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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世界，总给人一种急剧变动且反复无常的感觉。要想从这种变动所带来的苦恼和沮丧中得到解脱，我们就要说服自己，“变”是当代生活的鲜明特征，它使我们有别于前人生活于其中的更单调的世界。过去十年来，气候变化、物价上涨、政治野心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所造成的动荡，比我们这些年迈的人所经历过的都要大得多。然而我们也没什么理由确信，目前的这种变动比往昔更为剧烈，毕竟我们的祖辈曾经历过朝不保夕、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日子。本书所述的17世纪40年代初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出现了大规模气候变冷、疫病流行、兵连祸结，并因此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17世纪40年代初期，全球正经历较长时段的低温，专业术语称为“小冰期”。气象史学者根据欧洲记载的史料数据，将这次小冰期的开始时间定在16世纪80年代。与中国一样，当时的欧洲也突然进入降温期。但现在被更为广泛接受的观点是，这一寒冷时段应始于14世纪。
到了17世纪30年代末，小冰期开始进入一个更加寒冷的阶段，即所谓的“蒙德极小期”——该专业术语乃为纪念天文学家安妮·蒙德及沃尔特·蒙德夫妇（Annie and Walter Maunder）而订，他们假定地球的温度与太阳黑子活动衰微之间存在联系，并将此现象出现的日期确定在1645—1715年。
这次气温下降，加速了国号“大明”的朱明王朝（1368—1644年）的崩溃。在近三个世纪的小冰期里，明朝较为稳定地持续统治了很长时间。
它的覆灭虽非由气候一手造成，但如果不探讨彼时的气候以及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就无法解释明朝的崩溃。明朝当然也做出了反应，但在17世纪30—40年代的气温骤降中，其反应无力回天。我在此将要叙述的，并非治明史诸生所熟知的导致明末崇祯皇帝自缢和1644年清军入关的政局动荡、战乱不已的史事。
反之，我更倾向于将明朝的覆灭视为一场长达两个世纪的生存危机的结束，且正是这一危机将明朝百姓推向动荡的时局，而他们只能将此释为“天谴”。我将采用不同的叙事角度，很大程度上把明朝衰亡叙事中常见的政事、党争及兵祸等搁置一边，而将重点放在我们熟视无睹、平平无奇的价格数据上。
在这方面，我并非科班出身的价格史学者或气候史学者。我在研究分析中国13世纪以来历史发展变迁的职业生涯中逐渐被前述研究领域所吸引，乃因我尝试将关注点转移到超越中国本身的宏大背景下来理解中国，而这种研究范式在我开始研究时并不流行。我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研究生院时，恰逢价格史和气候史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
我开始研究中国价格史要归功于我在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杨联陞，但不凑巧，价格相关内容从未成为我们交流或研究的主题。1952年，杨联陞教授出版《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 A Short History）一书，副标题是谦逊的“一部简史”，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研究中国货币、信贷问题的英文专著。氏著并非像以往学者那样，从钱币学的角度来研究货币，而是从货币在经济生活、公共财政中的地位和作用出发来研究货币。他的结论是，“货币与信贷的有限发展反映了传统中国的本质”，现在听起来在文化主张上过于笼统，对中国财政能力的评价也过于悲观，但终究为肇始之作。
由于杨联陞教授是根据欧洲经验得出有关中国财政制度的研究成果的，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欧洲货币、信贷记录在理论上的优先级。尽管如此，他坚信存在一种将中国和欧洲置于同一个框架体系中进行考察的方法，而这是对彼时中西学界将中国视为例外的旧研究范式的一种可喜的反击。氏著较少探讨价格问题，乃因作者对货币作为一种计价媒介，而非货币所促成的实际交易更感兴趣。他关心的是在制度意义上审视货币是什么，而不是货币能买到什么。
杨联陞教授为英语世界读者撰写氏著的同时，比他年长7岁的一位上海银行家彭信威正在撰写其巨著《中国货币史》。彭氏的详尽研究成果于两年后出版，至今仍是学习中国货币史诸生的入门教材，其1958年的修订版和爱德华·卡普兰（Edward Kaplan）1994年的英译本被得到引用。与杨氏重点关注公共财政不同的是，彭信威从钱币学角度来探讨价格问题。他将价格视为重建和检验货币价值变化的数据，而非人们如何体验所谓经济的指标。
依彭氏的观点，价格取决于货币的价值，本身并无独立的价值。相比之下，我所关注的是对必须支付价格的人来说，价格意味着怎样的算计和策略。货币史和价格史是不同但又互补的研究范式，旨在提供不同的研究视域。
1979年，我去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尽管我当时尚未意识到，但我应该是在那里开始接触价格史的。那两年的乐趣之一，是与一位年轻的研究学者岸本美绪（Kishimoto Mio）建立了友谊。当时她的名字还是中山美绪（Nakayama Mio），尚未结婚，未改姓岸本。在我们认识的那一年，她发表了两篇关于17世纪中国价格史的佳作，一篇是用日语撰写的关于长江下游地区商品价格的研究，另一篇是用英语撰写的关于同一时期该地区谷物价格的研究。
当时我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所分神，未能拜读这些重要著作，更不承想几十年后我会追随她的科研步伐。
