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秋天，战争一直在继续，只是我们没有再上战场。米兰秋天很冷，天黑得很早。然后电灯亮起来，走在街上看看橱窗，挺愉快的。商店外面挂着不少猎物，雪珠子撒在狐狸毛皮上，风吹动狐狸的尾巴。鹿僵硬地挂着，沉重又空洞，小鸟被风吹起来，风翻起它们的羽毛。这是一个寒冷的秋天，风从山里吹下来。
我们每天下午都要去医院，我们有几条不同的路，在黄昏时分穿过市镇到医院去。其中两条路是沿着运河走，但这两条路太长了。但你总归都要穿过一座运河上的桥，才能进医院。一共有三座桥可以选。其中一座桥上有个女人卖烤栗子。站在她的炭炉前，很暖和，之后栗子揣在兜里也很热乎。医院非常古老，很漂亮，你通过大门进去，然后走过庭院，然后从另外一道门走出去。常常有葬礼从庭院里开始。古老的医院过去，就是新的砖砌病房，我们就在那里每天下午见面，非常礼貌客气，坐在能帮我们大幅好转的理疗器上，互相关切地询问病情怎么样了。
医生走到我坐的机器旁，说道：“战前你最喜欢做什么？你玩什么体育项目吗？”
我说：“有的，我踢球。”
“很好，”他说，“你会比从前踢得更好的。”
我膝盖不能弯，一条腿从膝盖直接到脚踝没有了腿肚子，理疗器会帮我弯膝盖，让膝盖像蹬三轮车一样动起来。但现在膝盖还不能弯，到了该打弯的地方，机器就猛地歪一下。医生说，“这阶段会过去的。你是个幸运的小伙子。你会再次上场踢球的，像冠军一样。”
另一个器械上有位少校，他有只小手，就像小婴儿的手。他的手上绑着两条皮带，上下跳动，拍打他僵直的手指。医生检查他手的时候，他冲我挤挤眼睛，说道：“我是不是也能踢足球啊，上尉大夫？”他曾是个非常出色的击剑手，是战前意大利最棒的击剑手。
医生走到后面房间他自己的办公室，取来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一只萎缩得跟少校差不多大小的手，这是用理疗仪治疗前，理疗后变大了一点。少校用他那只好手拿起照片，非常认真地观看。“枪弹伤？”他问。
“工伤。”医生说。
“非常有趣，非常有趣。”少校说着，将照片递还给医生。
“你有信心吗？”
“没有。”少校说。
有三个小伙子每天都来，他们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仨人都来自米兰，其中一个将来要做律师，一个要当个画家，还有一个当初就想要当个战士，我们在机器上搞完之后，有时候一起走回到斯卡拉歌剧院旁的科瓦咖啡馆。因为四个人一起，我们就敢于抄近道穿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里的人讨厌我们，因为我们是军官，路过的时候，酒馆里常常有人朝着外面大喊，“A basso gli ufficiali
!”还有一个小伙子有时也跟我们一起，凑个五人队，他常常在脸上蒙着一块黑丝帕子，因为他没了鼻子，脸部需要重塑。他刚从军校出来就上了前线，第一次上前线才一个小时就受了伤。他们给他重塑了脸部，但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他的鼻子他们怎么弄也不对。他去过南美，在一家银行工作。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战争一直都会继续，但我们不会再去打仗了。
我们都拿到了一样的勋章，除了那个脸上蒙黑丝巾的小伙，因为他在前线待的时间不够长，所以没资格得勋章。那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小伙子，以后要当律师的那个，他曾是意大利敢死队的上尉，我们每人有一个的那种勋章，他有三个。他以死神为伴的时间太久了，现在就有点超然物外。我们都有点超脱，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见面，我们几个也没什么理由聚在一起。然而我们穿过城里治安不好的地方去科瓦咖啡馆，走在黑夜里酒馆传出来的灯光和歌声中的时候，或者我们还得从那些挤满男男女女的人行道旁推搡而过的时候，共同的经历就会让我们感觉特别团结，而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对此却无法理解。
我们几个都很熟悉科瓦咖啡馆，这里很富丽，很温暖，灯光不太亮，特定的时间比较吵闹，烟雾缭绕，总有姑娘坐在桌旁，墙上报架上挂着带插图的报纸。科瓦的姑娘们都很有爱国热情，我发现意大利最爱国的就是咖啡馆里的姑娘们——我相信现在她们也还很爱国。
一开始小伙子们看到我的勋章，都很客气，问我为什么获得了这些奖励。我把嘉奖函给他们看，里面文字写得很漂亮，充满了fratellanza
和abnegazione
