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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人坐在路边，他戴着副钢边眼镜，衣服上落满灰尘。河上有座浮桥，马车、卡车和男女老少都从桥上过河。拉车的骡子步履蹒跚，吃力地爬陡坡从岸边上桥，有士兵帮忙扳着车轮的辐条推车。卡车开上坡很快就跑远了，农民还在齐脚踝的灰土里踟蹰挣扎。可那个老人就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他太累了，再也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对面的桥头堡侦察一番，看敌人进展到哪里了。完成任务后，我又过桥回来。现在没有那么多马车了，徒步的人更少，可那老人还在。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
。”他说着，露出了微笑。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故乡让他感到愉快，于是他笑了。
“我看管动物。”他解释说。
“哦。”我说，却不太明白他的话。
“没错，”他说，“你瞧，我留下来看管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城的人。”
他看起来既不像是个羊倌，也不像个放牛的，我望着他积满灰尘的黑衣服，落满灰尘的晦暗脸色，还有那副钢边眼镜，我说：“什么动物？”
“各种动物，”他说着，摇了摇头，“我只好丢下它们了。”
我望着这座桥，以及颇具非洲风貌的埃布罗河三角洲
，心想不知道要过多久我们才会看到敌人，同时竖着耳朵随时捕捉第一点声息，那就标志着神秘莫测的遭遇战正式打响，而那老人仍是坐在原地。
“什么动物？”我问。
“一共有三种动物，”他解释说，“有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好把它们丢下了？”我问。
“对。因为炮火。上尉说让我走，因为炮火不长眼。”
“你没有亲人吗？”我问，眼睛望着桥那头，最后的几驾马车正顺着岸边的坡道匆匆下桥。
“没有，”他说，“就只有我说的这几只动物。当然猫没事。猫总是可以照顾好自己，但其他动物我就不知道它们会怎么样了。”
“你政治上啥立场？”我问。
“我没有政治立场，”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我觉得再也走不动了。”
“停在这里可不是个好地方，”我说，“如果你能走，前面往托尔托萨
拐弯的路上有卡车。”
“我等一会儿，”他说，“然后我就走。卡车去哪里？”
“去巴塞罗那。”我对他说。
“那方向我谁都不认识，”他说，“可还是非常感谢你。再次非常感谢。”
他目光空洞疲倦地看了看我，却又开了口，因为他不得不跟人倾诉他的忧虑，他说：“猫不会有事，我敢肯定。没有必要为猫担心不安。但其他的动物。你觉得它们会怎么样？”
“唉，它们多半能平安挨过去。”
“你真这么想？”
“对啊。”我说着，望着远处的河岸，这时桥边已经没有大车了。
“可是炮火来的时候它们怎么办啊？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炮火要打来了。”
“你把鸽子笼打开了吗？”我问。
“开了。”
“那它们就会飞走。”
“对，它们肯定会飞走。可是其他的呢？还是不要想其他动物的出路了。”
“如果你休息好了，我要走了，”我催促道，“起来试着走两步。”
“谢谢你。”他说着站了起来，左右晃了晃，然后朝后一坐又倒在了尘土里。
“我是看管动物的，”他呆呆地说，这次却不再是对我说，“我只是看管动物的。”
没有什么可以帮他了。这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分子正在朝埃布罗河进军。这是个阴天，乌云压得很低，因此他们的飞机没有起飞。这一点，还有猫懂得照顾自己这一事实，就是那个老人所拥有的全部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