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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心理学中的生物学派、行为主义学派、精神分析学派坚定地站在决定论这一边：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是每一个人独特的基因和独特的成长环境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的。但是心理学中的人本主义学派让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仍然可以让我们在很多选项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一念之差就可以创造不同的未来。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影响一个人当前的生命状态的三种力量：基因、成长经历（环境）、自由意志。
第一种力量：基因
霍尔巴赫的“人是一个物理的东西”的话，不幸言中了。威尔逊所开创的社会生物学研究，似乎证实了霍尔巴赫的观点。“如果说大脑是由100亿个神经细胞所构成的机器，那么心灵则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解释为由有限数量的化学和电子的反应构成的活动总和，界限限制了人的期望——我们是生物，我们的灵魂不可能自由地飞翔。”
双生子研究
基因与环境，对于塑造一个人的智力和性格，哪一个更重要？双生子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基因的作用大于环境。简单而言，大量研究比较了四种同性别双生子在智力和性格上的相似程度：在同一个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同卵双生子（A组）、在不同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同卵双生子（B组）、在同一个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异卵双生子（C组）、在不同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异卵双生子（D组）。
同卵双生子的基因几乎100%一致（当然性别肯定一致）。异卵双生子的基因平均来看，有50%的一致性，这跟普通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一致性没有差别，性别有可能相同，也有可能不同。该研究特意选择了同性别的异卵双生子。双生子是同卵还是异卵，从长相上就可以判断，一目了然。
在同一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双生子，其成长环境比较接近。在不同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双生子，其成长环境相差较大。
这类研究虽然不是实验研究，而是相关研究，但是很能说明问题。显然，同环境同基因（A组）的相似度最高，不同环境不同基因（D组）的相似度最低。关键在于B组和C组，谁的相似度更高。研究结果是B组的相似度更高，说明基因的作用大于环境。在身高和智力这两个领域，基因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
2009年众多心理学家 [2] 合作汇总了6个研究的数据，包含来自4个国家的11000个双生子的智力数据，得出了基因的作用大于环境的结论：基因对智力差异的解释力为56%，环境对智力差异的解释力为21%，而且，年龄越大，基因的影响越小。
最新的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之间的基因并不完全相同，在出生之前的基因突变多达300个。这一发现可以更好地解释同卵双生子在智力和性格上的不同，也就是说，更好地支持了基因决定论。
最近二十多年来双生子研究的结论是，人与人之间领导力差异（以统计学指标“变异”或“方差”计）的三分之一可以由基因解释。更有研究发现，一段特定的DNA（编号RS4950）与一个人能否当上领导有显著的相关性。
美国通俗心理学期刊 Psychology Today 上的一篇文章说，领袖的内在品质，三分之一是天生的。文章援引的研究发现，这天生的三分之一是：外向的性格、勇气（大胆，果敢，冒险）、智力（包括读懂人际情境的能力）、同理心（读懂人心的习惯和能力）。
研究人类无法用实验法，但是研究动物可以。蜜蜂的一些行为是基因决定的，例如，讲卫生的习惯（把脏东西踢出蜂巢）、进攻性。一些鼠类的性行为和挖洞行为都是由基因决定的。拉布拉多白足鼠滥交，灰背鹿鼠奉行一夫一妻制。灰背鹿鼠把巢穴建得很棒：走廊很长，卧室深藏，还有逃生口。而拉布拉多白足鼠的家，走廊很短，也没有逃生口。这种盖房子的基因是显性基因，这两种鼠的杂交后代都会盖房子。杂交鼠再与拉布拉多白足鼠生出的杂交鼠，挖出来的巢穴就五花八门了，有的是长走廊加逃生口，有的是短走廊加逃生口，有的是长走廊没有逃生口，有的是短走廊没有逃生口。
