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序

我没有见过卜正民教授，但感觉对他很熟悉，原因是我不仅读过他的多部著作，更重要的是我对他的观点多有认同。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我经常推荐卜教授的著作，更是在多次课堂中以他的著作为典范。所以，当编辑告诉我，希望我能为这部著作撰写序言时，我没有推辞。

大家都知道卜教授是海外明清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对全球史情有独钟，更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能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事例或传奇，来阐述自己的学术新见，经常别开生面，引人入胜。凡看过《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的读者，无不为他讲故事的高超技术、深刻的学术洞察力及观察问题的独特角度所折服。说实在话，当开始读《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这部书稿时，我以为卜教授仍是要通过陈其德这个地方士人的经历，来讲一个明亡清兴的故事，而这已是一个人所熟知且很难讲出新意，甚至说已经是一个很难让人感兴趣的故事了。

但是，当我即将读完第一部分“陈其德小传”时，我不能淡定了，立即感觉到这本书有“料”，有“大料”，迫不及待想要一口气读完。这不仅是因为卜教授所要阐述的问题重要，是我多年想知而不能知的难题，而且也是目前历史学界最为关注、最为重要的一些重大议题，比如如何评价前现代中国历史，如何理解前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当然也包括如何重新阐释明亡清兴这样的老问题。读懂这本书不容易，这不单单是史料的复杂性问题，也不单单是无数商品的价格及货币单位换算问题，读懂这本书既需要跨学科的知识储备，更需要挑战传统观点的勇气。就此而言，这本书的理解难度远大于《维米尔的帽子》。

从价格史入手，将明代及清初连续三百年的历史纳入自然史和全球史的框架中来考察，是本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当然，本书的核心问题是重新解释大明“崩盘”的根本原因。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应对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不仅如此，各种先进的现代技术还使人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驯服自然，使自然能够服从于人类的需要。因此，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变”，有时变得还非常之快。然而，在前现代社会，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我们的先人只能服从依顺大自然。除少数城邦或近海小国主要依靠工商贸易生存外，几乎所有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是农业。正是因为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力量有限，所以前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稳而不变或稳而小变；如果发生剧烈变化，那一定是外部原因引起的，其中气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气候条件是制约农业发展的最大因素，因此从气候史角度去理解、观察前现代社会的变迁，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仅仅从气候的角度去理解明清这个时段的历史，并没有任何新意。因为早在20世纪初就有竺可桢等著名学者提倡气候史研究，而与之相关的环境史研究在近年更是为人关注。卜教授在细读史料时发现，在前现代经济中，气候、环境、粮价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这些事实可以说司空见惯，但此前研究者并没有特别关注，更没有将其中的关系引入研究之中。而正是这个发现，卜教授才有了讲《崩盘》这个故事的冲动，我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他讲的最为生动、最为成功的一个故事。

将粮价纳入考察气候和环境变化的文献指标，是卜教授的过人之处。他发现，明代中国粮价与气候变化之间有密切关系，通过明代价格史与气候史的综合分析，能够窥见明代兴亡的秘密。比较而言，此前历史学者从政治、经济或道德等方面所做有关明清易代原因的分析就未免相形见绌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卜教授认为，明朝的灭亡实际上可以视为一场长达两个世纪的生存危机的结束，而这一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气候变化。