这样的词儿，但拿掉那些形容词，那里面真正的意思其实是说，我得这么些奖只是因为我是美国人。在那之后，他们对我的态度就有了点细微的变化，跟外人相比，我还是他们朋友。我是朋友，但是自从他们读了那封嘉奖函以后，我就再也不能算他们中的一员了，因为对他们而言，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他们都是做了跟我完全不同的事，才立功受赏的。我是受了伤，这没错；但我们都明白，说到底打仗受伤挂彩，其实只是偶发的事故。然而我从来也不为这些奖章绶带感到羞愧，有的时候，几杯鸡尾酒下肚，我会想象自己也做了那些让他们获得奖章的事迹；但是深夜回家的路上，走在空荡荡的街头，冷风吹过，所有的店铺都已关门，我尽量挨着街灯走，心里明白，我永远也做不到他们那样，我非常怕死，常常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惧怕死亡，心想轮到我该回前线的时候，我会怎么样。
那三个佩勋章的人就像猎鹰一样；我就不算什么猎鹰了，尽管在没打过猎的人眼里，我可能看上去也像只鹰，但他们仨心里明白，因此我们就渐渐疏远了。但我跟那个第一天上前线就受了伤的小伙子还是好朋友，因为他本该成为怎样的人，现在完全无法了解；所以他也始终不能被接纳，我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也许他本来也成不了猎鹰。
那位曾经是个很棒的击剑手的少校，他根本不相信勇敢这回事，我们坐在理疗机上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纠正我的语法错误。他曾夸奖我意大利语讲得好，我们很轻松就聊上了。有一天我说，在我看来意大利语是门非常简单的语言，所以我都提不大起劲来；样样事情都很容易讲。“哦，是啊，”少校说，“那你怎么不使用语法来讲呢？”于是我们开始使用语法，很快意大利语就变成了一门很艰难的语言，我得先在脑子里把语法搞清楚了，才敢开口讲话。
少校总是按时到医院来，我记得他一天都没有缺席过，虽然我肯定他根本不相信那些理疗仪。有段时间我们所有人都不相信那些机器，有一天少校说这都是瞎胡闹。那时候机器还很新，我们是要证明其功效的。这是个蠢主意，他说：“空头理论，都一样。”我语法没学好，他说我是笨蛋，难以置信地丢人现眼，说他犯傻了才会跟我费劲。他人很瘦小，背挺得很直坐在理疗椅上，右手径直伸到机器里，皮带一下下拍打着他手指的时候，他就目光直直地看着面前的墙。
“战争结束以后你要干什么，如果会结束的话？”他问我，“按语法讲！”
“我要去美国。”
“你结婚了吗？”
“没有，但我想结婚的。”
“更说明你是个笨蛋。”他说，他看起来很生气，“男人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不要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一定不能结婚？”
“就是不能结婚。男人就是不能结婚，”他生气地说，“要是人注定会失去一切，那么首先就不应该把自己放到一个会失去的位置。他得找到那些不会失去的东西。”
他说得非常生气，充满怨尤，讲话的时候目光直直望着前面。
“可是为什么他一定会失去呢？”
“一定会失去的。”少校说。他望着墙面。然后他垂下目光望着机器，从皮带当中一下子把小手抽了回来，用手拍打着大腿。“一定会失去的，”他差不多是吼道，“别跟我犟！”随后他喊来了操作理疗仪的工作人员，“来把这混账玩意儿关掉。”
他退回到另一个做光疗和推拿的房间。然后我听到他问医生，能否打个电话，随即关上了门。当他回到房间里的时候，我正坐在另一个机器上。他穿着披风，戴着帽子，径直走到我的机器旁，将手搭到我肩上。
“我非常抱歉，”他说着，用那只好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愿这样无礼。我妻子刚刚去世。你一定得原谅我。”
“啊——”我说，替他感到难过，“我太遗憾了。”
他站在那里，咬着下嘴唇。“这太难了，”他说，“我接受不了。”
他目光径直越过我望向窗口。然后他哭了起来。“我完全无法接受。”他哽咽道。然后他一边哭泣，一边扬起头什么也不看，身体挺得笔直，完全是军人仪态，两颊上挂着泪水，咬着嘴唇，他就这样走过那排机器，出了门。
医生告诉我说少校的妻子非常年轻，直到他伤残了不会再去打仗，两人才结婚，她死于肺炎。她才病倒没几天。没人料到她会死去。少校连续三天没有来医院。后来他就跟往常一样按时来了，制服胳膊上系着黑纱。他回来以后，墙上挂起了大幅相框，上面的图片都是各种伤病理疗仪治疗前后的对比照片。少校使用的那台机器前有三张跟他一样的手部照片，都完全康复了。我不知道医生从哪儿搞来的照片。我一直认为我们是第一批使用这些机器的病人。照片对少校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他只是望着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