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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风潮的转折起落外，个人的成长经验与学史历程也让我对宋代政治史研究有不同的体会与想法。
我成长于20世纪中叶，当时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社会方面均受到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在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两岸气氛紧绷的情况下，政局风雨飘摇。少时的我身处其间，对内外情势变化非常敏感，甚至有个人生命与集体安危相系的强烈感受。另一方面，当时的台湾社会正是新旧传承与转变的阶段。传统文化仍主导着社会运作，家族活动、乡里互助是日常生活的基石；政治权威则通过行政体系与法律制度，深入百姓的生活，展现其力量。两股势力在基层社会交汇，身处其中的个人无时不感受到两者的力量互动、消长与变化。这种经验让我一生都关切现实环境的整体发展，也成为我学习历史的启蒙力量。
古今相证的史学训练更让我对经由现在观照过去、通过过去了解现在的观史治史法则，另有一番体悟。大学时期，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虽相继引入，但校内可资阅读的西方图书不多，亦欠缺适当引导，我所接受的训练仍较着重传统的深度研读。时适蒙东海大学中文系孙克宽教授指引，我开始研读南宋文集。
从史料阅读中，我既了解到历史现象无法以特定社会科学理论一以概之，也意识到历史人物或事件发展与大时代之间的关系多重而绵密。
本着这样的认识，我总尝试将历史经验与现实环境结合，从中寻求灵感，并通过现实事务理解过去，分析影响历史发展的多重因素；在研究过程中，我也特别关注政治、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人与群体的适应、出路与最后的命运。我注意到宋、金、蒙三势力兴替之际，其政治环境与现实情势多有可扣合之处，进一步促进我研究南宋历史。我曾讨论过的理宗时代和战、边防与流民三项重要国是争论，以及南宋义军、和战与南北人、归正人、“害韩杀岳”等收兵权与文字狱问题，乃至李全父子和马扩等乱世英雄人物等课题，都是受现实环境经验触发，进而探寻其历史脉络
。这种古今对话、相证的做法，在中外前辈史家的经验中，所在多有
。
阅读清末民初人物传记及名家回忆录，则是我课余时最大的嗜好，研究宋代地方武力与地方军的灵感便得之于此。我在其中观察到，从清末到抗战期间，不少地区仍存在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的地方势力，并由此联想七八百年前的南宋时代，表面上朝廷承继北宋强干弱枝政策，实际上应仍有地方武力存在。此后，我便特别留意史料中的南宋地方军、地方武力，先后撰写了多篇论文，最后结集成书
。该书讨论重心虽是区域武装力量，但中心关怀则是从整体性看南宋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以及其中反映的南宋极具包容性的政权性格。没有这样的机缘，很难想象在史料上偶然出现的飞虎军、摧锋军、左翼军、茶商军、两淮山水寨等名词，有何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足以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研究议题。
我因从事地方家族、地方军与地方武力等研究，常被视为宋代社会史或军事史工作者。然而，我却对政治议题较富敏感度，习于将历史现象与政治问题联结思考，研究内容也因此带有较强的政治观察，同时注重整体现实环境的长期发展。从自身的治史经验出发，我发现研究者如能留心观察，进而思考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的历史背景，并通过阅读培养史料敏感度，搜集筛沥有意义的材料，往往就能逐步串联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课题。本书讨论的中央集权与基层权力结构、地方势力与政治适应、政局变动与信息流动这三个主题，都呈现了这种特质。
本书题为《政策与对策：宋代政治史探索》，意在结合现有成果，响应学界近年对政治史研究的讨论，也呈现个人历史研究的政治观察视角。以往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多着眼于该朝中央集权政体，以朝廷作为授令者，视政策、制度乃至政令为整体的静态架构，其间纵有阶段性差异，但研究者对多数时期的制度描述仍平板而一贯。然而，研究者若能跳脱传统偏重典章制度的讨论方式，以兼顾基层的角度考察宋代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往往能描绘出更为生动、深刻的政治史图像。我以“政策与对策”为题，希望点出政治发展或制度形成，或许不宜再以中央主动授令、地方被动而响应的方式来划分，不宜将中央政权象征的政治力与地方所呈现的社会力视为彼此对立的两种力量，也不宜再视政治发展为“施令—受令—结果”的单向式关系。
政策与对策之间，存在多种互动交融的动态过程。首先，授令者因应内外情势变异，也存在寻求应对之策的必要，不论政策、制度与政令，从制定到执行都显现其机动性。就有宋一朝而论，其面对的外部政权强弱有别，国内的政治角力消长不一，宋廷制定、推行的各项政策必须持续响应国内外情势变化，有所调整。以经营广西为例，北宋时期四邻势力介入广西尚浅，情势单纯，宋廷得以强势经略此西南边陲之地，日后却因国内新旧党争难平，由经略趋于保守；南宋晚期蒙军经由大理、安南进犯广西，战况危急，宋廷对广西虽由放任转为积极布防，然宋蒙之间战线过多，宋廷只能选择集中资源确保荆湖防线安全。两宋的战略差异，反映了政权因应外在情势的因时制宜。
其次，中央与地方的政令授受是双向互动的，亦即政令、政策，乃至国家发展走向，实际上也因受令者不同阶段的反馈而持续调整。如晚唐五代具有私人武力性质的弓手，到宋代改隶县尉，并有明确的组织与职能规范，代表朝廷在地方执行公权力。然而，随着时局环境变化，弓手成为地方职役，且转由当地人士充任，其在执行政策时，便不再单纯是中央朝廷政治力的展现，也有代表地方利益与公权力周旋拉锯的现象。弓手制度从制定到推动落实，反映了地方社会服膺中央政令的同时，也因为直接参与制度的运作，而逐渐影响转化其内涵。
再者，受令者对政权递嬗与政策制度的因应，除了及时而有形的行动，也可能化为心态或意识的转变，从而影响政治利益关系与政治抉择。如两宋之际洛阳永安豪强孟邦雄，原是宋金乱局中效忠赵宋、守护皇陵的义师，及至女真在洛阳地区扶植刘豫政权后，孟邦雄为求生存，只能改事刘齐，并为之盗掘宋陵以输诚。身处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孟邦雄叛宋虽有违传统忠义，却是基于维护自身及当地的社会秩序所做的抉择，对刘齐政权具有稳定作用，也重新诠释了忠诚的意义。
本书尝试探讨政治与社会秩序的联结和互动关系，在制度、规范之外，关注不同权力在面对不同时空的政治情境时，其制度转变、结构调整与政治立场抉择等种种过程，乃至其因应之策如何呈现当代的政治内涵。而这三个讨论的主题正是本人希冀借由政治视角，重新整合个人军事史、社会史、家族史研究，形成跨时段、跨议题的观察，试图开启探索宋代政治史的另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