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中国政治之刷新，与其为制度之讨究，毋宁以廓清官僚之积弊为首要之急务。质言之，即旧官僚主义之打破是也。所谓旧官僚主义者，即指清朝末世腐败官吏通有之气质。不问其为中央与地方，苟留有此种气质之分子，必当拔除其根株，俾无遗蔓可滋。辛亥革命曾谋以壮快之手段摧拉之，然及袁世凯握天下之政柄，竟又复萌故态，且将因此思想而幻见洪宪朝廷之衣冠也。夫革命之意义，原在以血洗涤积弊，否则虽谋革命至千百次，亦只凶于而家、害于而国。此次义军之兴，倘使袁氏迟死数月，或得以铁血的手段奏廓清积弊之全功。惜也袁氏早死，大势所迫，不能不罢干戈，以至改革之业又复中辍。斯诚千载之恨事，而今已无可如何者也。然诸公将来政治之方针，苟无遗误，则虽依平和的手段以渐达此目的，亦决非难事。是所切望于忧深虑远之诸公者矣。

将来政治之大方针，当以民主共和主义之贯彻为本义，斯实今世之天经地义不可撼摇者也。人或谓中国不适于共和，虽无斯言，而心怀此杞忧者，亦复不少。然是皆不值一辩。共和民主之精神，非欧美白人特有之物，又非今日文明特产之物也。苟按国情而设良法，则施于人类之国家，当无不可之理。况以征之中国，由来改易朝朔之历史，一代帝统之确定，不经十数年或数十年之岁月与争乱，则不能决逐鹿之雌雄。民间因是所蒙之苦厄，迥非想像所能及。此在避关自守，与异域殊邦绝无交涉之古代，尚可忍之。若在列强环视之今日，而敢于出此，必导国家于沦胥之幽渊也。帝统革命，原为中国之特色。泰西诸国，虽非绝无此例，然未有如中国之甚者。欲于将来永绝此危机之根萌，而谋国家之保全与繁荣，则舍坚守民主共和主义之外，更无他途。是则一般国民所当深印于脑中者。于此稍挟豪末之疑团，亦足为国本动摇之因也。

然于如中国自古沿行帝制之邦，每多篡窃枭雄谋危共和之祸，惟于共和初叶为尤然。不佞尝于旧著《建国策》中开宗明义，即痛言其故，当时世多视为腐儒之谈而不屑顾。果未期年，袁氏篡窃之事实竟尔显露。虽赖诸公之义愤血诚，得遏制其野心。滔天之恶潮，卒以潜消，并垂炯戒于后世。民国之基础，反因之而益加巩固。然不佞于此犹欲为一言焉。凡于谦恭下士之时世，莫辨莽之为人，此恒情也。而有稀世之英杰，功德在人，大而且久，则讴歌者遂之启而不之益，是亦民庶心理之所易趋。使袁氏有孟德之智，则必先延总统之任期至于终身，继乃使克定为世袭之总统。计果出此，共和危矣。而将来共和政治万一有危机者，恐即由斯而起。是乃诸公与诸公之后世子孙，所当三思者也。

虽然，民国现时之形势，与旧时大异其趣矣。今日之患不在共和政治之颠覆，而在陷于群雄割据无政府之状态也。盖共和之颠覆，不过国家内部之问题，政治虽因之为篡夺者之牺牲，而犹不必害于国家之存立也。然若群雄一成割据之势，则领土为之分裂，列强乘之，国家之运命岌岌乎濒于危殆。波兰、印度因之而灭，墨西哥、土耳其因之而亡。覆辙在前，不寒而栗矣。吾人读意大利革命史，最令人叹赏者，在其革命主动者之谦让精神。煽动时代之健者马志尼一入破坏时代，即拒将校之任，而甘为加里波的将军部下之一兵卒。迨至建设时代，加里波的将军亦以赫赫之伟勋，让政权于加富尔，而飘然归耕于陇亩。意大利革命之成功，基于此等人士之高风亮节者居多也。今中国之加里波的时代已去，加富尔时代方来。在军人，惟以练兵卫国为本分。破坏告终，建设伊始。政治之事当一听人民代表之国会，与在国会有根据之政府之所为，不可为越界之干涉。而在政治当局，亦宜各弃其私，努力于建设善后之大计，勿局于目前之政争，而忘民国万年永久之图也。

中国依共和政治以谋统一与发展，究以何种制度为宜乎？不佞尝于旧著《建国策》披沥其当时之意见，而以客中匆匆执笔，无熟虑推敲之暇。杜撰之诮，自知难免，迄今阅之，犹汗颜也。矧自尔后时势，几经变迁，执明日黄花之说，庸能叶于今日之时局。然中国果欲施行共和政治，由今重绎前说于根本之策，未见有可更易之所。而诸公现方研讨之制度，其中为鄙见所偶中者正复不鲜，此又不佞自引为荣者也。本编所论，于前编所陈诸点，不更赘举。惟对于因世变而生将来之善后，述其鄙见，意在全超乎党派之外，而立于诚心为贵国谋之第三者地位，贡其忠告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