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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尉、镇将二职均渊源甚早。县尉为县令佐官，在战国时，秦及三晋之县即置有县尉一职
。秦汉以来沿袭不替，一直担任捕缉盗贼、更卒番上与役使卒徒等有关武事的职务
；下有属吏，但未见具体编制及统辖人数。其后各代仍置县尉，但隋代废止乡官，州县佐属官员大为精简；唐承隋制，县府设官亦简
。晚唐以来，藩镇割据，县尉职务兼及催征课税，较前代广泛，原有功能则逐渐为镇将所取代。
镇将一职，原系北魏拓跋氏开疆辟土时所置
。北魏太武帝至孝文帝太和十年（486）的前后六十年间，是军镇最盛的时期，镇将地位远在州刺史之上。北魏广阳王深即说：“先朝都平城，以北边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即镇将），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废仕宦，乃更独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
故当时史臣有镇将“重于刺史”之言，后期镇的地位明显降低，又有“州名差重于镇”之言。东南地区大镇已废，所存者多郡之比，且常有镇将、郡守相互兼代的情况。此时镇统属于州，成为州的统辖机关，镇将的权威下降
。隋唐沿袭旧制，置镇将、副将，掌捍防守御，属军事系统
。
镇将隶属节度使，并取代县尉行使权力、督领基层军政民政，始于藩镇割据的唐末五代时期。唐代自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诸藩镇为了掌控所辖地区，竞相将辖下军兵驻屯于领内诸州县治及关津险要处，授所属心腹将校为镇将，统领其地，作为割据资源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在奏言中指出，“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自作威福”
，倘如“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则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为叛哉”
。僖宗以后，藩镇多分置镇将于诸县，统治权力直接深入地方，进一步侵夺县令职权
。许多重要藩镇都出身镇将，如董昌、钱镠、刘仁恭及其父刘晟
，凭恃的就是镇将领导的武装力量，也缘于他们能直接掌控镇兵或弓手等武装力量，作为私人武力的资源，才能建立雄霸一方的局面。此外，镇将职权也不断扩大，到五代时，镇将除了拥有兵权
，还手握捕盗、狱讼以及税役催征等权力。所以李焘才会说：“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
可见自唐中叶至五代时期，镇将权力已凌驾州县长官之上，且有愈益扩张的趋势，军政与民政权力地方化与私人化愈形严重。
一般而言，自安史之乱至五代，镇将辖下所领镇兵有“官健”与“团结兵”两种主要力量。唐代初期施行府兵制，玄宗开元、天宝时，府兵制崩坏，改行募兵。安史之乱后，募集兵“官健”成为主要兵力，另辅之以民兵性质的团练兵。团练兵，也称为团结兵、土团兵，这些人平时耕种，在农闲时期，则召集农民中强壮者施行训谏；一旦有乱事，便和正规兵官健一同防卫乡村
。官健与团结兵性质并不相同，团结兵本质上是地方民兵，因关怀热爱乡土才积极捍卫乡里，通常不愿从事境外争战。因此，当藩镇利益与地方利害发生冲突时，团结兵往往会起而反抗藩镇，因此也曾出现镇将以官健制压团结兵的现象
。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镇将与由团结兵组成的镇兵系同一阵线，在唐末扰乱时，许多屯驻护卫地方的镇将本身即是自卫团体的土豪
。如此一来，不仅藩镇或镇将与地方势力结合更加密切，武力地方化的现象也越趋明显。以浙江地区而言，临安人董昌曾以土团军破贼有功，被任命为石镜镇将
。杨行密以霍丘土豪朱景“骁毅绝人，诸盗莫敢犯”，任其为镇将
