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嵇康与阮籍

在公元三世纪的中国，嵇康是个极其有名的人物。当时他与阮籍并称“嵇阮”，也是后来被文人们称为“竹林七贤”的文士集团的核心人物，被推崇为“魏晋风度”的代表。

司马昭杀嵇康，是在曹魏景元三年（262年），次年阮籍死，其时司马氏尚未正式篡位，所以他们二人只能算是三国时代的魏国人，也因此在西晋初年陈寿所著《三国志·魏书》中收有他们两个人的传记，附在王粲、阮瑀等魏国最著名的文人传记之后，但都只有短短二十几个字。

然而，到了唐代贞观年间房玄龄等人撰写的《晋书》中，阮籍的传记有一千七百字，而嵇康传则多达三千字。《三国志》成书于公元297年之前，《晋书》成书于公元648年，其间三百五十余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们死后声誉更盛于生前？嵇、阮都死于曹魏时代，何以记载晋代史事的史书给他们以如此浓重的笔墨？

其实，令后世史家颇为尴尬之处，也是当年嵇、阮在世时令他们自己左支右绌、颇为难堪之处。

嵇康生于公元223年，公元262年四十岁时被司马昭诛杀，也就是说，他的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司马氏擅权的阴影之中。

公元239年，魏齐王曹芳即位以后，司马氏已控制魏国朝政，到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二十六年间，曹魏政权名存实亡。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为了平稳转移政权，二十六年间以杀戮手段剪除异己，对掌握军权的大将和有社会影响的文士这两类人尤为残酷，通常一动杀机便是“夷三族”，一人被杀，株连近亲数十甚至上百口人。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文人们在曹氏和司马氏之间的去就取舍，就成了生死存亡的现实选择，并构成严重的精神压力和考验生存智慧的难题。

司马懿擅权的正始年间（240-249年），文人们热衷于研读《老子》《庄子》等书，并以清谈玄理为时尚。最初，他们的这种做法可能是想离政治远一点，当然也可能借此对社会混乱和儒家伦理的凋落表达一些曲折的意见，更或许是对严峻紧张的政治空气所造成的心理压力的一点缓解。这种被后人称为“正始之风”的思想倾向，是公元三世纪时中国文化精神指向的一大转折，影响甚大，其中引领风气者以何晏、王弼最为有名。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杀曹爽、何晏并“夷三族”，王弼亦死于是年。司马氏以铁腕手段把持朝政，消灭了政治上的异己，但文人崇尚老庄思想清谈玄理的风气却就此弥漫开来。

于是，在公元三世纪，中国社会上层有一定地位的士人几乎无不卷入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中，其险恶程度动辄以家族性命为赌注。此外，谈玄论道，以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相标榜，相对于传统儒家来说颇为异端的思想和行为在士人中也突然间非常流行，构成了三世纪中国上层社会特别怪异的文化景观。

嵇、阮二人在当时都颇负文名，《三国志》《晋书》也因此都将他们列入文士传记载下来。他们流传至今的诗文数量也颇为可观。在清代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魏文共五十六卷，其中阮籍文两卷半，嵇康文则多达六卷，仅次于魏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曹植（七卷）；近代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魏诗十二卷，嵇、阮二人诗各占一卷。在三国时期的文人中，有如此之多诗文传世者，可以说是极其少见。

不过，嵇、阮二人虽然常被后人并称，但无论是从门第出身（这在魏晋时代非常重要），还是从政治态度、价值取向、生存方式、个性行为等方面来看，他们几乎绝无相似之处，以同时代的人来说，完全可以称为大相径庭，有时甚至是相互抵牾的。把他们二人放在一起的唯一理由，可能仅仅是当时他们都享有极高的文名而已。

阮籍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年），长嵇康十三岁。他出身名门，其父阮瑀少时就学于蔡邕，以文学才能受知于曹操，是曹魏的高官。曹丕时代，阮瑀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幹、应玚、刘桢并称，被魏文帝曹丕作为曹魏文学的代表人物写入《典论·论文》中，世称“建安七子”，在文学史上极为有名。

曹丕与司马懿私交甚好，曾多次在曹操面前庇护司马懿，也许是因曹丕的关系，阮氏和司马氏也维持着较好的关系。在曹魏后期司马氏逐渐篡夺权力的过程中，阮籍在政治上接近司马氏，他连续两次拒绝曹魏势力的任命之后，在司马懿专权时接受了司马氏的官职。由于他与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后来的晋景帝）和司马昭（后来的晋文帝）的私人关系都非常好，所以在司马师掌权时期，他继续做官。到司马昭掌权的高贵乡公曹髦时期，阮籍还与司马昭的心腹钟会等人一同受封为关内侯。

但是，阮籍虽然身处权力旋涡的中心，却是一个几乎对政治权力没有什么欲望或者假装没有什么欲望的人。

在魏晋时代，普通的士人想要过上一种稍微体面的生活，唯一的途径就是出仕做官。有了一官半职，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有俸禄作为稳定的生活来源，即便位低俸薄，至少也可保一家老小温饱。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的尊严或者注意力另有所钟，对权力实在不感兴趣，那么，他要生存就只有去务农。四时劳作，辛苦不用说，租税也从来都是相当严苛的。而且在那个战争、动乱、掠夺、杀戮随时都会在身边发生的时代，做农民除了面临超负荷的租税，还处于被暴力蹂躏的社会最底层，连生存都无法保障。

