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1年的夏山学校在本质上与1921年它创建之初时一样，学生和教职员工实行自治，有去或不去上课的自由，有如若必要可恣意玩几天、几周或几年的自由，有不接受无论是宗教、道德还是政治灌输的自由，还有免于被性格塑造的自由。

在其他学校，有进取心和优秀的教师数量众多，他们应该因为在逼仄的环境中所做的原创工作而受到尊重——那些学校通常是军事化风格的。但我要说，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供我借鉴之处，因为我们走的是并不完全相同的路，也许是两条平行的路，但不会有交集，因为他们身处于学校，而我则身处于一个自治的社区。

我确实看到其他学校有进步的迹象。那些现代化的小学可以非常出色。我在莱斯顿看到的一所小学就与40年前的小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张张快乐的面孔，一阵阵自然的交谈，每个孩子都在忙着做自己的事。下一步是让这种自由普及现代化中学和综合学校，虽然这在以考试为指挥棒的体系中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夏山已经向世界表明，一所学校可以消除对教师的恐惧，在更深层次上，甚至可以消除对生命的恐惧。夏山的教职员工不惜放下自己的师道尊严，不因自己是成年人而自恃与孩子不同。在社会生活里，教师拥有的唯一特权就是他们不必受到就寝时间的约束。他们与学生一样食用社区里的食物；他们被直呼其名，鲜有外号，但如果有，也都是些友好和平等的象征。30年来，我们的科学大师乔治·科克希尔（George Corkhill）被称为“乔治（George）”或“科克斯（Corks）”抑或“科基（Corkie）”，每个学生都爱他。

没有必要在学生和教师间制造出一道鸿沟。这道鸿沟是由成年人而不是孩子制造出来的。教师们希望成为受师道尊严护佑的小神，他们担心一旦他们走下神坛，威严就会消失，教室里就会变得一片混乱。他们恐惧消除恐惧，这使得无数孩子惧怕他们的教师。是惩戒造成了恐惧。若问任何一个士兵是否害怕他的长官，我就从未见过一个说不怕的。

我愈发相信，我们的学校里最亟需的改革就是消除孩子和师长之间的鸿沟，这道鸿沟使家长制永久化，这种专制的权威使一个孩子终生处于自卑状态，待他长大成人，他也只会把老师的权威换成老板的权威。

军队可能是必需的，但除了顽固的保守派，没人会认为军旅生活是生活应有的范例。然而，我们的学校就像军队一样，甚至更糟。士兵们至少能经常四处走动，但一个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得板板正正地坐着——在他们这个年龄，整个人类的本性都该是好动的。

在这本书中，我解释了为什么当权者试图像他们所做的那样，使儿童失去活力，但大多数教师并不理解他们的惩戒和“性格塑造”背后的东西，而且大多数人也不想去了解。惩戒的方式是容易的，“立正！”“稍息！”这些就是军营和教室里的号令。

在美国，学生对成绩不好或者考试不及格充满着恐惧，其实愚蠢的分数没有任何重要的意义。在某些国家，学生仍然对鞭子或皮带满心恐惧，或者害怕被愚蠢的老师批评或嘲笑。

可悲的是，老师方面也心存恐惧——害怕被学生认为走下了神坛，害怕被孩子神秘的直觉看穿。我了解这个，在公立学校教了10年书，让我对老师不再心存幻想。在我那个年代，我也曾是个一身师道尊严、冷漠而严厉的老师。我所任教的学校采用“鞭笞”的惩戒方式，在苏格兰我们称之为“抽皮带”。我父亲经常行“鞭笞”，我也一样，但从没想过这样做是对还是错。直到有一天，我自己作为一名校长，因为一个男孩的无礼行为而鞭打了他。我突然产生了新的想法：我这是在干什么？这个男孩很小，而我很大，我为什么要打一个比我弱小的人呢？我把我的“鞭子”扔进了火里，从此以后再也没打过孩子。

这个男孩的无礼行为把我的行为降级到了他的水平。它冒犯了我的尊严，玷污了我最高权威的地位。他称呼我的方式好像我和他是平级的，这简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侮辱。但时至今日，整整60年后，成千上万的老师仍然和我当时一个样。这听起来很傲慢，但却是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即教师非常抗拒成为有血有肉的常人。

就在昨天，一位年轻的老师告诉我，他的校长威胁要开除他，就因为一个男孩直呼他为“鲍勃”。“如果你许可这种亲密关系，惩戒他时会怎么样？”他问道，“要是一个二等兵称呼他的上校为‘吉姆’，会发生什么？”

