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莱斯顿的最初几年属于我所说的“问题时代”。我当时无法招到足够多的正常学生来维持学校的运营,于是开始接收各种问题学生——小偷、骗子、破坏分子、可恶的顽童等等。“问题时代”充满了趣味,也是一个付出巨大牺牲的时代。苏格兰的人不喜欢浪费,所以我非常痛恨有人偷走我的书、衣服和手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迫于资金问题,我不得不重回接收问题儿童的老路,但我真心不喜欢这样。
我不想给人诊疗,我讨厌不得不去解决问题,发现的乐趣也基本消失殆尽。现在我几乎可以准确地预测问题儿童会如何反应:他会一直骂人,几个星期不洗澡,厚颜无耻,从点心盒里偷东西,也许还会卖掉车间里的工具。这就像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很是无聊。说他们无聊,还因为他们通常来得太晚。我曾经通过奖励恶棍的方法成功解决过问题,但我对如今我是否还能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持怀疑态度,毕竟今天的年轻人更有意识、没有那么天真。
一个好的方面是,孩子们在拥有自由时就不怎么会说谎。一天,我们镇上的一位警察前来拜访,就在此时,一个男孩走进我办公室,说:“嗨,尼尔,我把休息室的窗玻璃打碎了。”警察听了大为惊诧。孩子们撒谎大多时候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在一个家庭里,撒谎盛行多是因为恐惧。消除了恐惧,谎言也就会消失。
在我的学生中,几乎从没有一个根深蒂固或习惯性的说谎者。初到夏山时,他们有时会说谎,因为他们害怕说出真相。当他们发现这所学校并没有成年人管理者时,他们认识到说谎并没有什么用。我不能说谎言在这里完全消失,一个男孩会告诉你他打碎了一扇窗玻璃,但他可能不会告诉你他洗劫了冰箱或偷了一把工具。谎言完全消失肯定是一种奢望。
有了自由的孩子也不会放弃说些关于幻想的谎言,父母对此经常太过于小题大做了。当小吉米来找我,对我说他爸爸给他送了一辆真正的劳斯莱斯-宾利时,我对他说:“我知道,我在大门口看到了。很棒的车!”
“你接着说呵,”他说,“你知道我只是在开玩笑吧?”
这似乎自相矛盾和不合逻辑,但我却区分开了撒谎和不诚实。你可以是正直然而撒了谎的——如果你可以对生活中的大事诚实,但有时对不那么大的事不是那么诚实。因此,我们的许多谎言都是为了使他人不至于那么痛苦而说的。如果说真话迫使我不得不写下“亲爱的先生,你的信又长又乏味,我实在懒得读完”,或者,如果它迫使你对一个准音乐家说“谢谢你的演奏,但你毁掉了那首练习曲”的话,它就是邪恶的。成年人的撒谎通常都是利他主义的,但孩子的撒谎总是有关于自己周边的和自己个人的。让孩子一辈子成为撒谎者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一味要求他说真话,而且只准说真话。
多年来,对夏山学校的一个不绝于耳的指摘,就是这里的孩子们说脏话。他们的确说脏话——如果说古英语词就是脏话的话。也确实,任何新生都会说过量一些的脏话。
几年前,在我们的全体大会上,一个来自于修道院的13岁女孩一直被提请指控,说她在有陌生人的公共海滩上洗海水浴时,大喊“狗娘养的”这样的话,因此得出结论,她是在炫耀。正如一个男孩对她说的那样:“你只是一只小傻鹅,你口吐芬芳就是为了在人前炫耀,是为夏山是一所自由的学校而骄傲。但是你的做法却适得其反,你让人反而看不起夏山学校了。”
