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政权并立、争战侵夺不休和王朝更迭频繁，是五代时期的特征。在争战不断的时空环境下，五代时期有许多制度都难以确立，帝王授予亲信的临时性措置往往无法兼顾权力制衡，因此五代巡检职能的扩大与权力、地位的取得，可说是非常时期制度变形的结果。这些武职人员因一时战绩或宠信，被拔擢为坐拥重权的巡检使，由于权力与地位来自君王，当然有为君王效死者。如天福二年（937）七月，东都巡检张从宾叛晋，进犯汜水关，杀害汜水关巡检宋廷浩
；后蜀广政二十二年（959），夔州宁江军都巡检制置、招讨使高彦俦在夔州抵抗宋军，宋师乘城而入，彦俦不愿降，登楼纵火自焚。两人都是因忠君而死的例子
。
然而，在政局变化迅速、社会秩序解体、人伦关系淡薄的五代时期，武人拥军自立，以下胁上成为社会常态。类似冯道转事多主的情况史不绝书，甚至连背叛旧主、自立旗帜、投降敌国，乃至顺逆无常、挟持两端的现象，也所在多见。在五代巡检中，固然有效忠君王、以死报国的例子，但更多的是嚣张跋扈，甚至叛国或降敌的巡检，这反映了叛服无常的时代特质。附表一百二十八位曾任巡检的人物中，就有三十人有过叛变或投降敌国的记录，比例虽不高，却远多于忠君死节的巡检人数。若加上虽没有明显的叛逆行动，但在易代之际，自然转事新主的巡检，如《宋史》所列的二十五位（详见本章附表二），则总数当有一半之数。这一现象和五代其他类型的人物、事例相印证，可以反映当时的政治社会风气。
这种叛服无常或不断转事新主的巡检，有明显事迹者不少，兹举数例说明：一是王景。王景是后梁大将王檀的部下，先降后唐庄宗，清泰末，归石敬瑭，被授为相州刺史。晋高祖幸邺，留为京城巡检使。少帝时曾任晋州巡检使、知州事。后历事后汉、后周及宋，共六朝
。二是朱守殷。朱守殷少事唐庄宗，同光二年（924），任巡检校京师，恃恩骄恣，与伶人景进相为表里。庄宗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唐明宗动静，守殷却阴使人告知明宗“宜自图归藩，无与祸会”。及明宗与郭从谦相继作乱，庄宗召守殷等率军护卫，守殷按兵不动。庄宗崩，守殷驰入宫中，纵军士劫掠，并遣人催促明宗入洛。明宗即位，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集大权于一身。不久，守殷杀指挥使马彦超，闭门反。明宗遣范延光攻城，杀之
。
最足以说明关系转变的，莫过于晋汉开国者石敬瑭与刘知远两人。刘知远与石敬瑭都是后唐明宗的部将，明宗与梁人对战于德胜时，石敬瑭为梁人所袭，马甲连革断裂，知远把自己的马让给敬瑭，自己骑断革的马殿后，石敬瑭十分感动。因此，当敬瑭被明宗授为北京留守时，以知远有护援之功，奏移于麾下。后来唐闵帝的左右谋害石敬瑭，知远即密遣御士石敢，袖锤立于敬瑭后，以为护卫。变乱起时，石敢力当敌锋，战死。知远与李洪信入内，护石敬瑭幸免于难。刘知远力劝敬瑭起事，建立政权。敬瑭任知远为军城都巡检使、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充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权点检随驾六军诸卫事、陕州节度使、许州节度使等职。天福四年（939）三月，加同平章事，但刘知远不满与功勋不及他的杜重威同制加恩，恳让不受，杜门不出，石敬瑭大怒，两人关系遂由密转疏。
敬瑭崩，少帝即位，刘知远加检校太师，进位中书令。及晋与契丹反目，耶律德光率兵进犯晋地，知远曾破契丹兵于忻口。但晋少帝与知远相互猜忌，知远虽于开运元年（944）被封为太原王、北面行营都统等职，只是尊以虚名，并不实际预闻诸军指挥之事。反之，知远知晋主与契丹结怨，国势危，并未论谏，亦无邀遮契丹兵以入援晋帝之意，反而广募士卒，搜刮财物，步骑达五万，为诸镇之冠，意图自立。契丹入汴京，知远一面分兵守四境，一面遣使奉表诣契丹主送款，以缓和压力。契丹挟晋主北迁，河东诸将以中原无主，上笺劝进，知远乃于太原即位，改国号为汉
。从刘知远为石敬瑭效命，到与晋帝相互猜忌，及至自立的过程，可以看出五代人际关系的复杂、政治伦理的淡薄和政局变迁之间的互动因素。
