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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899年王懿荣认出并开始探究甲骨文之后，中外研究者越来越多，名家辈出，灿若群星。随着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甲骨文陆续出土，甲骨学渐被学术界所重视并很快发展为一门显学。在群星闪耀中，最终催生了著名的“甲骨四堂”。
所谓“甲骨四堂”，乃国学大师钱玄同、陈子展的发明创造，即坐在前四把交椅上的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这四位甲骨学家，也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堂堂堂堂，郭董罗王”。
对于“四堂”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不同贡献，另一位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号立厂）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之评语。
1942年，董作宾与郭沫若在重庆相聚，把酒言欢，董、郭二人皆对“四堂”之说予以笑纳，并赋诗相赠。董作宾在《跋鼎堂赠绝句》中说：“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