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老舍先生虽然已逝世多年，但其文学创作仍以持久强劲的生命力吸引着人们。老舍文学不仅关联着中国人的苦难经验，也关联着人类普遍追求的自由和尊严。

老舍是满族人，本名舒庆春，表字舍予，“老舍”是他的笔名。1899年2月3日，老舍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的一个旗人家庭，属正红旗。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清朝的护军甲兵，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负伤阵亡于护卫京师的巷战中。他的母亲马氏也是旗人，属正黄旗，她在丈夫死后通过替其他底层劳动人民浆洗、缝补衣服来养活家人。1906年，老舍到了该上学的时候，贫穷的家庭无法支付他求学的费用，所幸后来出家成为宗月大师的善人刘寿绵正好来探望老舍的母亲，得知此事后便予以资助，圆了他上学的梦。1918年，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先是担任小学校长，后又升任郊外北区劝学员。1924至1929年间，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书，这一时段，他大量阅读了狄更斯、康拉德、但丁等欧洲作家作品，同时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老张的哲学》，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总体来看，老舍是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交融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巨匠，在艰苦的家庭背景中成长起来的生命体验，上下求索、追逐新知的受教育过程，以及海外漂泊的异域经验，决定了老舍身上那些最珍贵的气质，如朴素的家国情怀，勇于担当的岗位意识，外柔内刚的脾气秉性，悲悯宽厚的博爱精神，以及开阔、自由的世界人眼光。这些，日后时时折射在老舍的写作姿态和作品内容中，持续滋养着其文学创作的生命力。

从英国回国后，老舍笔耕不辍，迅速成为一位广受读者喜爱的作家，相继写出《离婚》《骆驼祥子》等佳作。1937年，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让老舍靠近了通俗文艺。老舍成长于老北京的胡同中，不仅熟悉北京下层市民的生活，大鼓书、单弦、评书、相声等曲艺更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全面抗战初期，为发挥文艺的社会效应，老舍很自然地将创作重心转向通俗文艺，他向白云鹏、张小轩等京韵大鼓演员请教鼓词的写法，跟随富少舫、董莲枝等艺人学习大鼓唱腔，不久便为爱国艺人群体创作与时事相关的曲艺作品。老舍的曲艺创作尝试，推动了当时通俗文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直到1939年春，他才暂时离开通俗文艺，开始创作更容易给观众留下印象的话剧。1946年，老舍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在美期间，他着力于打开国际社会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文化和民众的窗口，用英文写了话剧《五虎断魂枪》，写完并配合译者英译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鼓书艺人》。1949年回国后，老舍继续将创作精力集中在话剧和曲艺上，1951年，老舍根据“曲艺剧”的传统曲牌唱腔创作出剧本《柳树井》，1952年该剧本公演时，他提议将这种以单弦牌子曲为音乐基底、采用全京腔念白和演唱的表演形式定名为“北京曲剧”，北京的首个地方剧种就此诞生。老舍以小说家身份名世，但他对中国文艺界而言，同样是一名重要的曲艺工作者。

老舍一生创作了近千万字作品，《月牙儿》、《断魂枪》、《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未完稿）等，已经成为读者理解中国近现代市民社会的经典文本。除了英文，老舍的作品还被译成日、德、法、俄等十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鼓书艺人》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它既归属于抗战文学，又内蕴着超越抗战文学的精神向度。小说写于1948至1949年老舍旅美期间，老舍希望借小说创作向美国公众传达的内容有二：其一是他在赴美前就给自己制定好的任务，即向美国宣传当时中国的进步文化事业，特别是抗战文艺取得的成绩；其二，是代表普通中国人表达对和平的渴求及对战争的不满。老舍抵达美国没多久，国民党便撕毁了国共和谈达成的“双十协定”。1947年7月，美国派魏德迈使团访华调查中国情况，旨在为美国政府是否援助蒋介石政府提供决策依据。据翻译家乔志高回忆，老舍很少谈论政治，可在看到美国使团相关新闻的时候，他马上激烈地批评了魏德迈。结合不久以后老舍给乔志高写的贺联“丰年大有，和平在望”，不难想象出老舍内心对和平的渴望，还有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强烈不满。如此，《鼓书艺人》中便生成了丰富的意蕴：小说一方面颂扬鼓书艺人唱起新唱词、投身抗战文艺宣传事业的精神新生；另一方面又将作家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批判融入其中。

