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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手是基层行政机构中拥有武装力量的成员，是县府执行任务时的利器。借着县尉与弓手，一方面有助于维持地方治安，甚至维护官府公权力；另一方面也因握有逮捕、追缉等权力与合法的武力，一旦下乡发生违法乱纪，乃至胁迫乡里的情事，自然在官员与士人中间留下恶劣的印象。
不过，弓手在基层社会的形象之所以负面，与其直属长官包括县尉、县令的作为有密切关系。胡颖在《细故不应牒官差人承牒官不应便自亲出》文中明白指出，巡检周氏不仅因催科引惹民间反感，更利用乡民彼此因细故兴讼的机会，亲自差派多人下乡，任意捉拿百姓，惊扰乡里
。这些巡检、县尉率领吏卒下乡，食用均取之百姓，形成地方上极大的负担，由于他们的行径与盗贼无异，因此所过之处，鸡犬皆空
。吴势卿也在判书中提到，江南东路安仁一带，百姓积欠摊盐之钱及田租，通判乃派专人责成县尉、巡检，差派弓手、兵卒下乡，竟致“数十家被摊盐之扰，离散破荡，如遇巨寇”，“十数人被监租之苦，锁缚拷掠，不啻重辟，恻然为之流涕”；追究原因，正是“弓卒肆行，乃倅厅专人所致，专人妄作，乃倅厅案吏所遣”
。胡颖在湖南的书判中也指出，县尉、巡检利用百姓的田产诉讼，借土军、弓手为爪牙，“幸有一人当追，则恨不得率众以往，席卷其家，以为己有”，至于事理是否合于情，则完全不顾，以致连诉讼证人罗闰一家都受牵连，遭受无妄之灾
。来自上级的勒索，也常迫使这些有武装力量的弓手，转而压榨无辜百姓。真德秀曾说：“闻县丞、簿、尉等官，亦有不支俸给去处，里巷谚语至有：‘丞、簿食乡司，县尉食弓手’之诮，丧失廉耻，职此之由。”
弓手引起百姓反感的原因，一则与其长官作风关系至大，另则恐怕也与有些弓手执行任务的手段过于酷烈有关。
弓手也常受到地方上有力人士的请托或唆使，从事违法的工作。黄干在《危教授论熊祥停盗》的判文中指出，危教授与熊祥因土地纠纷，状告熊祥窝藏盗贼。危教授打通关节，由县尉指派弓手黄友、徐亮捉拿受牵连的百姓，将他们打得体无完肤，不胜其苦，而被迫招认。此事经黄干查明，不仅还熊祥等人的清白，更将弓手黄友、徐亮勘杖六十
。又如寄居官员谢知府向窑户买砖瓦，他欲以小砖瓦低价购买较高价之大砖瓦，窑户不肯，双方发生争执，谢知府乃向官府控诉窑户。县衙差派弓手邹全、保正温彦追出，“挟官司之号令，逼勒而使之贱卖”，强迫窑户签约。窑户受迫于弓手、保正，“抑勒而使之着押”，只有就范
。黄干也曾记载知府之子谢八官人以窝藏盗贼为名，向县尉司指控窑户的罪状，县尉未经调查便行受理，进而指使弓手，非理骚扰窑户
。蔡杭在《违法害民》的判文中，指出弋阳县有孙、余两名恶吏，为祸于乡里平民，其中余信率弓手、保正等二十多人，“以迎神为名，擒捉词人”。当县府追捕余党时，他们却在娼楼酣饮，拒不出面，终被判脊杖十七，刺配南康军牢城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形势之家或地方豪横假借官府的力量，利用具有武装力量的弓手，将其作为欺压百姓或抗拒公权力的工具，同样严重影响弓手在基层社会的形象。
然而，形成弓手负面社会评价的关键因素，则是弓手一职的薪俸结构衍生的贪黩行为。弓手属乡村中等户的职役负担之一，专责捕盗，本不许别有差使。宋廷为使弓手周知当地山川道路险易与奸寇窟穴所在，原无年限替换规定，以致成为部分百姓终身无法摆脱的枷锁。后宋廷鉴于实况，逐渐允许替换
，服役者除了免户下其他赋役，并无薪俸；直到神宗实行免役法后，才支付弓手雇钱，为数微薄。当弓手难以支撑家计时，便不免为利所诱，而胁迫乡民，借此获利。一旦官府因役钱难敷，财政拮据，不能按时给予雇钱，甚至拖欠的时候，更会借机生事牟利
。陈襄在《州县提纲》曾说：“县有弓手、手力，役于公家，悉藉月给以为衣食，县家常赋不办，往往越数月不给，彼之仰事俯育，丧葬嫁娶，迫乎其身。”
这种情况，很容易让弓手假借到乡间捕盗的机会，骚扰乡民。另一种情况则是弓手仗恃武力与地方盐户相勾结，以捕私贩为名，图谋钱财。嘉泰四年（1204）十月，担任浙西提举茶盐的史弥远在奏疏中也说“产盐地分，弓手、土军与亭户相为表里，庇其私煎、盗卖，复以巡捕为名，横行村落，反与私贩之徒极力防护，巡、尉玩习，全不举职”
，充分显示弓手凭借武力，成为基层社会的祸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