我向她解释说,因为她讨厌这所学校,真的会给这所学校造成名誉上的损害。“但我并不讨厌夏山呵,”她喊道,“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是呵,”我说,“正如你所说,这所学校很了不起,但你并不在其中,你仍然住在你的修道院里,你把你对修道院和你对修女的所有仇恨都带在身上,你仍然把夏山学校与那个令你讨厌的修道院混为一谈,你真正要损害的并不是夏山学校,而是修道院。”但她此后依然故我地继续大声喊出她那特别的短语,口吐芬芳直到夏山成为她真正的心之所在,而不仅仅是个象征。自打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说过脏话。
脏话分三类:性、宗教和排泄物。夏山和其他预备学校的区别在于,孩子们在前者可以公开地说脏话,在后者则只能偷摸着说。
我们的年轻人对古英语中的“粪便”一词颇为感冒,以至于他们经常在言语中使用这个词。孩子们喜欢盎格鲁-撒克逊词语,曾有不止一个孩子问过我,为什么在公共场合说“狗屎”就不对,而说“粪便”或“排泄物”就可以?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孩子们把脏话视为自然而然的语言。成年人之所以视脏话为洪水猛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邪恶感比孩子的要大。我想如果一个家长让一个小孩子相信“鼻子”一词是肮脏和邪恶的,那这个小孩肯定也会在阴暗的角落里咕哝着“鼻子”这个词。
对于说脏话,就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是规则导致了违规的行为。在家里,父亲那些禁止性的命令中所表达出的规则限制了孩子的自我,并且还可能使孩子在压抑自我的过程中变坏。压制引发反抗,有反抗自然会寻求报复。许多犯罪行为其实都是报复。要消除犯罪,我们必须消除那些让孩子想要报复的事物,我们必须对孩子表现出爱和尊重。
两种偷窃行为也应有所区分:正常孩子的偷窃行为和有神经官能症孩子的偷窃行为。一个自然、正常的孩子偷窃,只是想满足自己的获取冲动;抑或,他和朋友们一起,想尝试冒险。对于“我的”和“你的”的概念,他还没有区分开来。许多夏山的孩子在达至一定的年龄之前,都存在这样的偷窃行为,但他们可以自由地度过这一阶段。
学校里的盗窃大多为群体事件。群体盗窃表明冒险在偷窃行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是冒险,更是炫耀、进取和领导力。
只是偶尔,才会见到单个的盗窃者——总是一个狡猾的男孩,有一脸天使般的纯真。事实上,你永远无法光凭看脸来分辨出一个年轻的窃贼。然而,我看到不少到13岁时还在偷窃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成为诚实的公民。事实似乎是,孩子们成长所需的时间,比我们惯常认为的要长得多。我所说的成长,是指成为一个社会人。
在夏山,冰箱或钱箱是不能不上锁的。在我们的特别法庭上,孩子们会指摘他人私开自己的行李箱。哪怕是只有一个小毛贼,也会使整个社区警戒起来。
第二种偷窃是一种习惯性、强迫性的偷窃,是孩子神经官能症的表现。有神经官能症的孩子偷窃通常是缺爱的表现,动机是无意识的。在几乎每一个被认定的青少年偷窃案件中,当事孩子都感到不被爱。他的偷窃行为是一种想获取有价值东西的象征性尝试,不管所偷窃的东西是什么,他无意识的愿望都是在偷爱。对这种偷窃行为的疗愈,只能通过找到一种直接的方式向这个孩子表达爱。
我想请那些有习惯性不诚实的孩子的父母谨记,他们必须首先自我反省,看看自己的哪些行为方式造成了孩子的不诚实。在学校创建的早期,有一次,有个16岁的男孩被送了来,因为他是个声名狼藉的窃贼。当他抵达车站时,他给了我一张他父亲在伦敦为他买的半价车票——一张通过压低男孩的年龄而买到的票。
几年前,一个年轻人被送到我这儿。他是个真正的骗子,盗窃手段高明。他刚来一周,我就接到了一通利物浦的电话。“我是X先生(英格兰的一位知名人士),我侄子在贵校。他写信给我,问是否他可以来利物浦待几天。请问您介意吗?”
