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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我要给你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科学家维多利亚·泰纳做了两个实验：其一，用一个黑盒子，里面装着玩具，教儿童按一二三的步骤，将盒子打开，得到玩具，儿童都做到了；同样用一个黑盒子，里面装着食物，教大猩猩按步骤将盒子打开，得到食物，大猩猩也做到了。其二，用一个透明盒子，里面装着玩具，教儿童按步骤打开，因盒子透明，儿童分明知道前两个动作不必做，只需直接开启就能得到玩具，但还是一丝不苟地按步骤来，数百上千名儿童无一例外；同样用一个透明盒子，里面装着食物，教大猩猩做几个动作，将盒子打开，得到食物，然而，有三分之二的大猩猩都走了捷径，省略掉前面的步骤，直接将盖子一揭，把食物取了出来。
这两个实验，揭示了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重大区别。
模仿能力，都有，但其他灵长类动物远不如人类忠诚。
其他灵长类动物更愿意走捷径。
正因如此，大猩猩们对人类望尘莫及。
一门心思走捷径，后果是多么不堪设想。
那是大猩猩的道路，不是人的道路。
前段时间，我看了些大学生寄来的作品，其中有散文也有小说，那些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作者“发明”出来的，行文带着油滑气（他们认为这是时尚）。一看就知道是作者心急，想丢掉诚实的感知、观察和体悟，以为这样能走捷径，能抓紧“成功”。他们不知道，这是大猩猩的道路，不是人的道路，即便成功，也只是大猩猩的成功。而且我特别要说明的是，油滑是艺术的致命死敌，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作风。
日本有个伟大的农民，名叫木村秋则（有本书叫《奇迹的苹果》，专门介绍他的事迹），通过数十年艰辛实践，总结出这样一句话：“有时候，非效率的方式才能取得最高的效率。”我说“艰辛实践”，是因为世间的许多常识性问题，被我们忘记了，走过九曲十八弯，才知道自己错了，才又回归常识。不怕走弯路，舍得下笨功夫，便是艺术从业者的常识。
第二个故事。有一年，卓别林别出心裁，找了一批演员来扮演他，卓别林本人也参与，并请裁判做评比。结果是，卓别林本人得了第三名。
他扮演自己，却只得了个第三。
于是有人发言，说卓别林并非高山仰止的喜剧大师，因为有人超越了他。
可事实上，在卓别林的喜剧舞台上，他永远是旗手。
你演卓别林演得再像，再好，再高明，也只是卓别林的影子。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在于：首先，“超越”这个词是不能随便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谁也超越不了谁，何况是那些伟人。伟人已经成为山峰，他们就在那里。因此，与其想去超越，不如认真垒造自己的山峰。其次，好像是杨德昌《一一》那部电影里说，人脑后不长眼睛，便只能看到一半的世界。这话没说透。其实，我们只是表面上看到了一半的世界，当看到的世界没有进入我们的生命，就什么也没看见。每个人开始都是一团黑暗，借助书籍，借助榜样，我们推开自身这个宇宙体的窗户，让光亮照射进来。这时候，你变成了你自己，而不是榜样的影子。你成就着你自己的山峰，不是“超越”某座山峰。一个有精神追求且志向高远的人，会睁大双眼，全神贯注，像发现天启一样去发现自己的榜样。博尔赫斯说：“每一位作家都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创造”这个词在这里用得非常好，他表明那种发现不是守株待兔，而是有个艰苦努力的过程。我以前对你说过，曹禺来自奥尼尔，奥尼尔又来自斯特林堡，你不妨从斯特林堡读起，接着读奥尼尔，再读曹禺；当然反过来读也行。我希望你能从中找到他们的亲缘关系，同时也找到他们是因为什么元素，没有成为先贤的影子，而是完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