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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日，我要去参加规培前的岗前培训课。
那天早上六点多我就起床了，因为压根没怎么睡着，我打小就有“小学生春游综合征”，总怕闹钟不响，干脆一整夜不睡守着闹钟响，后来发现真没响，定错了天数，幸亏我生性多疑。
后来我才明白，这种对“大事”的过度反应，几乎成了医生的职业病根。规培只是开始，往后每一次值班、每一台稍感没把握的手术、每一个有危重病人的夜班，这种“春征”都会准时造访。
睡不着就算了，身为肛肠科医生到现在都没办法治愈自身那“一遇大事拉三次”的臭毛病。
出发前，我特意站在全身镜前，试穿了新买的白大褂，心想，要去大三甲医院规培了，可不能穿得跟路边炸油条大叔一样。
后来才知道，越大的医院，医生身上的白大褂越旧，那几个大主任的白大褂，领子都磨穿了，还破了好几个洞，甚至都不如我那炸油条套装。
其实在公立医院里，整洁的白大褂，反而成了格格不入的“新兵蛋子”标识。
私立医院则另说，他们对于容貌和着装都有严格要求，很多地方的私立医院要求护士身高不低于一米六，前台导诊需要一米六五左右，容貌堪比空姐。
那天的会议开到11点多主角才登场，科教科科长黄云瓷走上台了，她两颊内凹，眼袋如红枣，一眯眼，眼袋通红如血，戴着圆框，一脸神经衰弱相，跟我当时的死样子差不多，一看就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她拿着麦克风，还没开口就一脸不耐烦，不过还是皮笑肉不笑地开始给我们鼓气，说：“咱们规培医院是顶尖三甲医院学习平台，你们会受到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化培训，还有省级名医带教，能来这个医院是你们的福气。”
说实话，我真听进去了，本来还犯困，被打完鸡血后，都有点坐不住了，恨不得让她立刻把我放到科室去轮转，让我早日成名成家，拯救苍生。后来发现养活自己都困难，当然这是后话了。
上午被打完了鸡血，下午就被泼了一盆冷水，整个心都是拔凉拔凉的。
下午，因为我家和规培医院有一个小时公交车路程，我打算去申请校内住宿，先去了科教科。
刚到科教科门口，就看到一个绑着马尾，脸色蜡黄的女规培生站在科教科办公室里，科长黄云瓷坐在办公椅上，架着手，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喝了口保温杯里热茶，语气轻蔑地说：“说吧，有什么事，你们规培生怎么事儿就那么多？”她语气上扬，最后的话都是从鼻孔喷出的。
女规培生攥着衣角，似乎开口要说什么过分的要求，话到嘴里欲言又止，看到黄云瓷不耐烦地起身了，她赶紧开口说：“科长，我想请一周的假。”
“一周，干吗去？”黄云瓷质问道。
“我怀孕了，身体不舒服。”女规培生一边说话，一边犯恶心。
黄云瓷把玩着保温杯：“哦，你怀孕就请假一周，那别人怀孕了不也是照样上班吗，我今天给你批假了，那明天就得一堆女规培生在这里搭窝生孩子，那还培训什么。”
女规培生带着哭腔：“我上次就流产了，现在消化科太忙了，这次我担心又……”
黄云瓷做推手赶人手势说：“那我不管，反正不批，该干吗给我干吗去。”
女规培生嘴唇抽搐着，情绪有些控制不住，但是没再说什么，就离开科教科办公室了。
连怀孕初期这么难受都不让请假休息，这也太没人性了吧。
我也没空多想，赶紧进去跟她说我需要院内住宿的事。
黄云瓷看了我一眼，眼角扫了一下，阴阳怪气地说：“怎么，让你们来医院学技术，还要给你们包吃包住呀？”
“那不用了，我去外面租吧。”我没再跟她多说什么，直接走了出去。
估计她就是这个时候盯上我了。
虽然我没啥钱，但是我想的是，能用钱解决的就尽量不要求人了，这种事求了也大概率不会有什么改变。
院内住宿这事还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是那个女规培生请假被拒，让我有点难以接受。