“我完全没问题,”我答道,“但他没有钱,谁来支付他的旅费呢?最好和他的父母联系一下吧。”
第二天下午,那个男孩的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她接到了迪克叔叔的电话。她和她丈夫方面同意亚瑟去利物浦。他们查了一下旅费,要28先令,问我能否给亚瑟2英镑10先令。
原来两通电话都是亚瑟从本地电话亭拨出的,他惟妙惟肖地模仿了老叔叔的声音和他母亲的声音,把我给骗了。在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之前,我已经把钱给了他。
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我俩一致认为,错误的做法是要求亚瑟退还这笔钱,因为他多年来一直是被这样对待的。我妻子建议不如给他些奖励,我同意了。深夜,我去了他的卧室,高高兴兴地对他说:“你今天很走运。”
“可不是嘛!”他说。
“确实是,但你的运气比你想的还要好!”我说。
“你是什么意思?”
“哦,你妈刚刚又打来电话,”我轻松地说,“她说她把票价弄错了,不是28先令,而是38先令,所以她让我再给你10先令。”我漫不经心地把一张10先令的钞票丢在他的床上,没等他开口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他去了利物浦,留下了一封待火车开车后才转交给我的信。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尼尔,你比我演得更好。”此后几周,他一直追问我,为什么要给他那张10先令的钞票。
过去,当我与更多的青少年犯罪分子打交道时,我一次又一次地对他们的盗窃行为施以奖励。数年后,直到那个孩子被治愈后,他才意识到我的称许在其中的作用。
要是我足够富有,我想我应该会开办两所学校——一所为简单和正常的儿童开设,另一所则是拉开一点距离的预科学校,专为那些心怀仇恨和反社会习惯的人所设。像我们这样把这两种孩子混在一起确实有一些好处:正常的孩子因此而变得更加宽容和老练。但与此相反,坏处是这些问题孩子往往会带坏其他人,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孩子。当较小的孩子非常有心去上课、建造船只或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时,我们帮派成员中的一个,比如一个13岁的家伙吧,就会带着他们去盗窃、搞破坏,抑或无所事事、百无聊赖。
在自由之下得到治愈并没有捷径可走,这注定是一条漫长而令人疲惫的道路,直到问题孩子转变立场。我深信,我们的性格是在生命的早期成型的,尽管它们后期可能经由环境或治疗发生改变,但一些无法改变的因素将始终存在。我在自己身上就能找到加尔文主义的印记,这些非理性的恐惧源自我生命最初的几年。
目前,我们的自治实际上已经腐朽,部分原因是所有年长些的男孩都是新生,在严格意义上还不是夏山人;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有太多老生属于问题学生,他们太过以自我为中心,有心理问题,无法成为好公民。我们几乎每周都会就社区精神的缺乏展开特别讨论。有一两个学生会指摘我的年龄:“尼尔已经太老了,他不理解我们,还埋怨我们不遵守规则。”这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夏山突然声名鹊起,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可能确实有点难以承受。我想,在和问题孩子打了50年的交道后,是时候让自己歇一下了。
为什么我曾把一本书命名为《问题孩子》?这个书名对数百位不知拿他们令人头疼的后代如何是好的父母来说,像一剂灵丹妙药。其实,对这所学校的魔咒在于,它从来没有机会基于非问题学生向外界展现自己的节奏。我们总有一小撮反社会分子,会干扰到其他孩子的自由。这的确也有积极的一面。不断与问题孩子打交道,使得其他人怀有一种可能永远无法从普通学校生活中获得的慈悲心和宽容心。10岁的时候就能成为陪审团一员,审判一个违规者,这在夏山是稀松平常的事,也肯定会给予孩子们一些其他学校系统无法提供的颇有价值的东西。
我经常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谈及夏山的成功,现在让我再来写写夏山的失败好了。我觉得我们太紧密追随荷马·莱恩的指引了,他的大旗上写道:“站在孩子的一边”。我们一直把那些应该在离开我们之前早好些年就送到其他类型学校的孩子留在夏山,其中最糟糕的例子就是霸凌者。我们曾见过一个男孩实施霸凌好多年,使得其他一些年纪小些的孩子深感恐惧;我们也看见他毫无精进地在大会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审判;我们也曾不放弃一个让其他女孩深陷仇恨、变得恶毒的问题女孩。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站在孩子的一边,我们还经常试图让父母承担他们的义务。“如果你把他送回家,我们又能为他做什么?没有哪所公立学校会有一个14岁还大字不识的孩子。”“我们正在搬家,不能让她住在家里。”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不会从父母或孩子那里收获感激,不会的。我们甚至猜得到,他们还可能会转而反咬我们,将失败归咎于学校。我能想起两个持这种态度的老生:“要是我去的是一所他们能教会我学习的好点儿的学校多好……”我们真该有一条严厉的规则:如果三个学期后,霸凌行为依然存在,那就必须走人。我认为现在施行这样的规则还算为时不晚。