双生子研究并没有否定环境的影响。理论上讲，遗传与环境之间应该交互作用。我经常举的例子是，面对同样的父亲打孩子泄愤的行为，不同基因的孩子的反应不同：有的怀疑人生（发展出抑郁症倾向），有的对同伴施暴，有的反抗直到打得过父亲，有的早熟变得很懂事儿甚至学会了安抚暴怒的父亲（这种孩子最可悲）。我的意思是，同样的境遇会引发不同的反应。这些不同反应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基因。
反应范围的观点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遗传与环境之争。这种观点认为，基因设定了某个特质的上限和下限，而环境决定了一个个体究竟把这个特质发展到上下限之间的哪一个点。例如，姚明的基因决定他的身高在2.1米到2.6米之间，由于姚明成长过程中获取营养不是很理想，他最终长到2.26米。智力、性格、身心健康，都遵从这个道理。
从基因型到表现型，基因控制着蛋白质的合成和酶的释放，决定着个体的独特性。虽然基因的力量强大，但是基因的表现方式并不是不可变通的，例如，环境可以影响基因表达，但也远非一一对应，仅影响身高的基因就有几百种。基因就像一个英明的领袖，坚定地指明方向，同时留有一定的灵活性，以顺应环境的要求。
承认基因是决定人生的第一力量，不等于宿命论，更不是悲观。相反，承认基因是决定人生的第一力量，有利于人类幸福。从教育到医疗，莫不如此。不仅要因材施教，而且要因材施医。例如，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塔克林对某些患者（携带E2或E3基因）的有效率为80%以上，对另外一些患者（携带E4基因）则基本无效。
生理解剖：大阴茎和大脑壳
人类想了解自身，先要了解人体。虽然人类已经对人体有了很多的了解，但是人体之谜仍未完全解开。
如今大多数人受不了解剖尸体的恐惧和恶心，本想学医也会放弃。我们不得不钦佩16世纪比利时人维萨里，他好奇人体的构造，当时解剖尸体是大忌，他竟然去偷尸体。在解剖学诞生之前，我们只能对比人类与动物的外观。柏拉图发现人是没有毛的、双腿直立的。直到近代，我们才知道，人类有一个器官的比例非常大，可能是地球上所有动物里面比例最大的。这个器官就是阴茎。大猩猩比人的体型大很多，但是阴茎很小，黑猩猩和红毛猩猩阴茎稍大，也不如人类。学者们对此非常好奇，提出了各种假说，有人觉得人类的性器官大是因为人类好色。我觉得他们想多了。好色不以性器官的大小为前提，性器官大也好小也好，人都可以好色。关于人类好色的问题，我在下一章专门讨论。
我的看法很简单：人类男性的阴茎和人类女性的阴道是配套的，阴茎大，阴道也大。阴道必须大，因为人类婴儿的脑壳很大，人类新生儿的块头比猩猩宝宝大好多倍。
人类的脑袋大，因为其里面装着高度发达的器官：脑。这是关键。感谢脑科学和神经科学，我们对于大脑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对我们理解人性，是一个重要飞跃。但是总的来说，大脑还是一个黑箱子。记录脑电活动的仪器也许很精密，但脑电活动只不过是大脑活动的一个副产品。脑电活动的模式跟心理活动的关系非常远。
第一，脑分上下，不分左右。
脑科学家戴维·林登（David Linden）清晰地描绘了人脑的功能定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丝毫没有哗众取宠的科普作者常有的那种夸张。他说：“人脑的最高级功能，包括意识和决策，位于脑的最顶端和最前端，即大脑皮层。最低等的下意识控制着呼吸节律、体温等身体机能，位于下面和后面，即脑干。介于皮层和脑干之间的中枢，负责较高级的下意识功能，例如，感觉（中脑）、体内平衡和生物节律（下丘脑）、动作协调和感觉调节（小脑）。边缘系统，包括杏仁核和海马，是意识与无意识交汇并存储某类记忆的地带。”
左右脑，功能不完全对称，仅此而已。
第二，进化不是重新设计。
造物主很懒，他不喜欢另起炉灶重新设计，而喜欢在原有的东西上加进去新东西。林登对于大脑进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冰激凌甜筒。大脑的进化，就像从冰激凌机器里面向锥形筒里注入冰激凌，从下往上越来越多。人类的大脑比其他动物高级的地方，只在于大脑皮层，相当于最上面的那一个小尖儿。皮层以下的中枢神经系统与其他哺乳动物的无异。而且，包含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的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都是神经元，所有动物的神经元基本一样。
第三，功能分区是谣传。
林登指出，基本的下意识反射，如呕吐反射，神经通路有明确的定位；复杂的心理活动，如记忆和决策，几乎没有特定的位置。就算发现了某个位置，这个位置也会变动。
人类不懈地探索，希望用简单的方式了解决定个体差异的因素，但真相要复杂得多。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说法。19世纪的颅相学，20世纪的体型说，目前看来都不靠谱。21世纪的脑神经科学，希望不要步其后尘。
