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

大总统选举方法，有中央主义与地方主义二种现行法。与法国同，系采用中央主义。于参议院、众议院之联合会，选举大总统及副总统，是不适合于中国国情，而为动辄危及民国基础之制度也。似此国家推戴元首之重要问题，为便宜计，使为他目的而设之机关，决定之初为至当与否，于此且不必论。只其于中央立法部所在地，行关于元首选举一切程序之结果，在有如中国广大领土之国家，未必不生不副全国人民多数希望之现象也。因选举者多常住于中央，有关系于中央之事物，遂至受中央势力之影响，自属当然之理。而近察者明，远窥者暗，彼等之目每为面前人物之光华所翳蔽，而将较此更为伟大之人物置之等闲，又为数之所不免，且极其弊之所至，不仅便于中央野心家之利诱，一旦挟武力以临之，则逐其所欲易如反掌耳。是非为法国及其他采此主义之古来历史所证示，而现于我共和政治初幕，诸公所自尝之痛苦经验耶？故此制度宜仿美国之例，改为地方主义。即于各省及各特别区域之首府开选举会，而合计其投票之结果，于中央定当选者之法制也。其选举权者如何规定，则有三法：一，由省议会议员充之；二，由国会议员及省内地方自治体之议员，并加其代表者充之；三，特定关于此项之选举者。就中以第三法为最适当。宜准众议院议员选举之方法，由地方公民中选举大总统选举者。然于蒙古、西藏其他偏僻之地域，则不可视同一律，依便宜之方法定选举人，而以其选举会并于附近交通便利地方之选举会为当。否则，于中央投票计算之程序进行，有迁延时日之虞也。中央投票之集算，当于参议院及众议院之联合会行之。其计算之结果，以得全国选举总员过半数之投票者为当选。倘票数不足，无如斯之当选者，则就比较得最多数者若干名，于中央两院联合会由议员自行投票决定当选者。凡于此等地方及两院联合会之选举，当依秘密主义以无记名投票行之，无待论矣。

总统人物之选择，最需慎重之注意。常戴智德兼备之大人物为国之元首，乃共和政治之最大长所，且殆为其唯一之长所也。即于君主政治之下，依近世政党内阁之树立，虽足缓和关于此点之短所，而君主人物之臧否，犹影响于国政之隆替者匪鲜也。若于共和政治不得十分发挥此长所，尚复有何价值耶？关于总统人物之选择，宜广扩眼界于各地方、各阶级，努力于得一代最善之人格者，由是不必定于军人中物色之。军人原来出身行伍，多不知政治之要道，往往酿该撤主义之祸者。彼辈也征之他国往例，军人之为共和元首，宁属例外。如美国者，尤最用意于此者也。在中国今日之时代，求其人于军人中诚非得已，而于将来宜竭力求速脱于如斯之情势，共和政治其庶几乎！

次于副总统之兼任他职，亦须稍加考虑。原夫设副总统之旨趣，为应大总统缺位时或有故障时之急也，从而使兼摄有政治的势力，有责任之职务，为不副本来设副总统之精神，种种弊端且惧由此肇启也。故如美国，则以副总统充上院议长之闲职。然如斯则其人必须有法律上之智识，是将局限人物选择之范围，而使之狭。于中国法，可不必仿效之。然其可兼职司之种类非上院议长，则当为参谋总长，或大理院、平政院、审计院等主长之类。如彼内阁总理、其他各国务员，皆不可使之兼摄，尤以陆军总长为最不可。非必为其实权，足以凌挟总统也。既组织责任内阁以上，若于负责而联袂挂冠之时，将如何乎？关于失政，既任其责，而副总统之地位仍可泰然留之乎？投共和元首于寻常政争涡中之有害于国，即于副总统亦与大总统同其旨趣，于副总统许此种兼摄，即陷于此弊者也。不宁唯是，即如军队司令官并地方行政主长等，为一时权宜之计，或可暂令兼摄，论其当然亦未为可，盖恐因是有发生地方第二元首之倾向也。

现行之《临时约法》，其不完全，非如世人非议之甚。以革命中仓皇制定言之，宁当推为杰作。但关于国务员任免程序之规定，为最不得当。即大总统虽有国务员任免之权，而为之须有参议院之决议。当时参议院之权能，今日操之于两院，故其任免须有上下两院之同意。于宪法明文，加如斯之制限于元首之任命权者，世罕其例。袁氏蹂躏之，固因彼之暴戾而然，而其一部亦为《约法》其物之罪也。新宪法宜以国务员任免之权能，举而一任之大总统。即令如斯，而以立宪制运用之结果，自不得不置内阁之基础于议会，此盖从议会政治之发达而能尽其妙用者也。

次如关于大总统之外交权，亦为大须改正之事项。于现行《约法》，宣战、媾和之权，固须议会之同意。即于何种条约之缔结，亦罔不然。而外交官之任免，且须有此。是盖鉴于前清外交当轴之失态，而为此限制，吾人亦不吝其同情。然以外交情事，犹如用兵，须特别之秘密，尤须临机应变之折冲。而以其当否卜之于政争甚炽之议会，然后决之，最反乎事物之性质者也。今也政象一新，多数人民代表中之领袖联袂立于政治之要路，彼曩因庙堂中妇孺之一惧而断国家大事之时代已去。犹加此无用之制度，反致坐误机宜，何其迂也。夫外交之事尽可安心，以任诸元首与政府当道之手腕，只其条约之结果影响，可及于有宪法上保障之人民权利义务者，则视为所谓立法事项，不得议会同意，则无对于人民之拘束力也。又如攻击的宣战、缔结、变更领土之条约，因其性质，必谋之于国会，以问民意可也。若夫对于外交使节之任免权，而亦加以限制，其视于国务员之任免，加以限制者，犹为愚策也。

关于中央行政，以不佞今日所怀之意见，与旧著《建国策》中所陈者略同，不更赘述。惟于当加关于大总统顾问府一项于正式宪法中之事，欲略论之。现时《约法》，以无此项规定，袁世凯遂立种种怪异之顾问机关，而为一己逞厥野心之阿谀府焉。国会本为行政之监督者，同时亦有为其助言机关之职司。然其开会有一定之时期，在此时期外，遂缺此种手段。查各国制度，或有常置国会委员者，或有特设枢密院、参事院者。又如德之参议院、美之上议院，一面为立法部，同时又为平时于一定程度参与行政事务者。前者不过五六十名，后者不过八九十名，此其规模不仅适于此种任务，且因其议员为联邦各支分国代表者，依是便于全国行政之统一也。中国将来设国会委员会，而充大总统之顾问，固亦不失为一法。然于吾东方之实情，此种制度以为顾问府，殊不满足，为其组成之人员，不能不悉取自立法部。此外，适当之人物每虞有所遗弃，不得为最善之机关也，故宁以折衷。是等诸国之制度，而组织参事院为特别咨询机关为得也。中国虽非联邦，而各省自治体颇有重要之意味。上院参议院为其各省代表者，而参事院构成员之一半仍置基于由参议院选出若干人，而为有参议院常置委员之性质者。他之一半则当由大总统自行广求人才而任命之，其取参议院而舍众议院者，骤见之似失平允。然将来内阁当以议会为根据而构成，而由预算先议权之关系，亦当置重于下院。轻重相称，使两院依是而益得其权衡。且其人物之种类为上院议员者，视下院较为适于顾问官之性质。斯与立法之事，下院之所激争，而以上院缓和之用意相同。使下院领袖之行政与上院出身之顾问官及其他老成练达者相须而调节之，为能发挥民国政治之妙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