直到20世纪90年代，崔瑞德（Denis Twitchett）邀请我为《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撰写一篇关于明代商业的文章，价格问题才真正引起我的关注。我本打算在该文中提及相关价格数据，但我发现可利用的材料少得可怜。即使如此，20世纪90年代仍是一个开始思考价格问题的好时机，因为包括我在内的一批治中国史学者开始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脉络中进行比较与联系。1998年，研究欠发达理论的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其充满活力的论著《白银资本》（ReOrient）中向治史学者提出理论挑战，呼吁他们摒弃现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研究范式，转而从亚洲的视角进行思考。冈德甚至以旁听者的身份参加了我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研究生研讨班，这使得切磋更在当下，挑战更须直面。他的核心观点是，白银扮演了联结区域贸易体系与全球商品交换网络的角色，而价格是其中的调节因素。
西班牙人监督美洲银矿的开采，中国人则生产物美价廉的纺织品和瓷器，世界各地的商人纷纷涉足这一贸易业务。这一建构模型既雄心勃勃，令人耳目一新，又简单易懂，颇具说服力。尽管后来有人批评这一模型过于简化复杂的关系网络，但对我们这些希望将中国置于更加全球化、联系更加紧密的世界历史视角中的人来说，无疑是有力的号召。
在此背景下，千禧年结束前出现了四部参与这一范式转换讨论的专著：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财源》（Fountain of Fortune）、王国斌（R.Bin Wong）的《转变的中国》（China Transformed）、我的《纵乐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这四本书出版于1996—2000年，帮助中国研究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守旧范式，进入全球史视野。我们的确未曾仔细研究价格问题，但我们确实提出了与价格相关的问题。对价格的了解是否有助于我们比较中国和欧洲的经济？中国的价格数据是否有助于确定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体系中价格的影响程度？这些价格在日本人和欧洲人进入贸易网络的过程中又起到了何种作用？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明朝的价格是否意味着，明朝商人以各类产品博易金属货币的做法，相当于变相接收了西班牙征服者和日本军阀的战利品？我们没有答案，但至少我们提出了问题。
我对明代中国消费文化和社会投资的关注，让我进一步关注到了价格问题。当我开始搜索相关史料时，我从阅读的文本中抬起头来，意识到消费史不仅指向价格史，还指向气候史，正因所处乃气候动荡时期，价格才会上涨，编年史家也才会想到将之记录下来。本书总结了我此前的发现。与其说它是一部关于明朝价格史的书，不如说它描述了价格在调和明朝人民与不利于他们的气候之间的关系时所发挥的作用。虽然大部分文献皆为明朝精英撰写和出版，但我的目标是了解一般民众的情况，以便更好地理解他们在买卖商品和服务时所做出的决定，特别是彼时中国正处于从繁荣陷入灾难的时期。
在研究明朝价格的岁月中，我非常感谢支持这项工作的学生和同人们。从浩如烟海的明代文献中获取关于价格的史料辛苦且乏味，因此我特别感谢我以前的学生戴尔·本德（Dale Bender）、张海浩（Desmond Cheung）、戴联斌（Lianbin Dai）、费丝言（Si-yen Fei）、陆永玲（Yongling Lu）、司徒鼎（Tim Sedo）、弗雷德里克·勃默特（Frederik Vermote）和严旎萍（Niping Yan）等能为我分忧解劳。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人格雷戈里·布卢（Gregory Blue）、包筠雅（Cynthia Brokaw）、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彼得和罗斯玛丽·格兰特（Peter and Rosemary Grant）夫妇、何谷理（Robert Hegel）、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阮思德（Bruce Rusk）、理查德·昂格（Richard Unger）、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以及王国斌等惠赠史料，或助我琢磨本书所涉议题，尤其特别感谢万志英对本书终稿的仔细审定。
项目初期的资金支持来自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书中使用的一些史料曾于2010年哈佛大学赖肖尔讲座（Edwin O. Reischauer Lectures）中发表，同年稍后又在魏丕信的盛情邀请下，于法兰西学院举办了第二场讲座。同样要感谢的还有施奈培（Burkhard Schnepel），他在2016年邀请我到德国哈勒的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对全球贸易价格进行深入研究。感谢薛凤（Dagmar Schäfer），她在三年后邀请我前往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并在陈诗沛（Shih-Pei Chen）、叶桂林（Calvin Yeh）的协助下，通过LoGaRT（地方志研究工具）访问柏林国家图书馆CrossAsia门户网站搜集史料。若非他们，我想进行的特定技术分析恐难实现。
在我的写作历程中，有三位编辑对我影响颇深，在此并致谢忱。索菲·巴雅尔（Sophie Bajard）建议我写一本关于明代环境史的书，尽管本书最终与其设想初衷并不一样。凯瑟琳·麦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对初稿的坦率回应，使该书免于沦落为一本无人问津的书，甚至更让我写出了我真正想写的内容。还有普利亚·纳尔逊（Priya Nelson）对我工作的热情支持，为我的书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找到了新家。最后，如若本书尚具可读性，那一定是因为费伊·西姆斯（Fay Sims）饶有兴致地耐心听我大声朗读终稿，并及时提醒我行文中的磕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