19世纪初德国解剖学家加尔（Gall）创立颅相学，认为脑型决定性格。事实证明根本不靠谱。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谢尔顿（William Shelton）在20世纪提出体型说，认为体型决定性格。他把人的体型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内胚型、中胚型和外胚型。内胚型的人身体圆润、脂肪较多、肌肉较软，性格外向、贪图享受。中胚型的人肌肉发达、骨骼结实、体格健壮，性格果断、敢于冒险。外胚型的人瘦长、骨架小、脂肪和肌肉少，性格内向、敏感，有艺术家气质。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理论。
内胚型
中胚型
外胚型
第二种力量：成长经历（环境）
行为主义的尴尬
1930年，行为主义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John Watson）写道：“给我一打健全的儿童，我可以用特殊的方法任意地加以改变，或者使他们成为医生、律师、艺术家、豪商；或者使他们成为乞丐和盗贼，无论他们的天赋、偏好、倾向性、能力、职业，以及祖先是什么种族。”
戴维·瑞默（David Reimer）的悲惨案例，直接打了行为主义者的脸。这个事件的起因是瑞默的小鸡鸡，这个事件的结局，是瑞默的自杀。悲剧的罪魁祸首，是获奖颇多的著名心理学家约翰·马尼（John Money）。他的观点是，性别观念和角色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这个观点与行为主义一脉相承。
瑞默于1965年出生，在8个月大的时候，他和他的同卵双生兄弟都做了包皮手术，他的兄弟成功了，他却不幸遭遇医疗事故，失去了小鸡鸡。如果你遇到这种倒霉事儿，你会怎么办？
瑞默的父母听了专家马尼博士的意见，拿瑞默当女孩养。在那个行为主义流行的时代，专家组一致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瑞默在22个月的时候，做了睾丸切除手术，还改了一个女孩的名字。按照马尼的建议，父母一直把瑞默当女孩养，而且瑞默每年都接受马尼的性别角色辅导。马尼把这个性别角色再造作为成功案例写成论文，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但是瑞默并不喜欢做女孩。14岁的时候，当父亲告诉瑞默他的医疗事故的时候，瑞默决定做回男孩，并且再也不去接受马尼的辅导。22岁的时候，瑞默开始注射睾丸酮，切除了由于注射雌性激素长出来的一对乳房，并装了一个人造阴茎。25岁时，瑞默娶了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女人。在32岁那一年，瑞默把他的遭遇公之于众。同卵双生兄弟因过量服用抗抑郁药意外死亡，由于面临就业压力，加上妻子离去，瑞默于39岁自杀。
通过瑞默的传记《天生我才：被当作女孩养大的男孩》（ As Nature Made Him：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Girl ），我们了解到，瑞默从未觉得自己是女孩。他饱受小伙伴的欺凌和排斥。雌性激素和女性服饰并没有把瑞默塑造成女人。
瑞默的悲剧，提醒过于自信的科学家们，我们对人体和生命的本质了解得太少了。跟生命的奥秘相比，人类的生理学知识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们只知道注射激素，我们完全不能掌控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狂妄的马尼也很受打击，从此绝口不提瑞默案例。这是马尼的耻辱，是行为主义的耻辱，也是整个心理学界的耻辱。瑞默的悲剧，也让想做变性手术的人三思而后行。
习得的人性
但是行为主义并没有全错。人之所以为人，既由基因决定，又离不开社会环境。社会化是生物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狼孩（及其他被动物养大的人类）虽然是人类基因，但是并没有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类。行为主义用学习解释社会化。心理学里面的学习，可不是听听课、记记笔记、考个试这种学习，而是特定行为因效果的不同固化或改变的过程。巴甫洛夫的狗，看到食物会流口水。如果每次看到食物时都看到汤姆·克鲁斯，那么多次以后，不用看到食物，只要看到汤姆·克鲁斯，狗就会流口水。这叫经典条件作用。
动物学习中，本能和试误
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而模仿和概念学习只在智慧极高的动物中被人类观察到。
动物行为学家劳伦兹发现印记的作用：鸟类有一种本能，会跟随它们生下来第一眼看到的移动物体，不管这个移动物体是生它的母鹅、喜欢吃烧鹅的人类，还是会动的变形金刚玩具。这个发现，几乎把先天和后天的交互作用讲透了。跟随第一个移动物体是先天本能。跟随哪一个移动物体是后天影响。这个实验将我们推向决定论而远离自由意志。
