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大多数科举及第者而言，充任知县是他们在仕途阶梯上爬上的第一阶。明朝境内大约有一千个县，它们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行政机构。无论是聚民听法、赋税征收、道德教化抑或民兵团练，基层县都是政府与民众接触的地方。但儒家的饱学之士并不懂得如何进行行政管理，这些新科举子人生地不熟，甚至不习当地方言，至县赴任无疑是一场试练。这些新上任的亲民官必须迅速学会如何编制、审计预算，增加财政收入，努力使其任内财源不至枯竭。政绩佳者可以得到晋升，严重失职者甚至要面临解官。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平步青云，有的则碌碌无为，大多数只是任由当地胥吏操持政事，平衡收支。
要想结算梳理一地账目，往往只能从粗心大意或心怀不满的前任所留下的糊涂账，甚至是不存在的账目中重建。完成这部分工作后，下一项任务就是审计账目收支是否平衡，包括账面上的和账面外的，这既是为了确保县官能够收支平衡，也是为了满足财务系统内的汇报要求。
紧接着的任务，是制定新的财政收支政策，以维持县的运转，并使新任知县的仕途走上正轨。我们在本节将介绍两名知县，他们上任后发现了县财政的混乱不堪，并勇于面对挑战，他们的事迹也被记载了下来——这些记录充满了价格信息。
海瑞，1514年出生于海南岛，在万历皇帝即位前二十年就入仕。海瑞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去世前，就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清官能臣。沈榜比海瑞晚出生二十五年，但只比海瑞晚去世了十年。他没有海瑞的社会地位，但在万历统治的前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成为一名出色的知县。有意思的是，这里反映了铨选与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不尽相同。这两位官员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只是举人，并未获得进士头衔。换句话说，他们满腹经纶，但未能通过礼部的会试，而吏部铨选官员通常会先从进士中选拔。海瑞和沈榜初入仕途时皆未担任要职，而一旦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的行政能力，而非仅仅是学问，他们就能以官场的表现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从海瑞在淳安知县的任上谈起。这个贫穷的小镇坐落于浙江，在远离省会杭州的新安江上游地区。就规模来说，淳安在历史上长期为郡治而不是县，这是国家用来管理难以管理地区的单位。海瑞于1558年之任时，淳安县以无法无天闻名，地方土豪恐吓或贿赂县衙胥吏，设法抹去他们在契尾和黄册的记录。海瑞注意到这些恶行后就意识到，要想管理好淳安，又不与上司发生冲突的唯一办法，要么就如其前任官员那样，向老百姓加派赋税，要么体覆账目，革除县财政每况愈下的弊端。对海瑞而言，无须选择。他从来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他曾说：“有能撙节减一分，民受一分赐矣。”海瑞制定施政纲领《兴革条例》，宣布在淳安移风易俗，革除旧弊，推行新政。
海瑞在《淳安县政事序》称，他到达淳安后即“初阅册籍”，发现黄册中“民之逃亡者过半”。换句话说，在吏治腐败的环境下，有一半以上的编户齐民逃离此地，或为势家大族所诡名隐匿，没有缴纳税款。淳安人口从1371年的七万七千多人下降到1552年的四万六千多人，这种下降，显然与彼时中国人口的增长态势背道而驰。
人口从赋役黄册中消失，其结果就是税收负担将转移到其余在册人口。识者告诉海瑞：“在今日不可能也，在今日又不可为也。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宁可薄下，不可不厚于过往。”
海瑞拒绝了这一保守实用的建议，并着手稽查。他认为，通过审计可以揭露真相，土豪不能再为自己的利益篡改事实，官吏亦不能再缘为奸弊。
海瑞改革的另一要点，在于官府一切花费应准市价，不能畸高。他提醒本地商人，物货供应时不能哄抬时价，同时也提醒下属，不能压低价格，强迫商人接受。
要对价格进行干预，首先就要张贴公布价格。在《兴革条例》中，海瑞在三方面提及此事：“礼”部分涉及礼仪所需用度；“兵”部分涉及军饷所需用度；第三部分则为知县、县尹、县丞、主簿、教官、典史等官吏日用家具（家伙）的用度清单。
省例虽然规定地方官员的家具官为措办，但淳安县已经惯于让离任官员带走措办家具，或将之送给胥吏，而非留交下任。
为了降低开支，海瑞规定了家具在需要更换时的费用。这就给我们提供一个难得的可以窥见彼时普通家庭日用商品价格的机会（见附录C“参考表”中的表2.1）。
1590年，沈榜出任北京顺天府宛平县知县。他也面临类似的财政混乱、账目造假的情况，尽管具体情形与海瑞面临的大不相同，迫切需索财源的朝廷和宫中给了他不少施政压力。与海瑞一样，沈榜意识到只有稽查前账才能捋清旧债，这是摆脱地方财政危机的唯一途径。他发现县衙需要超过4000两的开销，而在他走马赴任时，库房只剩52两。沈榜有处理这种情况的经验。宛平县为北京顺天府分治的二县之一，他在赴任前曾于南京应天府的上元县担任知县，其分治逻辑与宛平县如出一辙。这一经历使得沈榜早已习惯应对上级的各种要求。诚如他的一位文友的评价，沈榜之才不在文字“修辞间”，而在于“负经济略”。
沈榜稽查，旨在制订宛平县的年度财政预算，这就贯彻了明朝财政预算“量入为出”的根本原则。事实上，沈榜必须兼顾两方面问题，即既要保持财政收入，又要尽可能减少开支，还不能与朝廷或宫中的需求发生冲突。他反问：“若曰入不为额，而出焉无经，畴能谋之耶？”
为了保证审计结果，他决定将所涉数据公之于众。在其1593年出版的《宛署杂记》中，就有两章关于这些数据的记载。
通过审计，沈榜罗列了上至漆器，下至葱姜蒜等所有物品，这些都是宛平县为满足京城需求而采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记录了价格。《宛署杂记》列出的价格比明朝其他史料记载的都要多得多。他的上级顺天府尹曾赞道：“惟经费书则备极覶缕，几于隶首不能得。”沈榜书中还有一些价格被称为“折价”，亦即以实物价格折算的支给来代替实物的供应。偶尔也会看到数项物品合计后的总价，并无每项的单价。即使偶有此类略记，《宛署杂记》所载数据规模之大、质量之佳，皆堪称一绝。从樱桃到夜壶的价格，再到枷锁链条一类的刑具造价，一页又一页的价格提供了本书所需的大部分价格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