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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午起，天色变得阴郁，彤云密布，北风怒号，一副下大雪的样子。杨鸣条坐在四合院东侧客房内望着窗外越来越阴沉的天空，心里开始有点焦急起来。
下午四点光景，天变得很黑了，雪气越来越重，有几只乌鸦在光秃秃的杨树上呱呱叫着。杨鸣条听得院子外面的街路上有马车接近的声音，还听到了赶车人勒马的吆喝。须臾，他看见了院门打开来，一个戴着黑呢礼帽、穿着棉袍的人走了进来。这人就是这四合院的主人傅斯年，刚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班。他没有回院子西侧自己的房间，而是径直先去敲了杨鸣条住的客房的门。
“彦堂兄，大雪将至，行路不便。我看你去安阳的日程是否改后几天？”傅斯年进屋后脱下棉袍，点上了烟斗，对着杨鸣条说。
“孟真兄，我看不必改期。下雪对火车开行影响不大。即使大雪封了路，我就在车上等几时也不要紧，北方人还怕什么雪的。”杨鸣条说。
“彦堂兄不畏风雪，那就最好了。”傅斯年说着从公事包里拿出一袋子银圆放在桌上，说，“这里是一百银圆，从丁文江那里‘化缘’得来的。这老兄到了最后时刻才把钱交给我。钱不多，你先凑合着用吧。”
“孟真兄放心，这钱够用了。我会尽量节省，把钱用到刀刃上。”杨鸣条说。
“那最好不过。兄弟先休息，用膳之后早点睡觉。明天一早我来送你。”傅斯年说着，起身告辞了。
这个晚上，杨鸣条早早熄了灯上床躺着，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觉。他是在一周之前被傅斯年一封加急电报从河南南阳召到了北京。傅斯年没让他住旅店，而是住到了他自己的寓所里。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让杨鸣条去做，所以要和杨鸣条说很多的话。杨鸣条急急忙忙从河南南阳赶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傅斯年带他去参加了北京外交使团一个隆重的招待会。
这是一九二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瑞典公使官邸里面灯火通明，透过精致的巴洛克式花窗有耀眼的灯光射向外面的夜色。官邸的外面摆着很多辆早期的轿车，还有一长排马拉的厢式包车，车夫缩着脑袋在冷风中等候着。那从蒙古方向吹来的西北风里夹着沙尘和冷气，路边高大的杨树在风中摇晃着。
这一天因瑞典王储来中国访问，官邸正举行一场盛大的招待晚会。在上百个宾客中，洋人占了大半，有各国外交使节、专家学者和各种各样的冒险家。二十多个中国宾客里，一半是官员，一半是学者。学者里面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梁思永、陈寅恪诸位名人，还有被傅斯年带进来的杨鸣条。这些个中国学者大都是早年的留洋学生，他们在国外学到了西方的先进知识，同时也知道了西方的丑陋之处。杨鸣条却是个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河南乡下人，几天之前还在河南南阳初等师范学校教书。他那套长衫的里子已经破了，夹层里可能有跳蚤，长筒棉裤里面还没有穿内裤。他的个子中等，额门又高又宽，不戴眼镜，眼神的光芒是内敛的，眯成一条线。而这个时候，他因为没有睡好觉眼睛里带着红丝。他能够阅读艰深的英文著作，却不会听和说任何一门外语。他和在场的中国学者站在一起，但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可以自由和外国人交谈，所以他显得有些局促。
欢迎瑞典王储的招待会上，除了王储本人，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当时在中国十分受欢迎的安特生博士，他几乎和王储本人一样受到客人的尊敬。这是一个有着农民肤色和智者眼睛的瑞典人，长年在野外的行动使他有着很健壮的身体。他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来到了中国。那个时候中国的当政者已经知道了国家矿藏的重要性，准备以国家的力量来查明矿藏资源。但调查国土矿产资源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决定从西方聘请专门的矿藏顾问。消息外传之后，当时所有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大国都力图把他们的科学家派到中国，以获取中国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资源的分布情报。那些曾经火烧过清朝皇家园林的列强之间竞争得非常厉害，但中国政府这回决定不从他们中间选择专业顾问，而是任用了瑞典人安特生。瑞典那时被认为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事实上也是如此。给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选择建议的是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博士。
安特生来到中国之后很快在中原一带的山脉找到了大量的赤铁矿，这些铁矿后来成了中国早期工业“汉阳造”的机器和武器的主要原料。但是安特生不是一个兴趣单一的专家，他知识渊博，旅行时会关注周围的环境和地理。他在中国很快有了一系列的重要地质和考古发现，最为出名的是一九二一年在河南仰韶发现了彩陶。那是他在河南渑池县寻找史前人类用过的石器时，在一个峡谷山洼里看见了一个夹带着红色磨光陶片的断层，因而发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化遗址。从此，这个叫仰韶的地方就成了中国彩陶文明的代名词。
