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两位苏格兰价格史研究学者惠赐警示:“价格和工资是人们支付、收受到的真实存在,其生存质量,有时候甚至于他们的全部生活,都要仰赖于此。数据的内涵及相应诠释或许精妙且有难度。但是,它们也绝非仅是用来戏耍、迷惑历史学者的数字古物。”
价格有趣迷人的特质也吸引了不少明人收集并讲述与之相关的离奇故事。他们震惊于贫富差距悬殊,困惑于生活速变,并写出人人都能理解的故事来表达这种震惊和困惑。
偶尔我也会跟随前人的脚步,沉浸在妙笔生花的故事中。我这样做,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即明人不仅用价格来标记物品价值,还关注这一价格对于他们所知的其他关联事物而言是否合理,以及价格如何塑造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在我能涉猎的所有涉及价格的故事中,陈其德关于明末动乱的小记是最好的一个。也许有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以陈其德关于大灾的故事作为本书架构的核心,会使我们偏离对日常生活的捕捉。事实上,他的故事强烈地凸显出生存的核心——价格之真正重要性。明朝与小冰期中期时间的重合只会进一步鼓励我将17世纪40年代的天灾作为核心,并围绕它进一步设想生活在明朝的价格体系中的意义。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关键,还有什么比粮价更值得关注的呢?
四十年前,历史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撰写一部完整的早期现代世界历史的首要任务是评估其“可能性的限度”。
他在《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与不可能》的开篇两章阐述了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即人口规模和食物供应,这两个特征决定了社会管理能力的限度。在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农业经济中,要养活的人口与粮食之间的平衡可能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与我们这些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研究欧洲历史给了布罗代尔及其团队一定优势。这一派学者研究人口统计、气候和价格历史,他们可以获得当地堂区与市场的记载,从而为许多商品构建价格序列。利用这些文献,他们或能发现长时段的变化,并对长时段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变化进行建模。如果没有价格史,那么布罗代尔的分析将如同空中楼阁。
欧洲历史上的价格大多是手写档案中保存的原始数字,而中国的价格则大多在印刷出版物中,是经过行政机构过滤处理后留存至今的。这种差异意味着我们书写的历史不尽相同。
但这并不排除进行历史比较的可能。中国历史可以也应当成为我们理解布罗代尔所谓“可能性的限度”的一部分。每一个前现代社会的运作都受限于物质条件,要生产足够的食物来养活人民,或用更抽象的专业术语来说,要有捕获并转化太阳能的能力,使人口得以代代繁衍,并在繁荣时期进一步增长。
只要人们留下了他们如何完成这项任务(有时候结果是失败的)的记载,价格史研究就成为可能。正如我将在后文第四章中所展示的,关于太阳能量输出的变化,或地球大气中悬浮颗粒的积累阻碍太阳能的变化情况,中国最好的文献记载便是能量下降时粮价的上涨。陈其德的文章虽短,但对此的贡献不可估量。
明人的价格体系认为价格应该保持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这种信念简化成“经济是由法律地位平等的各方公平交易而形成”的观点。正如历史学者威廉·雷迪在研究现代早期欧洲时所提出的,商品经济中的价格既不是一种抽象概念,也并非与社会毫无关联。
至于“价格是公正平等体系中清白的小齿轮”这类观点,只是后来17世纪英国经济辩论者用以掩盖货币交换不对等的说辞,但恰恰是这种不对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富人和穷人可能会为买同一件商品支付同等价格,但他们的支付能力存在差距。
现代早期欧洲新兴的经济理论认为货币是一种公正的媒介,可以通过它合法平等地交易商品与服务。而价格作为客观手段,能够公平地决定应该支付什么。这种经济理论将价格简化为数学抽象概念,故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买卖双方才能实现公平交易。然而,对收入有限的人来说,价格最好的情况下是一把枷锁,而最坏的情况则是反复无常的灾厄。价格会利用穷人的需要,将他们置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并将财富转移到富人囊中,使富人受益。价格成了金钱塑造社会结构的手段,富人愈见权势,穷者愈受束缚,而彼此皆未认可或意识到,在所谓的经济角逐场中,资源已倾斜如是。相较于其他价格而言,一种价格也许“平价”,但以价格进行交换的领域绝非公平。明人可能也会认同,实现公平价格的最佳方式,是存在一个没有垄断商人和勾结商人的官吏的开放市场,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资本是客观中立,且能普遍产生利益的——并不符合。同样地,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思想所谓的“贫富兼济”的体系也不符合。在现实世界中,价格使富人与穷人对立,以价格为基础进行的交换只会不断层层嵌入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确保价格“公平”,并非要把经济从社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是为了确保在经济与社会的联系中,经济上有优势或具有商业头脑的人不会因此剥夺穷人的生存手段,尤其是在恶劣气候摧毁农田庄稼的危机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