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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历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配合改革开放的步伐，历史研究大幅跃进，面向拓展，质与量俱增。其中，宋代政治史研究继承了典章制度史坚实的考订传统，成果尤为显著，如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香港方面也有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宋枢密院制度》《宋宰辅制度研究论集·第一辑·宋宰辅兼摄制度》《宋宰相表新编》等四部力作，都是考订与增补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及前述《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则在制度考订之外，兼及其运行机制与特点
。
此一荣景，反映了大陆学术重建的劲道与成就，与同一时期台湾地区宋代政治史研究消退的情况，呈现明显对比。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陆随着研究资源日增，对外交流日盛，加上各类社会科学理论的触发，新的研究议题扩展迅速，政治史再难独重。复以大陆政治史研究途径受限于既有框架及训练方式，或一再重复相同的史料及议题，或无法跳脱静态的制度梳理。就数量而言，研究成果虽有明显成长，但往往缺乏新见，质量难以提升。到世纪交替之际，政治史研究较之于其他领域的兴盛，更是窘态日见。
为了重振宋代政治史研究并调整发展方向，青壮辈宋史研究者于2001年邀集海内外学者，在杭州召开“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会议针对制度研究发表17篇论文，除了部分以宋史为例，讨论了制度史研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其余12篇论文分由不同侧面，回顾与反思百年来的制度研究。这些论文在2004年由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集结成《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一书出版
。
该书各篇论文详细检视不同议题下的宋代制度研究，既总结了百年来制度史的研究成果，也深切地反省了过去的缺失与不足，希望借以改变政治史既有的研究形态，重新出发。该书呼吁学者跳脱制度阐释的藩篱，由以往强调宏观、静态、脱离历史实际的文本主义制度史，转向重视制度的动态发展与运作过程，尝试把握制度变迁与背后复杂的人事权力关系，以更贴近历史实情，总名之为“活的制度史”
。制度不外乎人事，政治体制的运行并非仅由人单纯地遵行制度规范，更是制度与人事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制度建立之后，仍须通过人事从中解释、运作，乃至创造新制度的发展空间；倘若太过单一、静态地看待制度，未能与政治、社会的发展相结合，制度史将沦为孤立的考证，而非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问题。
2001年的会议之后，经过反省、检讨并调整研究途径，宋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整体情况已有所改变，其中以邓小南教授指导的博士生论文最为具体。这些作品着重阐述制度的形成、推动与执行过程中，外在环境变动与人事权力关系所造成的影响，不再将制度视为客观独立且凝止不变的存在。论述也多能兼顾动态发展过程与人事运作的角色，将研究范畴扩及参与政治运作的各类社会组织与力量，以及文化发展与政治情势之间的互动关系等，使政治史研究不再偏于上层、中央政治结构，转而注意下层、地方，乃至上下沟通等议题。
此一发展趋向可以说明，推动“活的制度史”研究，实有助于宋史界走出旧有研究框架，对宋代政治有更整体的了解。不过，“活的制度史”只是活络政治史研究的途径之一，若期待政治史研究能改换新貌，仍需有新的思考，并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跨越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整合性观察，使其内涵更为丰富多元，才能让政治史研究在众多学术领域的竞争下，开展新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