。福建吴兴地区土豪杨郜，在唐末乱局中“募乡民之拳勇者数百人，受署于本郡为义军指挥使，坚壁要害，以备不虞，一邑赖之，终以无患”
。在王审知据闽越时，建安吴兴张从晟以“州里豪右，材兼文武，仕至蒲城制置副使”
。这些土豪借着卓越的领导能力，结合宗族与乡里势力，组成地区性防卫体制，战斗力十分坚强。因此，闽越地区的执权者在实际利益驱动下，往往任命地方豪强担任义军指挥使、制置副使等类似镇将的职务
。
割据一方的藩镇为扩大权势，委任亲信镇将直接负责盗贼缉捕、斗殴诉讼等地方治安事务，相关公事甚至可专达于州或节度使。镇将的权力足以与亲民的县府长令相抗衡，不仅违背基层行政的原有运作与朝廷政务的布达和推动，更重要的是镇将统有弓手等武力，导致武力私人化。这是藩镇继军队之后，进一步掌控地方民政、扩大统治基业的要务，也是稳定割据势力最重要的基础。当镇将权势逐步扩大的同时，也开始出现若干抑制性的言论或措施。前述乌重胤的奏章就主张刺史应统率镇兵，尽其职权。后梁太祖朱温对镇将地位高涨更为不满，他说：“令长字人也，镇使捕盗耳。且镇将多是邑民，奈何得居民父母上，是无礼也。”诏天下镇使无论官秩如何，“位在邑令下”
。在时局变化多端的五代，这样的命令能否有效执行不得而知，但这些信息揭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化、私人化的镇将权势超越行政体系的不满。
宋太祖建国后，为扭转武装力量地方化及私人化的情势，于建隆三年（962）平定荆湖之后，颁布前述《置县尉诏》，复置县尉，将盗贼、斗讼等事务，回归县尉、县令管辖，并规定镇将负责事务仅限镇郭之内，不及乡村；镇将在县级单位中的重要性明显降低。同时，为打破镇将与节级、弓手等武装力量的依附关系，更缩减镇将辖下节级、弓手编制，部分调至县尉司，作为地方防盗武力，部分则转化为县司诸色役。此后，这项政策随着赵宋政权对诸国发动的统一战争，推展到各征服地区。以东南地区为例，太宗时期，钦州如昔镇镇将黄令德权势甚盛，越区包庇交州潮阳镇的杀人犯卜文勇家族一百三十口，并造成沿海海贼盛行。宋廷遣转运使陈尧叟与摄雷州海康县尉李建中前往缉捕，将罪犯全族交付潮阳镇，完成地方治安任务
。在四川地区，乾德四年（966）十月平蜀后，宋廷告谕蜀邑令、尉，要求耆长、节级不得因征科及巡警烦扰里民、规求财物，也约束镇将“不得以巡察盐曲为名，辄扰民户”
。真宗景德二年（1005）八月庚寅，“益、梓、利、夔诸州营内镇将，不得捕乡村盗贼、受词讼”
，明确限制镇将不得处理赋税、斗讼等业务。此外，镇将补授条件也受到限制。宋太祖感于武力私人化乱局系与藩镇自补亲随为镇将，关系密切，乃于开宝三年（970）五月，诏禁诸州长吏遣仆从及亲属掌厢镇局务
；到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又重申禁止“藩镇补亲吏为镇将”的规定
。
从基层治安业务由县尉移转至镇将，再回复县尉的过程中，可看到五代以前，县尉虽然负有缉捕盗贼、维护治安的任务，辖有镇兵、弓手，但在组织结构上，其所统辖的武力并无具体编制与规模。镇将所辖武力编制虽然也不清楚，但任务与功能显然较为明确。宋朝建国之后，借《置县尉诏》的颁布实施，将原来隶属藩镇、镇将的弓手，划归县尉统辖，成为国家武力的一部分。为了巩固统治基础，宋廷将弓手由镇将改隶县尉领导后，编制固定，以为控制基层社会秩序的主要武力。此即仁宗时期礼部侍郎兼国史院修撰的范祖禹所言：“祖宗分天下为十八路，置转运使、提点刑狱，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归于州，州之权归于监司，监司之权归于朝廷。”
范祖禹所言宋初立国之制，在于“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其中，基层权力部分在唐末五代原为地方乡长和镇将所有，如今将其权收归于县衙，而太祖的《置县尉诏》正是此政治设计的有力脚注。然而，先有镇将职责与所辖兵力的确立，后才出现镇将任命权的改革，以及周边地区镇将改革措施成效展现较晚，均显示政权交替后，涉及典章人事的变革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