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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积米一担，博价一两有六。然米价腾贵，仅以月计，便觉野无青草，树无完肤，而流离载道，横尸遍路矣。
予生也晚，不及见洪、永（1368—1424年）开辟之盛，并不及见成、宏［弘］（1465—1505年）熙皞之时。
陈其德晚年时常常带着一丝沮丧回顾往事。未能生活在明君治下久远的大明盛世，算是他的一个较小的遗憾，他在落款日期为崇祯十四年中元节（1641年8月21日）的《灾荒记事》开篇表达了这样的情感。这篇文章与第二年的另一篇文章《灾荒又记》，共同描述了明朝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
浙江桐乡位于上海西南方向约100公里处，地处富庶的长三角核心，是陈其德的家乡。陈其德所目睹的“大厦将倾”，即在此地。陈其德本为“苜蓿多年”的平庸学官，若非这两篇灾荒文字幸存，后人大概已经遗忘了他。这些文字得以流传下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同里后学将之附入陈其德薄薄的家训《垂训朴语》中。是书虽付梓，但据我所知，现存仅有南京图书馆所藏孤本。而陈其德的两篇灾荒文章得以为史学研究者所关注，更多是因为1877年版《（光绪）桐乡县志》的收录。《桐乡县志》记录了当地的历史沿革，陈其德的文章也正依托于《桐乡县志》中对明末本地重大事件的记载，其关于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记录才能跨越四个世纪而流传下来，并为我所关注，成为本书立论基调的重要参考文献。我将在下文对陈其德这两篇文章展开个人评述。
《灾荒记事》开篇，陈其德表达了对明朝前中期列位圣君的虔诚追思，并从抽象的遗憾转向对个人往事的怀旧。
犹记万历（1573—1620年）初年，予始成童，在在丰亨，人民殷阜。
陈其德本人的生平，我们只能从他作品的只言片语中推断。如所引这段话，大致可知其出生于隆庆年间（1570年左右）。其《垂训朴语》中有《本来十乐》一文，略言及其家庭生活。据其文，陈其德“幸生于耕读书家”，这意味着在传统“四民”序列中，陈其德的家境应属财富积累尚可，能够提供良好教育环境的士绅阶层，“为四民首”，因而他得以“觉人世宽展无碍”为其中一乐。
与其他士子一样，陈其德也曾发奋读书，希望通过“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来实现忠君报国的抱负。“三年一大比”几乎贯穿了他整个20岁生涯，惜乎屡试不第。而立以后，陈其德放弃了科举，转而在当地出任学官，并在接下来二十多年的时光中安分其职。可以说，陈其德是当地士绅阶层下层一分子，其本人“学博其德”，为明季有道之人。
陈其德为万历时代的物阜民丰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斗米不过三四分。
陈其德提到的“米”，是某些谷类的种子。在长三角地区，“米”通常指代大米。相较于中国北方人对小米、小麦的热爱，南方人更青睐大米。“米”的计量单位是“斗”，字面意思是用1勺或1桶称量。若以西制计量单位折算，1斗约等于1.2配克、2.8美制加仑或10.7升。我以“配克”（peck）来对译“斗”，但二者之间的换算并不精确对等。陈其德提到的货币单位是“分”，这是古代中国计算白银价值的常用小单位，意为“百分之一”。但货币的标准计量单位是“两”
，1两等于100分，白银1两，约折算为1.3盎司（约37.3克），大致相当于1支铅笔的重量。我以英语中的“cent”对译“分”，取今日1美元等于100美分的用法。而以“tael”对译“两”，则主要因16世纪葡萄牙人受马来语单词“tahil”（重量）的影响。这种对译亦非完全符合规范，因此我需要在此提醒读者，尽管换算有相似之处，但在明朝，1分白银虽大致只等于1/3克，在购买力上却并非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在陈其德年幼时能买1加仑大米。
起码在陈其德看来，物价低廉，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能实现繁荣富裕。没有人担心食不果腹。
欲以粟易物便酸鼻。弃去豆麦，辄委以饲牛豕。而鱼鲜鼎肉之类，比户具足。人以为长享如是耳。
但在经历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后，陈其德也给予这种繁荣生活一定的负面评价。盛世自得安享，但其中也孕育着社会道德危机。他具体指出：
岂知人心放纵，天道恶盈。一转眼而岁在戊子（1588年），淫雨淋漓，远近一壑。越己丑（1589年），赤地千里，河中无勺水，鞠为茂草者两月。