《鼓书艺人》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抗战期间，许多鼓书艺人从沦陷的华北漂泊到陪都重庆，卖艺谋生，直至战争结束。在战时的艰苦环境中，他们挣扎求生，每个人都在岁月中浮沉：一家之主方宝庆思想开明、外柔内刚、长袖善舞，想方设法维系全家的生计，学习表演抗战新鼓书，家国意识逐渐明晰；不谙世事的秀莲憧憬爱情，却不幸被恶棍诱骗，未婚产子，被抛弃后却走向成熟，勇敢开始新的生活。方宝庆的哥哥“窝囊废”一生颓废，技艺高超却从不愿以卖艺谋生，死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中；唐四爷、琴珠等虽然也是艺人，却寡廉鲜耻，唯利是图，在醉生梦死中消耗生命。在战争中，每个人都发生着变化，也都在改写着自己的人生。就主人公宝庆而言，一方面是挣扎苦斗，试图掌控自己的命运；一方面是国家在顽强抗战，保卫自己的生存和独立。小说因此存在一个明显的“家国同构”的叙事结构。

正如胡絜青所说：“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早就在老舍的脑子里酝酿了，他知道他写的是谁，他们已在他的心中活了不是一年半载，而是很长的时间。”小说具体的角色设置，跟老舍在抗战时期与鼓书艺人富少舫一家交往的经历有密切关联。老舍长于写实，正是因为对曲艺艺人有“了解之同情”，他才能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因此，这部小说在人物刻画的技法上比之以往的经典作品也并不逊色。可以看到，老舍刻画人物的笔墨趋向了工细，他可以在一部作品里把握住更多同类型人物而雕琢出他们的区别。方宝庆、秀莲、琴珠、小刘、“窝囊废”、方二奶奶等人物在小说中组成了一幅生动的曲艺艺人群像，小说由此提示读者，即便身处同一行当，群体内部也是复杂的。老舍始终以平视姿态关切曲艺艺人的内心世界，因此，他的工细之笔也落到了具体个人身上。拿宝庆的太太方二奶奶来说，她出身艺人家庭，年轻时卖过艺，后又嫁作艺人妇，她知道女性艺人的苦，却选择将自己体会过的苦施加在养女身上，她不断羞辱秀莲，用语之刻毒，险些将养女推向歧途。正直的读者自然愤恨其可恶，并且这种情绪在看到秀莲被她卖给王司令的那一刻必然达到顶峰——老舍已经“计算”好了。于是，此时小说展露了方二奶奶内心的一角，当秀莲求她不要再把自己卖给王司令，方二奶奶在短短几行文字间，无言、流泪、哀叹，复又硬起心肠：“我不是不疼你，孩子。……命里注定的，逃不了。”从这一页起，面对这个女性，无论她如何冷酷，读者也再恨不起来了。老舍用温情的目光注视方二奶奶，却把严肃留给了读者。无论书写群体内部的污浊处，还是表现个体心灵的暗面，老舍都无意于“批判”，他更多是催迫读者去问为什么，去找到现实的、历史的、人性的根源。

《鼓书艺人》在结构上也有鲜明的特点。重庆是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这个城市气候特殊，冬天寒冷有雾，被称为“雾季”，对战争中的市民来说是安全的季节；夏天炎热无雾，小说称之为“轰炸季”，因为日本侵略者会选择这一季节发动空袭。对身处其中的艺人而言，“季节”的交替隐喻着陪都重庆的复杂面影，以及底层市民的苦难循环，构成了小说情节独特的节奏感。

尽管老舍作品众多，但《鼓书艺人》在其中仍称得上是特殊的。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是他唯一一部以抗战时期重庆为背景写作的长篇小说，也是一位曲艺工作者体认其“同行”命运遭际的小说。“体面”和“理想”是贯穿《鼓书艺人》的两个关键词，只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抓住它们，就能理解这部小说的命意，进而把握老舍创作的思想脉络和艺术特点，理解这位作家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

需要说明的是，小说的中文手稿在写完后不久便已散佚，如今我们所读到的并非老舍先生的原作，而是翻译家马小弥女士于1980年，根据1952年美国出版的英文译本 The Drum Singers “回译”而成的版本。《鼓书艺人》的原稿虽已不存，所幸在翻译家、老舍的家人朋友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仍能通过现有译本走进老舍的文学世界，感受其内在的艺术魅力。1980年，马小弥回译的《鼓书艺人》载于《收获》杂志第二期，同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84年出版的《老舍文集》第6卷，以及1999年和2013年两版《老舍全集》第6卷，收入的《鼓书艺人》均为马小弥译本。

孟庆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