后来，我才知道规培中“请假无用”的隐形规则：规培生假都不敢请，请假也不会批，批了也没有用。
下楼的时候，黄云瓷早上说的那些打鸡血的话，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咱们规培医院是顶尖三甲医院学习平台，你们会受到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化培训，还有省级名医带教，能来这个医院是你们的福气。福气。福气。”
现在听起来怎么有点像缅北园区宣传语：
“海外高薪工作，月入数万。”“轻松客服，游戏推广。”“包机票签证，包吃住。”“带你看世界，快速致富。”
果然一网恋就见光死，看来规培医院也是。我在网上宣传图上看医院如何如何高大上，实地一看，墙壁掉灰露着红砖，厕所洗手台连水管破了，一开水龙头，手还没洗，脚已经湿了，我打算上完第三次厕所的时候，因为气味太臭，实在蹲不下去，硬生生治好了我的肠易激。
租房这事先搁一边，目前只能先每天搭公交车上下班了。
我第一个轮转的科室是急诊科，这个我倒是不太担心，我之前在本单位医院待过两年的急诊科，对于急诊算是有些经验，不过有时就是因为有老经验才容易“犯错”。
第一天去急诊室上班，急诊科唐主任顶着地中海，皮笑肉不笑地给我们温馨提示，说，这里是三甲医院，大家不要再有那种小医院思维，把救护车医生当成救护车搬运工，该处理就车上处理，处理不了也要送回本部医院处理。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不要让病患流失到其他医院，俗称“抢病人”，原因也非常直白，就是为了让本科室收益更高，大家都有饭吃。
医生也是牛马，就是多读了点书的打工仔，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就像一个“低保底 + 大提成”的工作。
“低保底”这个是国家定的，就像公务员的工资底子。根据职称，比如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这样分级还有工龄来算。
这部分钱不高，而且是固定的，每个月雷打不动就那些。刚毕业的年轻医生这部分尤其少。就是那份固定的基本工资，饿不死但也富不了。
“大提成”就是绩效，完全看你做了多少医疗服务，看了多少病人，做了多少治疗，以及手术的难度，科室的效益。这部分决定了你是温饱、小康还是富裕。
也是因为绩效是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主要收入，所以，无论是医院，科室还是医生个人，都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去吸引更多的病人，在合理合规范围内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
其实就是公立医院在公益性和自身生存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的现实困境。
从青年医生个人工作动力来说，既要把临床工作做好，铺垫自己晋升大主任的未来，也要去“抢病人”。
“抢病人”并非医生天性贪婪，而是生存所迫。当你背着房贷，养着孩子，看着那点可怜的底薪，绩效就成了唯一的指望。医院考核科室，科室考核医生，层层加码，最终都落在“量”上。救死扶伤的初心，在现实的经济压力下，有时不得不与“创收”的指标进行痛苦的调和。
目前的医改就是在试图剥离这层关系，这也是国家近年来一直推动“医改”的目的，用制度设计打破这种“低保底+大提成”的分配模式，让医疗和医务人员更加纯粹。
我被分配去当救护车医生，这种医院在市区的急诊出车反而比小医院急诊出车容易许多，主要原因是市区救护车出车路程近，一般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而小医院的急救点有时选得离谱，最远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救护车上能做的治疗很有限，大部分系统治疗都得到医院进行，对患者和医生来说，都是距离医院越近越安全。