陈其德的记忆分毫不差。1588年和1589年这两年自然灾害频发，先是暴雨倾盆，而后则是严重的干旱。作为儒家学说的卫道士，陈其德唯一能解释这两次天灾的理论就是寻找天灾频发背后的“人祸”。在他看来，万历初年的丰稔导致人们丧失了道德准绳。旱涝并不仅仅是自然灾害，而是上天的警告。陈其德谈回米价，试图将天谴的严重性进行量化。
当是时，积米一担，博价一两有六。然米价腾贵，仅以月计，便觉野无青草，树无完肤，而流离载道，横尸遍路矣。
斗米价格升至16分，已经是原来的4到5倍。高昂的米价下，穷苦民众只能转而搜刮周遭自然环境中可攫取的任何替代食物，下至青草，上至树皮。社会动荡随之而来。
谈完1589年的天灾后，陈其德的叙述跳跃到17世纪20年代。彼时，天启皇帝（1621—1627年在位）御下无方，阉党播虐，明朝政权岌岌可危，政治精英及卫道士们对此皆大失所望。陈其德简要地描述了这一时期的混乱，并将之视为上天垂警。然后，陈其德的叙述跳回了他此文最终要描述的时期，崇祯皇帝（1628—1644年在位）的统治末年。
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大雨积雨弥月。较之万历戊子（1588年），水更深二尺许，四望遍成巨浸。舟楫舣于床榻，鱼虾跃于井灶。有楼者以楼为安乐窝，无楼者或升于屋，或登于台，惟虑朝之不及夕也。
在这里，陈其德再次谈到米价，以此来量化天灾程度并追踪其发展进程。
米价初自一两（1石或10斗）余，渐至二两余。至水退，而吴兴（桐乡西北之邻郡）之农父，重觅苗于嘉禾（嘉兴之禾，嘉兴乃桐乡所在州府），一时争为奇货。即七月终旬，犹然舟接尾而去也。
在这里，陈其德的计量单位已经从“斗”上升为“石”。“石”的字面意思是“石头”，大致约为“百升”。以1石米价除以10，可以得到1斗的价格。1640年时，1斗米价已经涨到了10分，然后进一步涨到20分。
与1588—1589年的情形如出一辙，第二年大旱取代了洪水。1641年的旱情极为严重，旱魃为灾，河流尽涸。米价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米价自二两骤至三两，乡人竟斗米四钱矣。虽麦秀倍于他年，终不足以糊口。或啮糠敉，或啮麦麸，甚或以野草树肤作骨，而糟糠佐之。
米价变动造成的经济影响便是市场倒闭，而其社会影响则更是灾难性的。
即素封之家，咸以面就粥。二餐者便称果腹，而一餐者居多。夫弃其妻，父弃其子，各以逃生为计耳。若动用什物，山积于市，得用者半估携之而去。至美好玩弄之器，莫有过而问者。呜呼！民穷极矣！
因为可以质典之物枯竭，典当行也只能关张。还有力气下地耕作的农民才把庄稼种下，飞蝗便遮天蔽野而来，禾苗之类无一幸免。溪流也干涸了，田地无水可浇。疫病随之而来，且很可能是鼠疫，民户染疫者，十室而有五六。许多人“就木”，“而无木可就者，不过以青蝇为吊客”。
随后，陈其德再次把叙述内容转向了价格，并从米价谈到了其他食物的价格，以强调他所说的物价越来越高的情况。
彼如日用之物，无不数倍于昔。即鸡之抱子，鸭之生雏，亦四五倍之。以至豆之作腐，非数十余钱。
唯一便宜到不需要以银钱计价的是用来制作豆腐的大豆。陈其德用薄薄的方孔铜铸钱币来标价，这种铜币是用来购买小件物品的，其计价单位被称为“文”，字面意思是“写印”，系指这类铜钱通常会将铸币时在位皇帝的年号刻于钱币的正面。同样，葡萄牙商人再次效仿马来语，将这种铜钱称为“caixa”（西班牙语则为“caxa”），英语中的“cash”就是从此演变而来的。
由于“cash”一词现在在英语中已经有其他含义，所以我选择使用古代英语中表示低价值铜币的词“copper”来对译“文”。明初，千文铜钱的名义兑换额是1两白银，但很快铜钱升值，每两白银只能兑换700文左右的铜钱，即7文铜钱值1分白银。1文铜钱并不多，可以买1块豆腐，或1张普通的写纸，或2双筷子，或1磅木炭。
2文铜钱可以买1支廉价毛笔，或1根柏木香，或1块米糕。贫困者攥紧手中的铜钱，而富人从不屈尊俯拾地上的铜钱——除非此举所可实现的真正价值与铜钱的薄利无关。
锱铢必较成了讽刺守财奴的贬义词。
托钵行僧会因为所谓气节而拒接1文钱的施舍，但对几十文钱的施舍则坦然受之。
到了1641年，买1块豆腐竟然需要数十文铜钱，这证明饥荒年代铜钱分文不值的事实。
通胀之下，能吃的活物都被人们吃掉了。
则八口之家不能沾唇。又自猪料一贵，中人之家，不能豢一豕。所谓二母彘者，早已付之鼎俎。前此或白镪一两，可得汤猪一口，今则一猪首亦索价八九钱。故昔之鸡犬相闻者，今即闹市之中，倾耳听之，早上得一鸡声，便如华亭鹤唳。
文章最后，陈其德提醒读者不要将这篇《灾荒记事》“视为老生腐谈”。存者应当庆幸自己度过了艰难岁月，但也不应该忘记曾经的苦难，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只恨又有几人能够长自警省呢。