今晚，借着欢迎王储的机会，安特生要公布又一件惊世的发现。那是他在北京以南周口店的工作成果，很多年以前他在那里找到了许多带泥土的碎骨化石，他一直怀疑这是一种远古猿人的骨头化石。经过一段时间有计划的发掘，他的同事——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终于找到了几颗荷谟形下臼齿，证实这是一个新的人种，类名为“北京人”。
杨鸣条听得背后流汗，他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巨大的发现都是外国人在中国完成的？但仔细想想也不奇怪，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死人骨头从来都是些不吉祥的东西，谁会像这些外国人一样把一个古人的牙齿像珍宝一样反复把玩呢。他记得小时候，只有那些胆大的孩子把古墓中的头骨用绳子穿起来在地上拖，而且都以为是和尚的头骨，因为脑壳上没有头发。
接下来，他通过翻译听到今晚的大人物安特生在说另一个事情：在今后一个时期，河南安阳的甲骨文会成为世界考古的热点。安特生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打算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名义，邀请世界上著名的考古专家共同参加，准备对安阳的殷墟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其发掘的成果按各方所投入的资金和人力比例日后共享。
听到“甲骨文”这几个字，杨鸣条就像那些初恋的中学生听到别人提到他暗恋的人的名字一样一下子脸红了。安特生刚才说的地质和史前人类的事他一知半解，但是甲骨文的事情他是知道的。这是他整天在钻研冥想的东西，是他最精通的一件事。他接下来听到安特生在说安阳的青铜文化，说甲骨文在全世界的研究现状，他听出了安特生对这一领域的事情并不很熟悉，好几个地方还说了外行话。
“这可是在说你老家安阳的事啊！”傅斯年贴着杨鸣条的耳朵轻声说。杨鸣条感到羞愧，他老家虽在河南西南部的南阳，可到现在他还没去过同在河南的安阳呢。
“这件事可不能让外国人干了。甲骨文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书契暗号，我们自己有能力去发掘整理，没必要再像仰韶村一样，发掘出来的东西给人家拿去一大半！”傅斯年对身边的几个人说。傅斯年说的这句话是针对安特生在仰韶陶片上的做法，因为根据协议，安特生合法地拿走了发掘到的仰韶陶片的一半。而且留给中国的那一半也是先运到瑞典去修复研究，再运回中国来。
这个在瑞典公使官邸开始的话题延续到第二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办公室，延续至杨鸣条下榻的傅斯年家里的客房。
傅斯年是个胖子，可行动敏捷。他是五四运动先锋，精通国学。五四运动后他到欧洲读了好几个学位，回国之后从蔡元培那里接受了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任务并任所长。他提出一句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西方的留学经历让傅斯年知道中国传统教育不足之处是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开，他觉得不把这种障碍扫除掉，就无法得到获取科学知识的新方法。所以他提出了这一句和传统中国文人治学完全不同的口号，要求他手下做研究的人应走出书斋到社会和大地上寻找资料和灵感。
傅斯年在办公室和杨鸣条做了一次详细的交谈。傅斯年在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初就开始暗中筹划一次以中国本国力量为主的田野科学考古，他选中的地方就是安阳的殷墟。他已经向中央研究院报出了计划，但是受到了极大的阻力。以罗振玉为首的一大批古文字学家都认为安阳的甲骨经过三十余年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经发掘完了，再组织人员去发掘是徒劳无益的。此时的罗振玉已和溥仪的王室十分亲近，一年多之前王国维投湖自尽，学界的人都认为和罗振玉的相逼有关，所以傅斯年看不起罗振玉的为人，公开骂他是条“老狗”。傅斯年向杨鸣条交代了这次请他到北京来的目的，就是想委派他前往安阳小屯村做一个调查，查清那里是否还有古物可以发掘，要用实际的调查结果打破罗振玉诸人的断言。
傅斯年为何选中杨鸣条并把他千里迢迢从南阳招来有着好几个原因。论杨鸣条的学历，其实他连正式的大学毕业文凭都没有。他在河南地方上接受了师范教育，后来到北京大学也只是个旁听生。但他凭着这么点学历，在甲骨文的研究上却早已名声显赫。他所发现的贞人集团猜想解开了殷商王朝的断代之谜，甲骨学界都心服口服接受了这个学说。傅斯年是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认识杨鸣条的，当时杨鸣条也在那里，当一个普通助教。交往之下，傅斯年发现他简直是一个为甲骨文而生的天才。还有一点，傅斯年知道安阳这个地方经过三十来年的殷墟文物发掘的买卖，各种黑暗势力滋生，已经是个环境十分复杂险恶的地方。杨鸣条是河南本地人，多少还能在当地找到一些关系，语言上也比较容易和乡下的农民接近交流。因此，傅斯年选中了杨鸣条，让他从河南南阳初等师范学校到北京来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