那天下午，急诊出车了，急诊系统给的信息是一个呕吐的病人。
上了救护车以后，我就隐隐约约有不祥的预感，打电话回拨过去，发现那个报120的是路人，他现在已经回家了，实际能给的信息很少，只知道一个大妈，倒在路边，满头是血。
实际到目的地的时候，才发现是一场严重的车祸，五十多岁的大妈倒在非机动车道上，头部有明显外伤，鲜血直流，双侧外耳道也在渗血。路边还有一些围观群众，说大妈是被一辆快速行驶的外卖小哥的电动车从后方撞倒的，现在外卖小哥已经逃跑了。
至于到底是谁对谁错，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医生不是判官，到底是谁的问题得让交警来判断。
我赶紧给伤者进行初步评估，大妈已经意识模糊，有明显恶心呕吐症状，而且双侧外耳道渗血是颅脑损伤的重要警示信号。
我们迅速给予紧急处理，稳定生命体征，建立静脉通路，并小心固定颈部，我怀疑大妈存在颈椎损伤风险，还是以预防为主。
在快速转运回本院的途中，情况急剧恶化：大妈意识水平持续下降，很快陷入了深度昏迷。
我按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对其进行评估，仅为3分，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GCS 3分=深度昏迷+无言语+无运动=最危险的脑功能状态，必须立刻抢救。是最坏的一种情况了，意味着患者情况极其危急，需要立即进行生命支持和高级医疗干预。
这个信号提示了患者颅内压急剧升高，甚至已经脑疝了，随时可能呼吸、心跳停止。
我们一边在车上进行生命支持，生命征终于稳定下来了，一边提前通知本院医院急诊科带教钱医生。
送回本院以后，钱医生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十分耐人寻味，我一时没有看懂。
后来我懂了，他是在责怪我把这么重的病人送回来。
我推着伤者往影像科送，快速为患者完善相关检查，头颅CT提示：左下侧硬脑膜下大量出血，我赶紧打电话给带教老师钱医生，他跟脑外科主任联系后，让我将伤者转到市医院。
啊？我当时整个人都蒙了，原来这个规培医院也处理不了这种严重脑出血。
急诊科主任要我把病人送回本院，现在又说处理不了要转院，这样干脆直接送到可以处理的医院就好了。
在推着伤者再次往急诊科疾跑的时候，我怒火中烧，这一来一回，都耽误多少时间了。
我马上把伤者转院到了市医院，所幸，规培医院和市医院只有十几分钟车程。
最后是安全送到了市医院，还碰到了我们原来单位出来规培的医生小张，我比较担心这个大妈的情况，便让他帮我留意一下。
后来，我问了本院在市医院规培的同事小张，说那个大妈病情明显好转，已经基本恢复了，我心里的大石头才落了下来。
我很怕再遇到这样的事，我便跟带教钱医生问了本院到底有哪些病可以解决，哪些病解决不了，后来我大概弄清楚了，这个规培医院在外科方面基本不行。
有了这样的判断，当救护车医生就心里有底了，太严重的外科疾病就赶紧往其他医院送，而我这么做也给我惹来了大麻烦。
一般救护车出勤得有七八趟，隔天回家的时候在公交车上站着都打瞌睡了，实在熬不住，肯定得在医院附近租房子了。
原来不止我一个规培生没有院内宿舍，起码有三分之二规培生没有房子住，后来大家在大群里拉了小群，我和王政、欧河尚、陈光辉，还有孙鸿雁和江文静，六个人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我记得王政只是找宿舍第一天的时候，过来看了一下，接到了一个什么重要电话就急匆匆地走了，后来我住宿舍的时候，两三天都没有看到他，一来就给整了个大活。
晚上十一点，我都已经睡了，我听到了开门声，跟他打声招呼，他应了一声，听声音应该是喝了不少酒。
我也没多想，他好像是去开衣柜了，估计是要挂外套吧。
我好像听到了水声，不对，是撒尿的声音。
天啊，这家伙竟然往衣柜里开闸放水。
我赶紧起床把他拉开，他生气地问：“干吗拉我？”
我说：“卫生间在对面，那是衣柜？”