但天灾远未终结。陈其德在1641年中元节搁笔后，绝没想到更糟糕的日子还在后头。一年又一个月后的中秋节，也就是1642年9月8日，陈其德再次执笔，踵去年故事再次叙述下去。他以去冬大米严重短缺一事开篇，不再谈及高昂的米价，乃至于连价格也不曾提及，因为市面上根本没有大米可以交易。
是时市上无米可贸，即有米，亦过而不问。富者仅觅豆觅麦，贫者或觅糟糠，或觅腐渣，贷得糠皮数斗，便喜动颜色。至十五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春，青草初生，遍野俱掬草之人。前此犹择草而食，至此则无草不食矣。乡人成担担来，须臾罄尽。即鬻蔬果，未有若此之速售也。
更甚者，饿汉弃子于市，甚至有杀食子女之人。疫病愈重，十室有九尽皆得病。人们拼命想要阻止这种恶性循环，将他们所能搜刮到的仅有的食物拿去向神明祷祝，祈求神明保佑，尤其是在疫病复燃之后。陈其德说，这种可悲的做法只会让食品价格“倍长于去年”。
又因病者祈祝太甚，食物倍长于去年。大鸡二足，得钱一千，即小而初能鸣者，亦五百六百。汤猪一口，动辄自五两至六七两。即乳猪一口，亦一两五六钱至一两七八钱。若小厮妇女，反不过钱一千二千。又安见人贵而畜贱耶？
此处，陈其德使用两种不同的货币计价。鸡用铜钱计价，猪则用白银计价，而人又反而用铜钱计价。当时，社会上对于使用铜钱或白银计价有着较为普遍的认识，即廉价物品以铜钱计价，而贵重物品则以白银计价。陈其德称妇孺以铜钱计价，意在表达人不该被视为如家禽一样的廉价物。但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猪甚至比人值钱。
直到当年夏末八月水稻收获，这场天灾才开始得到缓解。
幸八月苗始吐花，米价渐平。病者少瘥，民有起色。但恨死者不能复生，流亡者不能尽复耳。
和《灾荒记事》一样，在这篇《灾荒又记》中，陈其德提醒读者发生的一切皆为上天示警，日后慎戒勿忘。既然上天能够降罚一次，那么以后同样也能再行降罚。他在文章结尾总结道：
嗟乎！当此一番厄运，连岁灾荒，一不死于饥，再不死于疫，便可称无量福泽矣。倘不警心刻骨，思所以上报天地，仰报祖宗，自快凶荒已过，生一受用之想，岂复有人心者哉？予又不能忘情，故复记之如此。
在艰难时期，人们经常从逆境中寻求道德教训，像陈其德这种以道德自居的卫道士尤其如此。作为最底层的士绅，陈其德时刻极力维持他所享有的微末特权，以免失去那一点点他自以为的福报。他的父母以“其德”为其命名，大体可以解释为“有德者”，似乎也暗含了这种思绪。由于家资有限，又无功名在身，陈其德只能以其德誉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因此谨言慎行，唯恐失德。正如他在《垂训朴语》所写，“增一分明敏，不若减一分世情”。在这里，陈其德用了“一分”的说法，似乎智力可以像银子一样以“分”量化。又曰“加一重振作，不若去一重昏惰”。最后，他的结论是：“盖骛世情则品俗，任昏惰则品下。”
儒家学说总是将伦理与宇宙紧密联系起来，二者之间几乎没有边界。雨从天降，如果天不下雨，就意味着天以不雨为警戒惩罚。今天我们的宇宙观与当时不同，但我们同样也会把天气异常和疾病视为环境退化、气候变化的某种“道德警示”。因此，我们与明人之间并无截然差异，尽管我们对道德问题的考量基础与之非常不同。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就在于，以一种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重构明人的世界。我们今天将世界概念化为一个易受各种条件变化影响的物理生态系统，而明人却认为世界像一个形而上的沙盘，由上天主导一切人事。古今的思想架构是不同的，我不认为应当采用儒家的逻辑，但我也确实认为，应当尽可能地去接近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并以对他们有意义的方式理解那个时代的人的经验和体悟。如果不考虑生存危机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等于掏空了过去。
事实上，古今之人都栖居在地球这个生态系统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个生态系统都容易受到各种干扰。不管是因为人类的愚蠢行为造成了天罚，抑或因为人类排碳和制造各种悬浮颗粒阻挡了太阳能，我们起码还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即通过支付对价来衡量我们的财富。本书接下来将继续跟随陈其德的脚步来考察粮价，当然，考察目的并非检验上天对人事的满意度，而是作为接下来考察气候变化的一种衡量标准。如此，则不妨将本书视为对陈其德1640—1642年灾荒记述的扩展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