我们一直反复在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留下那些由于家庭爱的缺失而几乎没有可能改善的孩子。把这样的孩子赶出去是很困难的,因为虽然假期代表着地狱和仇恨,上学期间才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时间。一个缺少爱的家庭与智力水平不正常相伴相生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们真应该再次有所行动。在不被强制的情况下,智商低下者没有胆量或兴趣来上课,因此他们落于人后。再后来,如果他们稍有些学习欲望,也会因为不识字而羞于去课堂。这样的孩子日后很可能会再次将教育的缺乏归咎于学校,他们也没有真正理解自治或社区生活的意义。自由对那些拥有足够的自由情感和自由智力来消化吸收它的人最为有效。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犯的一个错误,也是一个我们无法很好地避免的错误。我不止一次地写过,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不会招收7岁以上的孩子。我从来都不是有钱人,因此我不得不招收了过多的大龄学生,而他们因年龄过大,已无法体味自由。每个走入自由的孩子都会在某些方面产生一些问题,而普通的男孩女孩,年龄在13岁及以上的,肯定会经历反社会的阶段,浪费、破坏、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到甚至连玩泥巴的兴趣都没有;许多人有家长/教师情结,对学校的教职工表示厌恶。埃娜承受过其中的大部分,因为她作为提供食物的母亲形象,也作为看到并反对诸如在餐厅乱扔食物等反社会行为的人。我也从年龄较长、惧怕父亲、有时候遭父亲打的大男孩们那里感受到了诸多的恨意。为什么这样的父亲会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夏山,这让我十分不解。
后来者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理解我说的全部意义。我已经把三个大男孩送回了美国。我告诉他们的父母,他们在学校一无所获。他们孤僻而不是反社会,他们吃睡在学校,但白天,甚至经常一直到很晚,他们都在城里和他们的伙伴们一起玩——这通常标志着一种自卑感,仿佛是在说:“我在学校里籍籍无名,但在镇上我可是个人物。”他们为证明这一点甚至不惜花费一些金钱。
《夏山学校》一书在美国的出版,为我们带来了大批学生的涌入,其中的大多数都不错,但问题是你不能在学生到校前面试他们。我们大多数年长些的男女生,无论是本地生源还是外国学生,都会在7月份离校,埃娜和我都赞成拒收十几岁的学生,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所由自由成长的孩子组成的学校。目前,我们9—11岁的孩子群体由一群聪明、善解人意的男孩和女孩组成,再过两三年,他们将为自治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现在就很合群。
学校犯过的一个错误,不,应该说是一个失败,就是没能消除恐惧。除了一两次之外,我们的教职员工在消除恐惧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我们的学生却未能实现成功。一个虐待狂可以让10多个年纪小一些的孩子感到不开心和恐惧。在任何特殊情境下,都很难做决定。我很清楚地看到,大多数仇恨行为的案例都能溯源为婴幼儿时期缺爱。我明白学校没有办法抵消这种源头的危害,也无法化解假期里孩子的母亲、继母或父亲释放出的恨意。
我不知道其他寄宿学校怎么处理这些缺爱的学生,我听说有些学校干脆将他们一甩了之,有可能推荐他们“试试夏山”。我已经到了能够乐于丢弃的阶段,不是丢弃那些只会偷窃而不受人待见的孩子,而是丢弃满心仇恨和好斗的孩子。我早就讲过,不应该为了一个霸凌者而牺牲10多个小孩子……但我却像个懦夫一样,没有将我所宣扬的这些东西付诸实践。我想从现在开始这么做,如果我有任何犹豫,那只意味着我还不知道该把那些格格不入的孩子送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