他反问我说：“你梦游了吧，衣柜有毛巾？”
衣柜确实挂了条毛巾，但是有毛巾也不能证明那是卫生间呀，看到衣柜都被浇透了，索性就不喊他了。
听到我在跟他叮叮当当响个不停，隔壁宿舍的其他人，还以为我和王政打架了，都围了过来，直接把王政给吓醒了。
虽然是集体合租，不过平常大家都是同宿舍的人说几句话，和其他宿舍并没有那么多交集，但是有两个人是例外，那就是陈光辉和孙鸿雁，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俩还假装互相不认识，不过看着眼神和动作，应该是朋友，还是很熟悉的那种朋友才对，不过他们不承认大家也就没再多问，毕竟他们俩都已经各自有家庭了，所以我也没有多想，没想到最后剧情走向超过了大家的想象。
在急诊出车的日子，虽然累，但是过得很快，它是一个比较机械的工作，主要就是安全把病人送到医院。
过了一周多，我又遇到那个去科教科请假的马尾女规培生了，只不过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她的宿舍。
救护车到小区门口就进不去了，我们只能推着平车进小区，当我在宿舍看到她的时候，她的身下都是血，眼睑和口唇都显得十分苍白。
她虚弱地说：“我应该是流产了，出血量有点大，送我去妇幼医院吧。”
我说：“规培医院比较近，要不。”
“不要，我不想去那个医院。”
“好。”
可以理解她的想法，我也没再多说，她的室友和我还有护士、救护车司机，四个人把她从六楼抬了下来，每个楼梯转弯都让人非常惊心动魄，稍微角度不对，她就会从担架滑下楼梯，后果不堪设想。
用了十几分钟才把她抬下楼，所有人都汗流浃背，喘得不能再喘，护士连打针的时候，手都在发抖。
一年半后，她跟我轮转同一个科室的时候，我问过她，她说因为这次流产请假一周，后面延加规培了一个月，而这一个月是没有任何收入的。
她是研究生，研究生在规培期间的收入简直惨不忍睹，只有学校给的那700块钱补贴，这样的收入，肯定得节衣缩食，三年吃不饱饭的日子，要是研究生论文没过，估计连上吊都没有力气。
刚刚我问了目前还在规培的研究生，规培医院加了400块钱的补贴，苍蝇腿也是肉，多少是比以前好一些了。
我是有原单位出来规培的医生，单位能给一部分加上国家给的2000块钱，虽然收入比原单位低了许多但是果腹问题还是不大的，不过我还是太乐观了，因为工资的事，我后来跟规培医院也闹得不愉快。
急诊出车有时危重，有时也没有那么危重，甚至更多的是无奈。
我在急诊科轮转的时候，运气很背，喝凉水都会塞牙缝那种，经常让急诊科倒贴钱，下面这个妇女就把我坑惨了。
这个妇女三十七八岁，可能失恋了，傍晚喝了两瓶葡萄酒后还吃了大量安眠药，还给她爸留了长长的遗书，可把他爸给吓死了，赶紧叫了救护车。
车到现场，我看到患者了，她大大咧咧躺在客厅，应该有一百八十斤以上，看了下她的瞳孔，对光反射灵敏，给她检查的时候，她还会闭眼跟我对抗，问题应该不大，不过，毕竟吃了一整盒安眠药，我也不敢太松懈。
我赶紧跟患者父亲说：“赶紧叫邻居来一起抬？”
她父亲直接臭骂：“医生护士不就是过来抬担架的，我帮你抬就很好了，还要提什么要求？”
护士不到九十斤体重，她父亲七十多岁了，要平稳抬起患者，太难了，最后是救护车司机过来帮忙，才勉强能抬上去。
我问：“你知道她吃了什么药吗？”
她父亲说：“安眠药。”
“有没有药盒或者药瓶？”
“没有。”
我只能交代她父亲让家里其他人过来找药盒，我们赶紧把患者送到医院。
我问她爸：“她喝了什么酒？”
她爸说：“我女儿酒量很好，三瓶不倒，平时喝的都是洋酒，一支七八千，你看她那戒指都一万多，她人脉很广，省里都有人脉。”
算了，不问了，我催他让家人继续找药瓶，后来找到了，不是真正的安眠药，是酸枣仁丸（中成药）。
“安眠药”和“助眠中成药”有很大不同，真正的安眠药，如安定类，过量服用会抑制呼吸心跳，非常危险，而酸枣仁丸等助眠中成药，主要成分是植物提取物，一般比较温和，吃多了通常也不会立刻危及生命。
真是知识改变命运，她但凡多读点书可能小命就没了。
这对父女也是够古怪，因为她吃得不是安眠药，只是喝醉了，就给她醒酒，酒一醒，她爸就带着她逃跑，我拦他们的时候，她爸直接把我推开了，后来救护车费还有治疗费都没交。