除了前面说过的经典条件作用，还有一种操作性条件作用，也叫试误。试误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猫要打开有简单门闩的门，会一顿乱抓，先做再说，多做多错，可是要是有一次蒙对了，就算学会了。下一次直接做对。
人类的学习以本能和试误为起点，主要依靠模仿和概念形成。猴子看到人类洗水果然后再吃水果，就会模仿。其他部落的猴子也会模仿。这是第三种学习，叫观察学习。概念形成是第四种学习，也有人叫作认知学习。我们熟悉一条路线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试误，看看走到哪里左转，走到哪里右转，一旦因修路走不通，就不好办了。第二种方式是认知学习，我们脑子里有了认知地图，无论哪条路走不通，我们都可以走别的路到达目的地。显然后一种方式更加有效。
举个例子，动物舔舐伤口，有病就休息，这是本能。神农尝百草，治好就记下药方。西方早期治病用放血疗法，中国早期治病用辟谷疗法，这是试误。现代医学知道病理和药理，这是概念形成。当你有了病理和药理知识，你就知道为什么放血和辟谷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你就会找到更有效的疗法。
心理学家研究动物形成概念的能力，发现一些聪明的动物有形成概念的能力。按照皮亚杰的等级，最聪明的动物（猩猩）充其量达到人类认知的第二个境界：前运算阶段。例如，对数形成概念，对大小、多少形成概念。前运算是人类几岁的孩子的思维水平，猩猩无法进入人类十几岁能够实现的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阶段。
人类凭什么碾压其他动物？答案可能是人类具有较高的学习能力。高度发达的概念形成能力是人类特有的学习方式，人类跟其他动物竞争，属于“降维打击”。
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动物会的，人类自然也会。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在1932年用17种本能理解人性：饥饿（Hunger）、排斥某些物质（Rejection of Particular Substances）、好奇（Curiosity）、逃跑（Escape）、好斗（Pugnacity）、性（Sex）、母性和父性（Maternal/Paternal Instinct）、合群（Gregariousness）、自信（Self-assertion）、服从（Submission）、建设（Construction）、获取（Acquisition）、求助（Crying Out or Appeal）、笑（Laughter）、舒适（Comfort）、休息和睡眠（Rest or Sleep）、迁徙（Migration）。虽然麦独孤不否定后天学习的作用，但是他认为本能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和目标导向。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本能只有两样：性和攻击性。就是做爱（生本能）和作死（死本能）。前者确保个体生存和种族延续，后者比较令人费解。他认为人生的目标是死亡。人的死本能对内释放体现为自虐、自伤和自杀，对外释放则体现为敌意、攻击性、杀人和战争。几乎没人不认同生本能，几乎没有人认同死本能，连精神分析的同行，甚至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都不认同死本能。因为这有悖常理。对于我来说，只有把它跟柏拉图对于死的理解联系起来，才能找到一点点逻辑。
虽然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派被行为主义者彻底否定，但其实，两者都重视成长经历。行为主义者用学习和行为塑造来解释一个人当前的状态，精神分析学派则用无意识、早期经历和创伤体验进行解释。
人类不用学习就会的东西还是有的，但是很少。似乎，越高级的动物本能的行为越少，这给了高级动物适应环境的灵活性。猫上厕所（把粪便埋起来）是本能，人上厕所就不是本能。如果是，那厕所就不会是冲水的，一定是用土埋的。心理学家研究新生儿的实验，几乎都证明了学习的作用大于本能。新生儿刚生下来就对人脸感兴趣？否。新生儿刚会爬就知道不往坑里爬？否。著名的视觉悬崖实验告诉我们，刚刚会爬的婴儿根本不怕悬崖，用爬行探索过环境的婴儿才会恐高。这就验证了洛克的“白板说”（Blank Slate）。
视觉悬崖实验
