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码头
他说,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每天晚上,到了半夜就开始哀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会哀号。我们泊在港口,他们都在码头上,午夜时候,他们开始哀号起来。我们总是打开探照灯,照到他们身上,好让他们安静下来。这招总能奏效。我们把探照灯上下扫射照他们两三次,他们就会停下。有一次我在码头上当负责的军官,一个土耳其军官火冒三丈地跑来找我,因为我们的一个水手非常严重地得罪了他。因此我告诉他说,立刻就把那家伙赶回船上去,给他最严厉的处罚。我请他指出那个水手是谁。于是他就指认了一个炮兵的副手,一个人畜无害的小伙子。说他令人激愤,多次冒犯了他;他是通过译员跟我说的。我实在想象不出那个炮兵副手怎么能懂那么多土耳其语,能冒犯到他。我把他喊过来,对他说:“谨慎起见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跟任何一名土耳其军官讲过话?”
“我没有跟他们任何一个讲过话,长官。”
“我相信你,”我说,“但你最好还是回到船上去,今天都别再上岸来了。”
然后我告诉土耳其人,已经打发那人回船上,将对他进行严厉的处罚。哦,最严厉的处罚。这让他非常满意。我们是好朋友嘛。
他说,最糟糕的是那些带着死孩子的妇女。你没办法让这些女人丢掉他们的死孩子。她们的孩子有的六天前就死了。就是不肯放手。你什么办法都没有。最后只能硬取。还有一位老太太,这是个最不寻常的案例。我跟一个医生讲过,他说我是撒谎。我们正从码头上把他们清理出去的时候,必须把死者清理掉吧,这个老妇人就躺在一副担架上。他们说:“你来瞧瞧她行吗?长官?”于是我看了她一眼,就在这时她死去了,立刻变得浑身僵硬。她双腿伸直,腰也挺着,身体变得非常僵直。完全像是夜里早就死去了。她死得非常彻底,身体完全僵硬了。我跟一个医疗专业的伙计说起此事,他对我说这完全不可能。
他们都在外面,就在码头上,那情形并不像是地震之类的灾祸,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土耳其人是怎么样的。他们完全不知道土耳其佬会干出什么事儿来。你记得吧,他们那时候命令我们不许再进港然后开走。我们进来的那天上午,我紧张得要命。他有那么多台大炮,足以把我们从水面炸得完全消失。我们打算开进港,沿码头附近前进一点,放下前后锚,然后炮轰城中的土耳其营地。他们可以让我们从海面上彻底消失,但我们也可以把城里给他炸成人间地狱。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就只是朝我们放了几下空炮。基马尔
下来视察,把那个土耳其司令解职了。理由是越权之类的。他有点妄自尊大。情况差一点就搞成不可收拾的大灾难。
你记得那港口吧。里面漂着好多好东西。我这辈子就只碰到过那么一次,所以做梦都会梦到。比起那些带着死孩子不撒手的,对生小孩的妇女你倒是不大会介意。她们都生得挺顺利。几乎没有人死于生产,这简直令人吃惊。你只需要找东西把她们挡起来,然后让她们生就行了。她们总是挑个船舱里最黑的角落去生产。她们只要能离开码头,别的什么都不在乎。
希腊人也都挺客气。他们撤离的时候,那些驮东西的牲口没办法带走,所以他们就把牲口前腿打断,丢在浅水里算完。那些断了前腿的骡子都被推进浅水里。真是令人愉快的景象呢。要我说,可真是个顶让人开心的场面。
人人都喝醉了。整个一排人摸黑走在路上,全都醉了。我们要去香槟区。中尉总是骑着马冲到田里去,还对它说:“我醉了,我跟你说,mon vieux
。唉,我简直烂醉。”我们整夜都摸黑走在路上,副官总是骑着马走,跟我的行军灶并行,他说:“你必须得把火灭掉。这样太危险。会被发现的。”我们距离前线有五十公里,可副官却还在为我灶上的火光担忧。行军路上可滑稽了。那是我做炊事班长时候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