这种病人对急诊资源来说是极大的浪费。
回去我就挨了急诊主任一顿骂，骂我什么病人都接回来，救护车和治疗费都没交就跑了，影响整个科室的工作量，以后再敢收这样的病人到医院，就要罚我钱。
收病人也不是，转走病人也不是，到底要怎么做，我都蒙了。
后来我就被急诊主任钉上了“赔钱货”的标签。
后来我才逐渐理解急诊主任的愤怒，在医院这个看似公益的地方，病人的“价值”是被暗中衡量的。危重复杂病例意味着大量人力和物力来维持运行，但是最终有可能治疗效果不佳，甚至可能在一年甚至几年后被医保控费稽查，而像醉酒父女这样的，更是纯粹的“负资产”。急诊科主任的愤怒，是科室绩效压力传导到最末端的体现，医生不仅要治病，还要在无形中学会算账。
过了一周，早上科室开会，急诊主任气急败坏地在科室里骂了半个小时，我面无表情地在那儿看热闹。
会议刚结束，其他规培生就唰唰发来信息安慰我，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我才知道原来骂的是我。
这件事还是得从遇到一个疯狂吐酸菜的患者说起，因为我急诊出车班到了，下个月就是急诊门诊班，我得跟下一个急诊出车班的规培生交接，规培生小兰没有急诊出车经验，就让我带带她，我就让她随车跟诊。
急诊系统给的信息，老年男性，呕吐，肢体乏力。
到了现场一看，跟那天遇到了脑出血的大妈一模一样，这次这个大爷不是吐饭，而是吐酸菜，呼啦啦一阵喷酸菜，那酸臭味，直击灵魂，我眼睛都被呛得睁不开了。
这次我就不愿意将这种疑似脑出血的病人送到规培医院了，我决定直接送到市立医院，没想到这个规培医生小兰一回来就把我举报了，她认为这个患者也有可能不是脑出血，也许本院可以治疗，这不又坐实了我“赔钱货”的人设。
原来我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我才揣测到她的行为动机，她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留在规培医院急诊，提前给急诊主任留一个好印象。
这也不是我一面之词，因为好几个规培生都跟我说过她干过好几次这样的事。
有限的留院名额，主任的评价权重，让规培生之间充满了微妙的竞争。举报和踩低别人以抬高自己，成了部分人眼中的生存策略。
规培不仅是学技术，更是一场关于人情世故和站队表态的复杂修行。
最近，我看到她就是因为这样操作，惹上了医疗纠纷，家属把她告了，认为她耽误病人抢救，她还发了朋友圈诉苦，觉得自己委屈，我不合时宜默默给她点了个赞，然后被她删除了。
急诊轮转结束后，差不多半年，我又被临时抓壮丁，抽回规培医院的急诊科支援了一个月。
那是五月份，五一黄金周刚过，但急诊室还是很忙，反而像被按了快进键。
那几天忙得脚不沾地，别说喝水，连放屁都得见缝插针。
白大褂干了湿，湿了干，后背结了一层薄薄的盐霜，跟腌咸鱼似的。
就在这种慌乱中，发生了一件事。
这件事像根细小的鱼刺，卡在我记忆的喉咙里，每次不经意回想起来，都会被轻轻扎一下。
我记得太清楚了，那天晚上十一点多。
急诊大厅的喧嚣刚刚进入一个短暂的低潮，像暴风雨间歇的喘息。
我终于得空，瘫在休息室的硬板椅上，手指头都懒得动，桌上放着一瓶冰镇可乐，我几乎是带着朝圣的心情拧开瓶盖，“呲”，那一声轻响，简直是天籁。
“叮铃铃。”救护车调度电话像催命符一样炸响。
“车祸，小孩，急。”电话那头的声音急促得变了调，背景是刺耳的刹车声和哭喊。
心直接蹦到了嗓子眼，堵得我差点背过气去。
二十分钟，感觉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冲到了现场。
惨白的车灯和警灯交织闪烁，把混乱的现场切割成一块块刺眼的碎片，路中间，一个小小的身影躺在冰冷的地上，浑身是血，像个被粗暴扯坏的布娃娃。
一个老人，应该是她爷爷，歪倒在几步开外，额头上豁开个大口子，血糊了半张脸。他意识模糊，但那只没被血糊住的眼睛死死盯着小女孩的方向，嘴唇哆嗦着，手指颤巍巍地朝她比画，喉咙里发出嗬嗬声音，说：“先救孩子，先救我的孙女。”
