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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1990年越南的印象，大多停留于对越自卫反击战。
然而，彼时让越南人头疼的问题，可不止于此。
在越南国内，恰逢洪水肆流，阴雨连连，政治和民生问题一抓一大把。其中，儿童面临严重营养不良问题，严重制约国家的发展。
如何破局？不仅越南政府在思考，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也投来了关注的目光。
若把老东丢到当局者的位置上，针对该问题大概只能给出这样循规蹈矩的方法：儿童的营养水平不行，是由平均收入水平低、卫生系统处于初期阶段、食品安全管控能力弱、居民健康意识薄弱等大问题导致的。接着，老东会分析这些问题的影响权重，制订整改计划，分解到对应责任人，再考虑整体资源的分配，然后告诉上级“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此事毕也。
如此解法，对于忙碌的老东而言，显然在程序上无懈可击，毕竟老东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确实已经做了他该做的。
讽刺的是，若是被誉为精英阶层的决策者果真如此决策，并自然地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哪怕是彼时越南的文化不高者，只要与此问题利益攸关，他们都会觉得这些决策者只是做了“相当于没做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试想，当我们穿越回当时，采访村口的大妈，或是城市里开着TUTU
的司机对该决策的看法，他们大概会如此破口大骂：
“平均收入水平低、卫生系统处于初期阶段、食物安全管控能力弱，这些谁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这些都是大问题，若要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再行动，黄花菜都凉了。”
当忙碌者如我们，兴高采烈地完成了一天的工作，踏着星光点点下班时，偶然抬头看见深邃的夜空，是否也会有同样的疑惑：我今天处理事情所使用的方法，是出于直觉执行的“程序正义”，还是真的经思考后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