那么环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心理学对此有过大量研究。研究的结论是：在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孩子，如果基因没有相似性，那么他们长大后性格的相似性跟随机选出来的陌生人之间的相似性没什么不同。同卵双生子无论分开养大还是在一起养大，他们的性格没什么差别。正常的环境对性格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基因注定了人的性格，像土壤差不多，就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对那些动辄把性格偏常甚至犯罪归咎于原生家庭的心理治疗师而言是个坏消息。当然，极端的成长经历，例如，创伤体验对性格形成的作用不可忽略。就像种花种草，若盐碱太重，太旱太涝，花草根本活不了。创伤体验通过改变大脑的神经环路，塑造甚至改变性格。在《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疗愈中的大脑、心智和身体》中有很多鲜活的案例。
即便如此，经历类似的创伤，不同人成年后的性格和行为模式依旧存在天壤之别。例如，同样遭受性侵，有的人抑郁甚至自杀，有的人用建设性的方式应对创伤，生活质量依然很高。
除了极端的成长经历，一些特殊的经历也会影响和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研究证实，职业和婚姻的作用不可忽视。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补充上另一句就完整了：女怕入错行，男怕娶错妻。
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据说有三种方式。第一，具备某种基因的人选择并创造环境，例如，攻击性强的基因会选择竞争性的环境，并且这些基因携带者的敌意会引发周围人的敌意，从而让环境变得充满敌意。第二，父母不仅传递基因而且替子女选择环境，例如，孟母三迁，可能孟子的母亲把自己“好好学习”的基因传递给了孟子，而且帮他选择合适的环境。第三，环境会对不同基因产生不同的反应，例如，长得丑被吼，长得美被宠。
基于我所知的研究结果，我认为基因对人的智力和性格形成的作用占70%，成长经历的作用占20%。这两种力量就已经说明了一个人目前智力和性格的90%。
第三种力量：自由意志
一个成年人，其基因无法改变，成长经历亦无法改变。更可怕的是，这两样所共同塑造的智力和性格，将极大影响一个人现在的选择。当一个人成熟到一定程度，他会反思：我是谁？我要去哪里？自由意志，真的对未来之路的选择有影响吗？如果有，这个影响有多大？这个问题，哲学和心理学界争论不休，我也没有答案。
斯金纳认为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我们往往以为我们在做某个决定的时候用的是自由意志，其实我们过去的经历使我们注定要这么决定。实验发现，当一个人在意识到他决定行动之前，大脑皮层的相应部位就已经有了神经活动。这种现象叫作“准备电位”（Readiness Potential），是一种无意识蓄势待发的状态。1964年，神经科学家科恩胡贝尔（Kornhuber）和德克（Deecke）发现，人在有意识做出动作前约1秒里，大脑运动皮层会产生缓慢负向脑电波（EEG信号）。20世纪80年代，神经科学家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用准备电位证明大脑无意识活动先于主观决策，挑战了传统自由意志。
器质性病变给人性情造成的变化让人无法相信自由意志，而不得不倒向机械唯物论：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会因为脑部的一个瘤子而变得暴虐；一个性情暴虐的人，也会因为脑部的一个瘤子而变得温和。如何变化取决于瘤子的位置。国内外精神病学教科书上都有这样的案例。例如，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本来好好的，从某一天开始就突然变成色狼，不仅骚扰周围的异性，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也蠢蠢欲动。他仍然有是非善恶的判断力，但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只求眼前的满足，而不计后果。后来，医生发现他脑子里长了瘤子，就切掉了。然后他一夜之间就又回到好人状态。过了一段时间，他老毛病又犯了，去医院一检查，他脑子里的瘤子又长出来了，于是再手术，切掉瘤子之后，他又变成好人。医学界认为，脑瘤让他丧失了对性冲动的控制。
前面说到，创伤会改变大脑回路，但是现在有些学者和治疗师所倡导的神经重构（Neuroplasticiy）也不无道理。神经重构就是通过心态的调整和积极的活动改变神经回路，他们称之为重新布线。这是人类自由意志的曙光。
科学家们一直在神经系统中寻找快乐中枢，但是找不到。可能快乐在大脑中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位置。2015年日本的研究者通过核磁共振（MRI）发现，快乐的人的楔前叶的灰质比一般人厚，但这又如何呢？媒体开始夸大地报道，说快乐中枢被找到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迟早会操纵记忆、梦境，以及情绪和心境。人类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幸福，当人类可以通过操纵自己的神经系统并不以健康为代价来实现无条件幸福的时候，也许自由意志才会真正实现。
