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宋代基层弓手的首要任务为逐捕盗贼，是巩固基层治安的重要武装警备力量。不过，弓手的役期、员额编制、器械配备，甚至职务内容，都可能因应实际情况而有所差异。
当宋与辽、夏关系告急，维护地方治安的弓手可能被纳入国防军事体系之中。如宋与辽、夏对峙期间，宋廷曾在邻近边境的陕西、河东、河北都大量籍民为弓手（乡弓手），戍守沿边，成为重要边防武力之一
。在战事紧急的陕西，甚至将乡弓手刺面，纳为正规军，而在宋与辽、夏关系和缓的河东、河北地区，则将弓手刺手背，改称义勇
，显示弓手在西北边区已被编为民兵或正规军，成为宋廷抗敌御侮的武力，超出原来捕盗治安的任务。高宗即位之初，为舒缓南方直接承受金兵的压力，也曾命沦陷区的河北、河东、京东西、京畿等地添置弓手，训习武艺，作为抗拒金兵、保护乡土的武力。当时，为了让弓手专责抗敌，宋廷曾严禁州县长官任意役使他们，否则以私役禁军法论处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兵南犯，抵达淮南东路招信县时，县尉率所部弓手百人英勇抗金，使高宗君臣得以从容南渡，在江南建立政权
。同年三月，苗、刘囚禁高宗，发动兵变，为了壮大声势，也欲招集半数两浙新旧弓手前往杭州，以对抗援救高宗的人马
。可见在特定时期与地区，宋廷为加强边防或发挥抗敌成效，将弓手纳入国防军事体制之中，编为民兵或正规兵，其角色已与民户的职役性质不同。
即使在非战时，弓手也可能有维护基层社会治安之外的任务。由于弓手在指挥体系上隶属地方行政长官之一的县尉，此隶属关系常使弓手须听从地方长官的调遣，担负许多本职以外的工作。南宋晚期，黄震在《申转运司乞免行酒库受诬告害民状》一文中指出，尉司与弓手成为迫害地方百姓的公权力体系，最严重的事有三：“其一曰强干理索，就监租户于尉司，而阴杀之，以立威村落。其二曰两词互诉，必属差尉司躬亲追捕，以规破坏其家产。其三曰闾里睚眦细故，必诬告私沽，买嘱酒库，脱申上司，牒尉司寄追以凿空，张大其事。”
县尉、弓手具有权力与武力，在其执掌的斗讼公事中，不免乘机获取利益。这些都显示弓手的职务面向众多，在基层社会中的角色多样，并非单纯的公义执行者。
现存宋代文献显示，晚宋基层社会的实际运作中，弓手在本业以外可能负担三种主要任务：
一是捉赌。马光祖在《县尉受词》一文中指出，黄松开设赌场，受人告发，县尉未报告长官，就自行指挥弓手“追捉拷掠，追令通摊，凡博戏之小儿，求食之娼贱，悉行擒捉，一网无遗，既不解县，又不申州，当此暑途，跨都越郭，累累鱼贯，尽解本司”。弓手祝远，经县尉下状告赌，就倚恃声势，生事害人，结果被判决脊杖十七，编管五百里。此事显然是县尉扩大事权，与弓手借势凌人所致。马光祖判道：“县尉以警逻为职，余与令、丞通行，尉岂得以专行也。傥谓赌博一事与盗窃相关，自合白之长官，照条区处，固无自受状，自追人之理。”
可见县尉将职司盗窃的工作扩及赌博，又未依规定照会相关单位，径自指挥弓手任意捉拿百姓，显然违背本身及弓手原有的任务。
二是催税监租。在《庆元条法事类》中，宋廷虽规定“诸路州县不得辄令巡检就寨，自行受纳苗米，县尉差人自催役钱，如有违戾，所若官吏及受差之官，并从杖一百科断”
，但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如叶提刑在《不许差兵卒下乡及禁狱罗织》一文中指出，“国家宪用保长催税苗，其出违省限，亦自有此比较之法，未闻使巡、尉差兵卒下乡追捕，而佐官辄置枷杖、绳索等，以威劫之也”
。然而，县尉所备的狱具是本州委之驱催官物，专用以罗织欠户，显然也是差派弓手担任职权以外的工作，于法不合。他觉得催科虽是州县急务，却不得于法外肆虐，因此下令诸州“今后管照条比较，若出违省限，只令委官一员驱催，不许辄委巡、尉，用兵卒下乡，及禁狱罗织”，以为国家爱养根本
。
弓手协助上户理索私租一事，更是违反规定。黄震在开庆元年（1259）十一月任吴县尉时，发现当地有由县尉监租，并派弓手追捕情事，甚至有拘留欠租者在弓手家中，以致冻死的现象，当地人因此认为“从来监租在尉司者，即无生还”，将尉司视为“鬼门关”
。官租催缴本是耆保职责，与弓手无涉，何况是私人租佃之事；但“奸豪玩法，睚眦征隙，必嘱县吏差县尉捕所怨之家，以快其私”，县尉与弓手等都想借此谋图私利，因此不顾严弓手下乡之禁的规定，反而亲自率领弓手下乡扰民。黄震指出这些弓手是一群无赖小人、乌合之众，他们缺乏训练，没有持弓挟矢捍卫乡土的本事，只是依傍官衙，借机生事，以牟取衣食之资而已，倘若依赖他们执行公务，只会成为扰民之柄
。
三是捉捕逃漏税。胡太初在《昼帘绪论·理财篇第九》中指出，州县想在常赋之外扩大收入，只好循增加酒税及捉捕私酒之途；在这种情况下，弓手就成了衙门的爪牙鹰犬。弓手一旦发现民间私酿、私酤，“便辄枷讯，禁系累月，荡其生理，妨其营趁，率至于饥饿、病困之域”
，不仅对百姓是极大的威胁，更增加基层社会的对立与不安。百姓间一旦彼此有私隙，经常以私卖酒为名向官府告发，“官司不问虚实，辄差弓手、轿番，数十为群，持杖突入，遍搜房室，绕打墙围，无异于大劫盗”
。黄震也曾举例，马氏堂兄弟为了争讼，堂弟诬告堂兄私卖酒，竟至动员弓手捉拿无辜百姓，用以说明私沽不论是否属实，只是违法，应由专责缉私的酒巡来负责，与专任巡警与催督纲运的弓手是不相干的，“正不待弓兵而后可捕也”
。官府为防止商人逃税，也会指使弓手巡捕，但他们乘机为非作歹，搜刮民财，骚扰民户，使民不聊生，其行径尤甚于强盗，反成为乡里纷扰不靖的渊薮。
此外，也有弓手协助处理拆毁淫祠。胡颖指出，县尉申说阿李等聚集三十多人，执器杖，赶杀弓手、保正，但据查乃是弓手王韬、保正（副）姜全在当地百姓抗议时，意在求胜乡民，张大声势，反而妄申官府，引惹事端，并因此判王韬、姜全各杖六十
。
从以上的讨论可知，宋代基层弓手的角色和职能并非完全稳定，除了宋初规定的盗贼、斗讼、争竞等公事，随着宋朝内外情势的变化，其职务也溢出原初规划的本业，而有编入民兵或正规军以抵御外侮的情形，甚至发生鱼肉百姓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