我扑到小女孩身边，她才五六岁的样子，鼻孔、嘴巴里都在往外冒血沫子，每一次艰难的呼吸都带出更多的血泡。
摸颈动脉，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听诊器里传来的声音快得吓人。
“快，上车。”我吼了一声，声音嘶哑得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们七手八脚，用平生最快的速度把孩子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她妈妈踉踉跄跄地跟着爬了上来，脸上没有泪，只有一种被巨大恐惧瞬间掏空了的麻木和茫然，嘴唇抖得厉害。
救护车成了移动的抢救室。
清理口鼻血污，给氧，开放静脉通道，心电监护。
所有能用的抢救措施，一样不落，全招呼上了。
孩子的脸白得像一张崭新的打印纸。
十几分钟后，到医院了，我推着平车往抢救室狂奔，眼睛扫过她的瞳孔。
完了。一侧已经散大，像蒙上了一层灰翳，对光反射迟钝得近乎消失；另一侧，反应也慢得揪心。
“抢救室，快。”我嗓子都喊劈了。
肾上腺素，心肺复苏，电除颤。抢救流程走了一遍又一遍，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这时急诊科唐主任，他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那张平时总是皮笑肉不笑的脸，此刻绷得紧紧的，他盯着监护仪，那上面的曲线已经拉成了一条令人心碎的直线，只有微弱的干扰波纹还在徒劳地跳动。
“再抢救下。”他的声音很低。
我一愣，不解地看着他。
这两三分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某种决心，松开我的手，声音沉得能砸进地板：“可以了，检查吧。”
我立刻俯身检查，瞳孔完全散大固定，颈动脉搏动消失，心音消失，呼吸停止。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墙上那个刚刚跳过数字的电子钟，“是12号，零点零二分，对吧？”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钟，确实，刚刚跳过零点，我机械地回答：“是，可能，大概迟了那么一两分钟吧。”我的意思是，实际生理死亡可能就在刚刚抢救的那两三分钟内，但按流程确认后记录，此刻确实是零点零二分。
“没事……”唐主任打断我，他的目光第一次从钟上移开，转向抢救室外。
隔着玻璃门，能看到那个蜷缩在墙角，失魂落魄的母亲的身影，说：“没事，昨天是母亲节。”
这一刹那间，我像被一道无声的闪电劈中了。
全身的血液“嗡”的一下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褪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片冰冷的麻木。
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然后猛地一拧。
原来是这样。
他斤斤计较绩效是真，对规培生刻薄是真，但此刻，他想为一位崩溃的母亲，在注定破碎的余生里，避开“母亲节”当天失去孩子这个永恒刺痛的标签，也是真。
唐主任小声地说：“继续抢救吧，孩子是肯定没了，给家属一个情绪缓冲的时间，让他们慢慢接受这个过程吧……”
抢救室里惨白的灯光下，我看着唐主任那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
医生必须在共情与抽离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否则无法长久地站在这个岗位上。
没办法悲伤太久，因为急诊的外线电话又来了，有一个19岁女孩从三楼坠落，需要马上过来大抢救。
那一刻，关于“好医生”和“坏医生”的简单定义，在我心目中不可置信地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