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账

问菽三升易小麦二升，小麦一升五合易油麻八合，油麻一升二合易粳米一升八合，今将菽十四石四斗，欲易油麻，又将小麦二十一石六斗，欲易粳米，几何？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米价是小麦价格的1.25倍。我提到这一记载，只是为了说明一个事实，即明人是根据一种相当高水平的计量史学家所谓的“经济效用”来处理事务的。 明人知道商品价格，知道如何货比三家，以及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来维系收支平衡。他们知道量入为出，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存用项。他们将支出与收入分列，了解固定资产的价值，并且懂得评估投资回报。若非如此，明人的价格记载就不复存在。尤其是万历时期，相关价格记载数量明显增加。

万历时期这些价格记载的增加反映了彼时经济的变化，即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任何东西都有其价格，且生产力也很发达，国内外的东西——总是有一个价格——都能买到，数量和种类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期的人们惊叹于周遭之富庶。博学鸿儒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称，他与同时代的人生活在“天覆地载，物数号万”的世界里。他又写道：“事物而既万矣，必待口授目成而后识之，其与几何？” 这也是他撰著《天工开物》的目的。万历时，收藏家李日华甚至质疑“万”足以涵盖事物之丰富程度。他说：“天地间，异物皆随时幻出，原无定数可以验矣。” 于他而言，想要了解已有事物，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古人的相关记载，至于那些从威尼斯或秘鲁利马等远道而来，源源不断涌入李家的新事物，则须进行第一手研究，然后才收入其“天地”之中。当然，每一件东西一定会有其对应的价格，如此才能确定其在明朝诸多事物中的位置。

万历年间，基本商品的价格是人尽皆知的。据明代史料记载，肉类几乎维持在每斤2分钱。耶稣会教士庞迪我在1602年回寄的家书中证实了这一价格标准，并指出“肉类中上等的牛肉、羊肉、鹅肉、鸡肉、鹿肉等，每1利弗尔（livre，以之对译‘斤’）都只值2里亚（liard，面额较小的法国钱币，以之对译‘分’）” 。庞迪我之所以观察到这些，乃因以当时欧洲的标准，明朝可谓肉类供应充足，价格（尤其是野味的价格）低廉。 当然，如果肉质更好，供应有限或需求更为强烈，肉价很可能就要超过2分钱，但这种波动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容易理解的，并不神秘。

当价格指涉的不是日常食物，而是制成品时，把握价格就更具难度。以交椅为例。猪肉归根到底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明代交椅的规格并不统一，自然也不会有统一的价格。因制造时间、地点、买卖不同，交椅价格多元。 价格只有在与其他价格的关联对照中才有意义，因此消费者得以通过价格区分高档交椅和普通交椅，并将自己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区分开。 因价格的存在，等价物也应运而生。明人知道，1把价格适中的交椅，价格约等于1把诸葛弩，或1条风领、头围。1把价格昂贵的交椅，约等于1个弥足珍贵的定窑瓷盘，或10只大鹅。 只要价格的等价和差价不因各种偶发因素轻易受到影响，价格体系就能稳定地发挥作用。对买方而言，只要知道东西应该花费多少，以及本人所在社会阶层的购买力，他们就知道自己该如何消费。

现在回到陈其德关于万历年间“在在丰亨，人民殷阜”的回忆，我们需要通过重构万历时期的价格体系来检验其看法是否正确。万历时代，何种价格占据主导地位，价格之间的变化又如何发生？本章使用的数据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万历时期大量出现的散文、日记、书信及回忆录。这些文本中或存在作者所记日常生活中的价格（通常是不系统的）。其二是我现在要介绍的更为系统性的史料，即地方官员所编制的用来指导和限制政府开支的官方物价表及官物清单。 q5auRBVUpnGnTjqtV5k5hA+Ktu/BiQfFU95qwLPvTmAvKstqTsh5KLE5iOcGfuz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