这种复杂多变的政局与人际关系在朝代递嬗之初最为明显。对曾担任巡检使的武将而言，后晋政权初建的天福二年（937），是五代巡检对君王叛服最频繁的一年，实具有相当的指标意义。
先是，唐明宗死后，三子从厚即位，养子从珂自太原掳闵帝夺得皇位，自立为帝。在帝位争夺的同时，后唐内部纷扰不已，骄兵悍将，势不可制，法纪荡然。复末帝所用宰相皆贪浊之辈，朝政混乱，拥兵镇守各地的藩镇不服朝命，契丹又乘机入犯。此时，明帝之婿石敬瑭在晋阳举兵叛，但他自度实力不足，乃听幕僚桑维翰之议，遣使向契丹乞师，契丹主耶律德光率五万骑由雁门入援石敬瑭。在契丹支持下，天福二年（937）正月，石敬瑭得天下，建立晋朝。
石敬瑭虽获契丹支持，但藩镇多未服从，或一时屈从，终谋自立，因此乱象相继不断。如唐将范延光闻赵德钧败，虽奉表请降，却在魏州聚卒擅兵作乱，石敬瑭以洛阳漕运有阙，东巡汴州，留前朔方节度使张从岩为东都巡检使，进延光为临清郡王，以安其心；延光却从孙锐之劝，据魏州叛。石敬瑭为稳定情势，命白奉进、张从宾、杨光远、杜重威等人以兵防备延光。范延光使人诱从宾一同叛晋，引兵入洛阳，杀权东京留守石重义，任都巡检张延播知河南府事；从宾进而引兵扼汜水关（虎牢关）杀巡检使宋廷浩。晋廷命奉国都指挥使侯益率禁兵五千，会杜重威讨张从宾。不久，符彦饶杀白奉进，与范延光、张从宾同拥兵叛晋，人情大震。敬瑭问计于右厢都指挥使卢顺密与奉国都虞候方太，共执彦饶。杜重威、侯益则引兵攻汜水，张从宾溺水死，擒获其党张延播等人。此时知安州威和指挥使王晖闻范延光作乱，也杀了安远节度使周瑰，自领军府，以待延光，企图胜则附之，败则渡江奔吴。石敬瑭遣李金全率千骑至安州巡检，安从进则恐王晖奔吴，派部将率兵会复州兵于要路邀击，晖为部将胡进所杀。李金全至安州，斩杀胁从之指挥使武彦和。晋高祖以李金全为安远节度使。金全亲吏胡汉筠劝其自立新局，金全遂叛晋，奔南唐
。
面对军将叛顺不常的局面，刘知远劝石敬瑭“抚将相以恩”，而自己则“戢士卒以威”，以恩威并济的手法，稳住政局
。在这一年的乱局中，先后出现了八位曾任巡检的武将：有据地叛晋的张从宾、张延播，或先率兵讨叛的侯益、方太、李金全、安从进、刘知远等人，这些人后来也先后叛晋，只有宋廷浩是效忠石敬瑭，在汜水关被杀的。在这八位叛服不常的巡检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侯益。侯益原为唐庄宗的爱将。明宗立，则面缚请罪。及李从珂在凤翔举兵，闵帝任命他为西面行营都虞候，侯益知军情必变，称疾不奉诏，迁商州刺史；因其击退蜀军，加西面行营都巡检使。当初张从宾叛晋，益受命率兵攻之，敬瑭大喜，拜河阳三城节度，充邺都行营都虞候，及镇秦州，充西面都部署。阶州义军校王君怀率数千众投蜀，益一面向朝廷请援，一面遣人遗书蜀将，以达诚意。晋少帝疑之，徙镇内地。及契丹率兵入汴，益率僚属归开封，诣契丹主，被授为凤翔节度。刘知远建立后汉王朝，益以尝受契丹命，深以为忧，适蜀王孟昶招之，乃与其子谋归蜀。知远得知，遣王景崇召益入朝，益厚赂史弘肇辈，言景崇横恣，汉隐帝乃任益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鲁国公。景崇闻讯，杀益亲属七十余人，据城叛。及郭威起兵，益奉命守澶州，临阵见士卒无斗志，乃与焦继勋夜谒郭威。周初封楚国公，改齐国公，到宋太祖乾德三年死，享年八十岁
。
由本节探讨例证可以观察，五代武将行忠君死节之事少，叛离君国之实多。此系时代环境导致的武人拥军自立风气，与曾否担任巡检并无直接关联。但必须注意，巡检一职为五代武将提供了重要的起点与运作空间，高阶巡检系武人军政生涯的重要经历，借由帝王的信任与授权而获得统掌军权的机会，也因此得到较多的政治资源，以奠定其后臣服或叛逆的基础，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因此，五代武将叛服的表现虽未必都发生在其担任巡检之时，但是巡检一职赋予武将的军政资本意义，却对五代政局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