派，让他们认为少数派的想法是错误的，而必须服从多数派的观点。我们没有服从政党这一说。一般来说，少数派对多数票的反应并不强烈，即使有，他们也只能无奈接受。
我们有一项反对危险武器的规则，据此规则，气枪在校内被禁止使用。几个想把气枪带到学校的男孩憎恶这条规则，但一般来说，他们都能遵守这条规则。同样作为少数派，孩子的感觉似乎不像成年人那样强烈。
我认为，对自治价值的验证要看学生有多想保持自治。任何想要废除自治甚至限制其权力的建议，都会遭遇非常强烈的反应。我曾两次提请废除自治，但现在也不敢再提了。
有些规则经常被打破，尤其是就寝时间方面的。但我确信，如果这些规则是我制定的，违反的人数会更多，因为孩子对父亲会有天然的叛逆。众所周知：“法律造罪”。
总的来说，夏山的规则被维护得很好，一部分原因，或者说也许是主要的原因，是孩子们对彼此非常仁慈。50年来，我一直对他们所表现出的公平正义颇有感慨。一名男孩被控霸凌，在全体会议上受到谴责。在下一次的会议上，他提出了对受欺凌者的不实指控。发现这是一个报复性指控后，大会直言不讳地否决了他。
有人曾撰文说我们的自治是假的，其实是由教职员工制定规则，学生们只是举举手投票假装是他们的决策而已。以前和现在的学生都知道，这是诽谤。正如我曾多次说过的那样，无论是谁提出的一项提案，大家都会因其本身的意义才投票赞成。我不止一次地提议只能在傍晚大音量播放音乐，但总被否决。有一位教职员工提出浪费美食的问题——多年来，我们在校园外有一家小商店，经常有个孩子在那里吮冰棍，然后不吃午餐。这位教职员工想提议：任何丢弃午餐的人，第二天都无权再领取午餐。但这项动议从未获得通过。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建议，在学期期间寄给学生的钱应该集中起来，进行平均分配，这也总是被否，所有家里给零花钱最少的孩子对此都投了反对票。但我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应该可以表明我们的民主不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