发现物价与气候之间的关系，但如果没有系统物价数据的支撑，同样是水中之月。很显然尽管明代留存的经济史资料足够多，但是物价方面的资料非常有限。卜教授敏锐发现，明代物价整体上是比较稳定的，每当灾荒发生时，各种资料尤其是方志中关于物价的记载就会更多。编撰者之所以记载灾荒时的价格，是因为这些价格是特殊史实，记载这些特殊史实并非为了说明经济状况，而是为了铭记创伤，引人警觉。这些异常的灾荒价格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此可以建立起明朝粮价波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而记载的有关天气现象，如冰雹、蝗灾、龙现、黑瘴、瘟疫、龙卷风、地震、山体滑坡、暴雨等，则为气候史、社会史、疾疫史、灾害史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通过对粮价波动与气候变化的比较分析，卜教授发现在诸多气候条件中，气温和降水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最大，如果出现其中的任何一种，文献中都会有关于环境危机、饥荒等社会问题的记载。明朝后期出现的历次危机，几乎都与气候变化以及由其引起的物价上涨相关。作者将危机称为“深渊”，认为明中后期出现了六次“深渊期”，其中万历和崇祯时期的两个“深渊期”影响最大。“万历深渊二期”（1615—1620年），导致女真人的崛起，东北严寒的气候逼迫女真人持续南下，并加强了同明朝的斗争；而“崇祯深渊期”（1638—1644年）的极端天气，不仅是明朝二百多年中最猛烈的，甚至堪称千年来气候最为恶劣的时期（持续干旱），华北尤其严重。极端的气候变化导致粮食价格腾贵，北方粮价更是在南方的10倍以上，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承受的上限。至此，明代的价格体系完全崩溃，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明王朝的崩溃。入清以后，粮食价格尽管有所回落，但价格区间的底部已经太高，因此清朝百姓的生活水平总体来说低于明代，这是显而易见的。作者还饶有趣味地说，满人能够统治中国，可能是因为他们更能适应寒冷干燥的气候。上述对明兴清亡的解释，无疑比传统解释更有说服力。

将中国历史放在全球史视野中来考察，是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卜教授认为，明代中国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而是与全球有着复杂的联系，而这种或主动或被动的联系，对明代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美洲曾经是西班牙重要的布料市场，但由于中国布料价廉物美，从马尼拉远道而来的中国布料，很快就占领了西班牙在美洲的布料市场，每年大约有200比索的白银从美洲运到马尼拉购买中国布料。那时的中国居然与今天极为相似：人工成本低，生产能力强，产品价格低，在世界各地的低端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白银大量流入国内，长期是贸易顺差国。

白银问题是近三十年来全球史及明史研究的热点，不少学者通过白银的全球贸易，论证明代不仅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且以强大的吸银能力证明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卜教授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认为，从全球背景考察，从美洲运到中国的白银数量有限，即使在对外贸易最活跃的万历年间，运来中国的白银仅占秘鲁矿山开采量的7.5%；绝大部分白银被运往欧洲和其他地方，运到欧洲的白银最多，而其中的一部分白银又从欧洲转运到中国。很显然，卜教授并不同意贡德·弗兰克在其著作《白银资本》中的观点，尽管他经常对弗兰克赞赏有加。他进而对明朝因白银大量流入而扩大了货币供应并引起价格上涨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观点是缺乏史实依据的。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以及政府购买的特殊体制，使有限流入的白银不足以引起物价的上涨，最多可能只影响到部分商品（如奢侈品）。白银之所以流入中国，一方面当然是中国的商品价廉物美，受到欧美人的欢迎，他们愿意用白银购买；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金银的兑换比例对欧洲商人有巨大的吸引力：明代金银的兑换比大约为1︰5，而当时欧洲的兑换比率则大约为1︰12。也就是说，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强，黄金在欧洲的购买力强；中国银贵金贱，欧洲银贱金贵。在市场法则下，直接导致白银持续不断地进入中国，而黄金则大量从中国流出。因为中国与欧洲之间金银兑换比率长期如此，所以一直到清朝，始终是白银流入，黄金流出。而随着欧美金本位的确立，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及融入全球的能力越来越弱。这些问题尽管本书没有涉及，但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史和全球史是非常有用的。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史的欧美学者，卜教授经常说自己研究中国历史是一个“局外人”。的确，无论对中国的感知，还是史料的运用等方面，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可能有诸多不利之处。但实际上，卜教授对中国历史的深入体察以及对史料的熟练程度决不输中国学者。不仅如此，他还更是将“局外人”这种劣势转化为了优势，以“他者”的眼光观察中国历史，而“他者”的判断不仅可能更为客观，而且更有可能发现新问题并解决新问题。本书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

卜教授运用史料的非凡能力令人赞叹，他的算术能力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于不可能处发现可能，于不可算处算出数据，卜教授的确做到了。经济史学者最为重视数据，记得著名学者吴承明先生曾说，凡能用数字证明的观点，没有必要浪费文字。卜教授披沙拣金，从三千多部方志中，零星提取出了777份关于灾荒价格的数据，正是依靠这些坚实的数据，给我们讲述了大明王朝“崩盘”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部有趣的著作，但读懂不易。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仲伟民
2025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