然而，在魏晋之际黑暗混乱的政治局面中，出仕做官必然面临高风险的政治路线选择问题，其后果往往危及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

阮籍出身士族，他躲不开权力，但也相当恐惧权力对自身的危害，于是，他选择了“耍赖”或者说“装傻”的办法。他接近司马氏，担任一定的官职，但又避免过于掺和其中，以期万一司马氏篡权不成，自己也能免于祸患。

他“耍赖”的办法是喝酒。

司马昭因与阮籍私交甚好，也看中阮氏文学世家的门风，想为其子司马炎（后来的晋武帝）求婚于阮氏。这在旁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美事，阮籍却避之唯恐不及，但他又不能因此得罪司马昭，于是在关键时候连续大醉了六十天。司马昭无法与一个成天烂醉如泥的人谈论儿女婚嫁之事，只好作罢。

阮籍故意把自己装成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以他和司马昭的私交，可以在司马氏面前要官做，但他要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官，先是听说兖州东平风俗淳美，要去做地方长官，后来又主动要做步兵校尉，其原因竟是听说步兵营厨房的人善于酿酒，贮有好酒“三百斛”。他经常在司马昭的大将军府内游逛，凡有宴会，必然参与饮酒，以示与司马氏的亲近。但他又是个言行谨慎的人，说话从来不涉及他人的是非好坏，“发言玄远”，都是借用老庄、《周易》中的辞意发挥一些空洞的玄理。时人都认为阮籍好酒“狂放”，司马昭却说他最大的优点是“谨慎”，可以说司马昭才是真有政治头脑并且非常了解阮籍的人。

虽然当时阮籍与嵇康齐名，但在他颇为可观的传世著作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嵇康。嵇康在致友人的信中却提到阮籍，说阮籍虽然说话谨慎不言他人是非，但仅仅饮酒过量这一点便为“礼法之士”所不容，疾之如仇，幸好有大将军司马昭保护才免于祸患。嵇康说的礼法之士，大约就是当时那些对权力有极大欲望的人，如何曾、钟会之流。据《晋书》说，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极想构陷阮籍，终因阮籍说话谨慎，抓不到把柄而无从下手。

从阮籍的传世诗文可以看出，他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和深厚的儒学修养，而且为人目光远大，心胸宏阔，这样的人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要做到明哲保身，需要承受多大的屈辱？他认同司马氏，又怕以此招祸，在景元元年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曹髦后权倾一时，“封晋公，加九锡”之际，群臣拟《劝进表》奉承其事，执笔为文者就是阮籍。他又曾独自驾车，任意而行，不循路径，到无路可走之处，停车大哭而返。其内心的孤苦、委屈与愤懑在对死亡的恐惧面前，似乎也只能以独自“哭穷途”的方式来宣泄了。

又有传说他曾登广武原观当年楚汉战场遗址，叹息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时不我与的心态溢于言表。这些，不过是他深藏的内心世界偶尔一露的锋芒，《晋书》说他“本有济世志”，看来并非虚言。

平时，能够表现出阮籍孤独的内心世界的，可能只有他著名的“青白眼”了。所谓青白眼，就是在遇到他不待见的人时，他会翻出眼白，把瞳仁藏到眼皮底下去。这是他的绝技，也是他对这个世界做出的唯一的抗议姿态。

不过，也正是他这个虽然无奈却非常怪异的举动，成为他与嵇康相见的契机。

魏晋士人最重吊丧之仪，阮籍母死，他在灵前饮酒箕坐，来吊者概不为礼。嵇康之兄嵇喜去吊唁，阮籍还翻白眼对他，这让嵇喜非常不高兴。嵇康听说之后，带着酒，抱着琴去吊丧，阮籍一见大为高兴，不仅青眼相向，且琴酒为欢。

阮籍母死大概在魏嘉平年间（249-254年），阮籍其时四十岁左右，嵇康则不到三十岁。年轻的嵇康借阮氏之丧主动去求见阮籍，也是合乎礼仪的举动。这一次因阮籍青白眼机缘的相见，可能是嵇、阮之间最初的往来。

不过，据我的推测，以阮籍的谨慎畏祸和嵇康的倨傲自许，这也许是嵇、阮之间唯一的一次交往。因为自正始十年（249年，同年四月改元嘉平）司马懿杀曹爽、何晏之后，连年杀戮不断，司马氏父子三人相继把持朝政，杀亲王、杀大臣、杀皇帝、废立皇帝皇后的事几乎年年都有发生。记载这一段历史的书上经常看到有“夷三族”的记录，政治局势的紧张日甚一日。到了景元三年，嵇康被司马昭诛杀，只是这一系列政治大屠杀中的一个小插曲。

阮籍像

1962年5月南京西善桥东晋墓出土模印画像砖拓本

这幅画描绘阮籍作撮口长啸状，右手大小指分别向前后伸出，屈中三指大指抵口唇。可能魏晋名士的“啸”确实如后世打口哨一样，会借用手指干口唇中气流的涌出而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