在三种力量之间，生物学派最看重基因的作用，行为主义学派最看重成长经历。精神分析和认知学派则在两者之间。行为主义学派和生物学派虽然对立，但是都支持决定论，都否定自由意志的作用。只有人本主义心理学最看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核心概念。20世纪中叶，作为对当时盛行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这两个学派之间也互相掐架）的反叛，人本主义号称自己是心理学的第三势力。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和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是人本主义的鼻祖。马斯洛认为，人只要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以及社会需求，就会有一种发挥自己生命潜能的动力，这种动力叫作自我实现。他研究的自我实现者，都是名人中的大好人：甘地、马丁·路德·金、林肯、爱因斯坦……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马斯洛过于浪漫了。第一，他把这些人理想化了，这些人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弱点和丑恶。第二，这些人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并非一定是自由意志所致。
罗杰斯是个心理治疗师，他提出以治疗对象为中心的治疗理念，强调自由意志的作用。他认为，如果我们强调决定论，那么个人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让我想起克林顿把自己的好色归咎为童年经历。其实，决定论，并非逃避责任的借口。目前的司法中有一个备受争议的地方：如果证实一个人有精神病，这个人就可以减轻或免于刑事责任。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很荒谬的逻辑。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在七八岁的时候，从他的行为表现中我们就可以预知他将来是否会犯罪。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预测的准确率高就限制他的自由。作为一个决定论者，我认为精神病患者，也应该为自己的罪行负全责。
假设性结论：基因和成长经历比主观能动性更能够造就人的个性，但是这些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已经逝去的历史，我们唯一可以把握的，是我们仅有的一点点可做选择的自由意志。
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的书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书名直译的意思是“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被翻译成书名《人性的弱点》，但里面根本没谈人性的弱点。休谟的《人性论》也没怎么谈人性，至少不像心理学者那样谈人性。我们看了马斯洛关于人性的理论（需求层次），觉得对人性的认识有了顿悟，回过头去看休谟的《人性论》，会觉得不知所云。
人类的自尊心受到过四次打击。达尔文告诉人类，人类其实跟其他动物很接近。这是人类自尊心受到的第一次打击。哥白尼告诉人类，地球并非宇宙中心，它围绕太阳转。这是人类自尊心受到的第二次打击。弗洛伊德告诉人类，人的行动大多源自无意识，特别是本能冲动。这是人类自尊心受到的第三次打击。现代天文学对宇宙进行了观测，仅仅人类能够通过仪器（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而间接感知到的宇宙（光线狂奔457亿年的半径）就有至少两万亿个星系，行星的数量远多于恒星。这只是我们能够间接感知到的宇宙，天外有天，我们就无法想象了。人类太自恋了。诗人屈原对着天一口气问了一百多个问题（《天问》）：“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这些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回答一些，剩下的许多问题则无法回答。据说宇宙源于约138亿年前的大爆炸。科学和宗教在本体论上其实很像。宇宙之大，再一次让人类感觉到自身的渺小。这是人类自尊心受到的第四次打击。
人类的很多痛苦都源于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所以，当我纠结的时候，就看看天空，或者看看NASA拍到的宇宙星辰的照片，瞬间觉得没什么值得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