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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工业时期的农业经济而言，气候是制约发展的最大因素。农作物需要温暖和水分来发芽和生长，当其中任意一项供应受到影响时，粮食生产也会受到影响。产量下降，价格就会上涨。谷物是相对耐寒的作物，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环境压力，但水分和温度总须保持在一定范围内，谷物才能生根发芽、成熟抽穗。地球从太阳那里接收到多少能量，决定了温度和降雨量。在前工业时期的经济中，气候和粮价之间存在直接关联，即地球从太阳接收了能量，转化成田间作物所需的热量和水分，最后变成购买这些作物的价格。工业化以大规模燃烧碳氢化合物为特征，在此之前，有两个因素会短暂地改变太阳与地球间的能量关系。一种是因太阳黑子或太阳物质喷射而导致的太阳辐射减弱，另一种是所谓的“气候作用力”，即大气发生的变化——无论是火山喷发还是大规模森林燃烧，都会向大气层喷出微尘颗粒，阻挡太阳辐射抵达地表。这两种情况虽然作用机制不同，但都导致地球失去了常规的能量获取。能量的减少导致气温下降，并引起风向和洋流运动的变化，从而改变了降水模式。
由于地球上的水陆分布存在区域差异，因此气候对地球能量的影响也不均匀。当然，地球又处于更大的能量系统中，后者决定了地球的各项条件。气候在表现形式上是局地的，在总体能量和趋势上是全球性的，尽管二者之间并无直接决定关系。某地的气候不能从其他地方的气候自动推断得到，但如果没有对所有局地气候表现的详细了解，也不可能完整建构和理解整体的气候体系。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一大区域中进行局地气候重构对于完善、提高我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至关重要。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从王朝正史中搜集有关灾荒的史料，并开始着手撰写中国气候史。正史是前朝被推翻后，新王朝编撰的官修史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气象学者已经从征引文献转向通过仪器测量来获取物理指标。他们的工作已经广泛地证实了中国的气候变迁史与北半球其他地方所搜集到的物理证据所推导的全球模式相近——从10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处于中世纪温暖期，接着从14世纪开始进入小冰期，15世纪降温加剧，然后在16世纪末到19世纪期间进一步降温。最有价值的物理指标是树木的年轮数据（细胞生长留下了温度和降水变化的痕迹）和冰川冰芯的分析数据（水分子同位素的质量或火山喷发产生的硫的存在）。这两种实物档案对于高精度地探测气候随时间变化的幅度以及区域差异都具有重要价值。
不过，近几十年来，一些气象学者开始与历史学者合作，获取文献史料中的气候信息，如编年史、日记、信件等就记载了彼时人们对正在经历的异常天气的观察。这些文献指标也许缺乏树木年轮或水同位素数据那样的一致性，但在同一文化语境中通常也能保持前后一致，且比树木年轮数据等更为敏锐地指证气候变化对当地条件、突变时刻，或更重要的，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我主张将粮价纳入考察气候变化的文献指标。当我开始注意到明代中国粮价异常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时，我惊讶地发现，其他地方的环境史几乎未曾关注价格。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经济史学者沃特·鲍恩芬德和乌尔里希·沃伊泰克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分析小冰期德意志地区粮价与气候扰动之间关系的短文。他们指出，“近来经济史研究甚少关注气候变化对重要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的影响”，而历史学者尝试以“人口增长、货币贬值和货币供应增长”来解释16世纪的“价格革命”，并认为气候恶化“只扮演了次要角色”。
即使在《全球危机》（关于17世纪40年代的全球气候灾难的巨著）一书中，杰弗里·帕克也转而关注价格以外的其他指标。我曾问他，在他的诸多脚注中是否尚有我没有注意到的价格研究成果时，他向我证实，在其大作中，价格确实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当我开始注意到明代地方志中关于气候变化期间粮价上涨的记载时，我对以往气候变化史研究中对价格的忽视感到震惊。气候变化与价格波动间的相关性对我而言极具说服力，因为我在15世纪50年代的地方志中找到了灾荒时期粮价的记载。我在寻找可能证实这一时期气候变化对世界其他地区价格影响的研究成果时，幸喜发现了布鲁斯·坎贝尔在《大转型》一书中提到的价格变动研究。与其说他在书中用价格来重构气候变化，毋宁说他用价格来记录环境条件造成的影响。
坎贝尔特别关注了15世纪50年代这十年，并把这十年称为“15世纪最冷的十年以及中世纪最冷的十年”。
这就是15世纪20年代全球开始降温以来，小冰期的第一个极冷期，即“斯玻勒极小期”。15世纪50年代，灾荒价格记录首次在明朝地方史料中出现并具有一定的一致性，这让我敢于进一步思考它们与全球气候波动之间的相关性。随后的研究一直推进到明朝末期，证实了可以以价格作为气候指标这一假设的合理性。由于没有受过计量经济学的专业训练，我无法像鲍恩芬德和沃伊泰克研究16世纪德意志地区那样，对明代中国的这种相关性进行数学模型。但明朝灾荒价格与全球气候扰动之间存在极大的巧合，不仅直觉上显而易见，而且在理论上也极具说服力，这让我相信读者会接受这种联系。
在本书中，我将一遍又一遍地回顾陈其德对17世纪40年代初期价格灾难的记载。在结束介绍性的本章之前，我还想评论一个有趣的细节。这个细节或有助于我们接近本书研究的时代。陈其德的《灾荒又记》写于农历八月十五日，即中秋节。中秋节是亚洲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是亲朋好友团聚庆祝丰收的日子。在明末，农民中有句民谚：“秋分在社前，斗米换斗钱。秋分在社后，斗米换斗豆。”
前者价格高得离奇，后者价格低得令人失望。中秋是农历节日，秋分则是阳历节气，是日正午太阳在赤道正上方，然后开始南移，北半球逐渐进入冬天。这句民谚认为人间作物收成的价格暗含于宇宙中日月运行的奥秘中。事实上，秋分很少会在八月望日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会令人称奇。正如一个农民若能将大米换成等重的货币，而非等重的豆子的话，那也会令人称奇。
1641年陈其德写完《灾荒记事》时，秋分与中秋极为接近。当年，秋分在中秋的三天后到来。然而到了1642年，中秋较去年提早十余天到来，而秋分则与去年同，差距扩大了十一天。不过，如果1641年或1642年，桐乡农民想要出售大米的话，他确实能以等重铜钱作为价格，不过这样抬价恐怕只能将大米卖给有钱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负担不起的名义价格。当时中国正处于蒙德极小期，这样一个秋分日，恐怕无法庆祝丰收，也没有多少作物可以出售。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去探究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