为什么我会收到孩子们的数百封来信？不是因为我美丽的眼睛，而是因为夏山的理念触及他们内心深处——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对家庭和学校里的权威的憎恶，他们期冀与师长接触的愿望。夏山学校里没有代沟。要是有的话，我在全体大会上的一半提案就不可能被否决了；要是有的话，一个12岁的女孩就不可能告诉她的老师他的课很无聊了。我得赶紧补充一点，一个老师同样可以正告一个孩子，他是个要命的捣蛋鬼。自由必须是双向的。

教育应该培养出既是个体又是社区人的孩子，而自治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在一所普通的学校里，服从是一种美德，以至于在以后的人生中，很少再有人可以对任何事情发起挑战。数以千计的师范院校的学生，对他们即将从事的职业充满热情，但在离开大学一年以后，他们坐在教职员工的办公室里，认为教育不外乎就是学科教学和惩戒。诚然，他们不敢挑战这个体系，否则会马上被炒鱿鱼，但少数人会在心里默默抗争。一辈子的形塑是很难被打破的。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个社会病了；也无可否认，这个社会不想失去它的病态。它与每一种人道的努力做着斗争，以改善自己。它为妇女争取选票，废除死刑；它反对改革我们残酷的离婚法和我们针对同性恋的残酷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教师，我们的任务是与大众心理学和绵羊心理学做斗争，在其中，每种动物都有相同的外表，对着与众不同者和挑战者发出相同的咩咩的叫声。我们的学校有他们的牧羊人——并不总是温柔的，我们的绵羊学生们都身着漂亮的制服。

心理学方面，人们知之甚少。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生命的内在力量仍然不为我们所知。

自从弗洛伊德的天赋让它生动鲜活起来，心理学就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它仍然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像探索一片新大陆的海岸线一样，一切尚待摸索。50年后，心理学家很可能会笑话我们今天的愚昧和无知。

自从我离开教育行业、开始研究儿童心理学，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孩子——年轻的纵火犯、小偷、说谎者、尿床者和脾气暴躁者。多年在儿童教育方面坚实的工作实践使我确信，我对人生的动力方面尚知之甚少，然而我坚信，那些只与自己的孩子打交道的父母比我了解的要贫乏得多。

因为我相信，一个问题孩子身上的问题，几乎总是由在家里和学校里受到的错误对待造成，所以我敢于提及父母和老师。

心理学涉及的领域是什么？我建议在此用“治愈”这个词。但是种什么样的治愈呢？我不想被治愈我选择橙色和黑色的习惯，不想被治愈抽烟的嗜好，也不喜欢被治愈对啤酒的喜爱；任何老师都无权阻止孩子在鼓上制造噪音。唯一应该被治愈的就是不幸福。

这些年来，我发生改变的一处是对心理学的态度。当我的学校在德国，然后到奥地利（1921年至1924年）时，我正处于新的精神分析运动浪潮之中。像许多其他年轻的傻瓜一样，我也以为乌托邦就在眼前。让潜意识变成有意识，世界就会摆脱它的仇恨、罪行和战争，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精神分析。

当我回到英国，住在莱姆里吉斯（Lyme Regis）一个叫夏山的房子里时，我只有5名学生。3年后，这个数量增加到27名，其中大多是家长和学校无力应对而送来的问题儿童——小偷、搞破坏者和男女霸凌者。我以为我通过心理分析“治愈”了他们，但发现那些拒绝参加我的分析程序的孩子也被治愈了，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自由而非心理分析才是疗愈的积极推动因素。幸运的是，心理分析并非解决人类疾病的方式。

我不是说治疗有错误，但我知道让老师成为治疗师是错误的。治疗师必须是中立的，处于局外人的立场。在全体大会上，我会问：“到底是谁借走了我的扳手，还没有给我还回来？”原来是叫威利的孩子。对他来说，这像是父亲在抱怨的声音，所以他把我认定为警察。在下一次做心理分析的时候，他就像蛤蜊一样牙关紧闭，一言不发。

问题最大的孩子是不幸福的孩子，他在与自己为敌，结果是他与全世界为敌。

问题最大的成年人也是如此。幸福的男人从不会扰乱会议，也不会宣扬战争，或者用私刑处死一个黑人；幸福的女人不会去唠叨她的丈夫和孩子；幸福的人不会去杀人或者盗窃，幸福的人也不会恐吓他的员工。

所有的罪行、所有的仇恨、所有的战争都可以归结为不幸福。本书试图说明不幸福是如何产生的，它如何毁灭人类的生活，以及要如何抚养孩子，才能使这种不幸福永远不出现。

不止于此，这本书也讲述了夏山学校这个地方的故事，孩子们在这里治愈了不幸，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在这里快乐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