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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笔写这本“脚注”前不妨设想，当陈其德及其同时代的人谈论价格时，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一切的。他们相信一成不变的世界才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希望价格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价格因供求关系会出现季节性波动，而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波动能够使价格回到波动前的水平，而不是将之推至新高。表达这种对价格稳定的渴望的通常说法是，价格应该“平”。稳定性不仅对预算、管理生活成本至关重要，且对某些人来说，价格不稳还意味着不公平。价格的不公平违背了时人所谓的“公平”的品质。而所谓“公平”，是指符合所有人的公共利益（“公”）和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平”）。
公平的价格，因其符合共同的期望而为买卖双方接受。而不正常的价格通常则偏向于其中一方，对另一方而言自然是不公平的，因此而产生的交换行为就会形成一方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而收益的买卖关系。
最美好的世界应当是村落间“米多价平，则鸣吠相应”，富庶自足的世界。根据这一理想模型，人们就可以实现“不烦远输，而获利已多”。
这些话出自上海人徐光启之口。徐光启是17世纪初少数皈依天主教的中国士人之一（受洗后教名为“保禄”）。他对欧洲基督教的了解，使他得以兼用基督教和儒家的知识来侍奉皇帝。最终，在1633年去世前，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为次辅。
徐光启于17世纪20年代中期提到前述“不烦远输”的话语，此时朝廷虽然一片混乱，但气候引起的天灾已经彻底平息，人们得以重新畅想理想的世界秩序。他不是与一些儒家基要主义者一样意图彻底否认商业交换的必要性，而是在畅想一个人皆享利、价格公允的商贸体系。
当时许多商人亦有相同观点，即贸易使价格持平，以便证明其所业具有正当性。1638年，为了保护布业牙行，上海西边的新泾镇张榜告示，称布商们“易价度命”，将遵循以一种价格进货并以另一种价格售出，“平买平卖，三尺无欺”的原则，这样人们就可以买到原来无法立刻获得的商品。这些布商希望被视为在基本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有德者，而非剥削生产者、消费者的寄生虫。诚如告示所称，布商们“照物之精粗，定价之高下，以有易无”。
尽管这种说辞不见得能让民众信服，特别是当年中国正濒临千年以来未有的严重的气候崩溃，但观点本身仍有一定的可信度。
并非只有中国人认可价格应当保持稳定、交易可以成为实现公平的手段。欧洲人也有类似关于价格公平的论述，且基于这种价格应该稳定的信念，欧洲人同时也意识到，在各类商品价格中，粮价通常最不稳定。
在17世纪的英国，提倡自由贸易者中流行的一个观点是，维系价格公平稳定不仅会带来正面的好处，而且是一种正义的行为。诚如杰勒德·德·马利纳在其1622年出版的商业实践手册中所述，定价应该“尽量为双方带来平等”，而非此消彼长。同样在20年代，徐光启立足于农业经济，也提出了商业应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观点。1635年，布商威廉·斯科特以类似思路认为，在一个公正的体系中，价格是衡量事物的真正尺度。为此他说：“公平无非是在有序和真实的基础上相互自愿地对事物的评估。”经济史学家克雷格·穆德鲁解释道，这些作者相信“公平公正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价格”，为此他说：“就像时间是衡量商业的尺度一样，价格是衡量商品的尺度。如果价格超过了事物的价值，或事物的价值超过了价格，就无所谓正义的平等。”公平的价格有助于“确保自由供应的商品得以平等地提供给所有人，以便穷人和富人都能买得起商品”。要做到公平，价格就必须便宜到人人皆可负担得起，但也要“高到可以赚取利润，否则没有人能买得起其他东西”。
明人同样理解供求关系决定公平价格的逻辑，尽管他们会更多地从个人道德而非抽象的公正角度来思考这一运作机制。将市场视为能够自发形成公正的场所，并赋予其自由生产、自主运作权限的观点，并非明人愿意完全接受的论点。儒家耻言“利”，谴责私利害公、利高于义的做法。这使得明人的思想偏离了“以利实现公正”的论调。某种程度上讲，只要买卖双方均从交易中受益，且任何一方都不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而获利，那么价格就是公平的。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便会认为一个开放的市场有利于公平，据此再谈及价格公平时，他们通常会使用“市场价”或“当前价”。如果记载中言及某次交易是以市场价为基础达成的，那就意味着这次交易获得了人们的认可。
公平并不排斥合理利用市场力量，以确保生产者的产品能够获得充分报酬。出售作物的农民并未因“待时而沽”受到谴责，而只是被理解为在市场交换中为维护自身合理利益、获取公平价格而采取该做法。
同理，如果商人将商品从价格较低的市场转至价格较高的市场进行销售，只要他遵循两个市场通行的当前价，他的行为就被理解为在为自己赢获一定的利益的同时服务于公共利益。清朝灾荒专家俞森曾言：“无论官米民米，俱当随时价低昂，不可故为增减。盖价高则远贩自多，米多则价值自平。”这就是私商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方式。俞森不像他的英国同行，援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释这种能力，而是引用了儒家的中庸思想。诚如他所说，“此理势之必然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