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湾地区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消退

台湾地区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兴起阶段的研究焦点集中北宋，讨论议题偏重政治事件与历史人物探究，至20世纪70年代起转入消退阶段。这与典籍的大量出版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关系密切。

20世纪中叶，世界各国认识、了解中国的需求急切，积极开展中国学研究。国际学界视中国台湾地区所藏的丰富典籍为重要研究资源，台湾地区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对外窗口，大规模的史料编辑、翻印等出版工作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陆续展开。以宋史研究材料而言，除了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名家文集、笔记小说，以及由赵铁寒教授主编的《宋史资料萃编》，均大大丰富了研究资源，连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与议题 。

同时，受到欧美学界的影响，社会科学理论也浸渐主导台湾地区的中国史研究取向。欧美学者关心中国的历史发展与现代化，或源于其对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的观察，或撷取自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观点都是触发其灵感的来源。通过旅美学者的转介，各时期流行的理论和方法先后引进，如计量统计、社会流动都曾或深或浅地影响史学研究，使历史学研究途径多样化，观察诠释也趋于多元。不同学科间的激荡刺激，使新的议题不断出现，带动了新的研究方法，也扩展了新的研究方向。20世纪70年代以降，史学研究的重点不断改变，如以个别人物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史、强调量化统计与理论的社会经济史、着眼于庶民生活的文化史与后现代研究等，都曾在史学界引领过一代风骚。

研究材料的开拓、数字数据库的出现，加上一波波不同领域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历史研究议题不断扩大、分殊，研究范畴也由原本的中央、上层，向地方、下层、庶民推展，面向渐广。史学研究的热点日益被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形形色色的课题占据。在此背景下，政治史论著数量虽未减少，但相较于各类新生议题，显得欠缺新意，因而传统的以典章制度考订或政治事件探究为主的政治性议题，不再受到学界关注，政治史的重要性渐渐被冲淡、稀释，甚至有消退之势。这种现象从近十年来台湾地区史学界所发表的论文，以及各大学相关系所开设的课程内容，可以清楚发现。

研究途径和书写技术的改变，与政治史研究热潮消退相系。传统历史研究侧重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订解读，留心对时空背景的整体掌握，着重“变”与“常”之间的关系，在数据分析之外，更看重叙述。这样的治学方式强调“文史不分家”的涵养，研究者必须具备扎实的阅读与文字掌握能力，善于参照不同性质的史料，同时广泛涉猎各类知识，充实历史地理、年代、职官、版本目录等基本素养，才能深透。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的历史学被视为人文学枢纽，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学科边界并不明显。

然而，传统的“学问”在现代学科划分的影响下，相互之间分际凛然，非但训练与途径各有不同，更纷纷强调创新、注重理论，学术专业性日益强化，尤其仰赖大型数据库查索数据，用大量数据说明立论的完备性与严谨度，借以建立具备学术说服力的观点，人文学科遂日渐趋近自然科学。强调专业，即使各学科间的疏离感加剧，造成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隔阂，历史学传统的讨论方式也因难以迎合现代学术标准，研究成果受到其他学科的贬抑，渐渐退居学术边缘。甚者，历史学者借助社会科学理论的同时，无形中也放弃了传统史学的思考、分析、叙述与整体关照，将历史学拆解成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不同研究类型，以致各类型研究间隔行如隔山，许多课题若不曾涉足，几乎无法深入评论。

鉴于政治史研究的消退、传统历史书写技术后继无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2009年春天举办历史研习营，特别强调政治史研究，及传统历史书写技术与训练的重要性。这个例子结合上述历史系缺乏政治史课程的现象，可以反映政治史研究在台湾地区面临的人才断层与研究发展的困境。 WGB3lZf9qSdWrI5r3YVZ0mAFadbr8ClmaWYFcYCTvbYwQ15i0+W19pfzZ/PYyM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