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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子》看了。这是一个病态之作。病态，是艺术的重要源泉，尤其是现代派艺术的重要源泉。现代派艺术的宗旨便是怀疑。有怀疑，就会反叛传统，超越常规。超越常规常见，就形成“病态”。这是观念的问题，且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因此，“病态”在这里，不带任何贬义，它是一个中性词。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写一个人爱了一生，到垂垂老年，才跟爱的对象走在一起，是病态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写一个人爱一个未成年的少女，是病态的；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比如《哈姆雷特》，是病态的；曹禺的《雷雨》，是病态的；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写一个人不仅爱着她活着的时候，还爱着她死去的时候，是病态的；中国当代有个女作家，叫王瑞云，写过一个小说叫《戈登医生》，戈登医生将爱人的尸体搬进卧室，药水处理后日日相守，是病态的；包括中国古典文学，比如《水浒传》，里面的许多人都是病态的，《红楼梦》同样如此；还有你看过的电影，大半病态。

我的意思是说，有了“病态”，也就是有了超越常规的人物，故事才会产生。

大家都依照习见，按部就班地生活，故事从何而来？

但病态必须有其合理性。

合理性就是隐藏在身后的巨大背景。

你读书的时候，会读到这样一些词语和句子：偶尔，突然，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等等。你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到这样一些画面：风暴，刺刀，枪口，死亡，一个陌生人的介入，或主人公去了某个陌生的地方，等等。这是外力赋予的背景。

还有性格的背景。比如《水浒传》里的柴进，有庄园，有地位，有高车宝马，但他还是要造反；不直接造反，也会为造反者提供庇护，相当于鼓动人造反。这是性格决定的。

一个高明的作家和导演，会将性格背景融入外力背景，往大处说，是社会背景。林黛玉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她的孤高与寄人篱下的处境无法调和。林冲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写出了他的恐惧，他退让的性格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无法生存，退到谷底，还要向他砸石头，所以才被“逼”上梁山。

单有性格背景没有社会背景，是封闭之作，是小作。再进一步，会沦落到把玩。把玩，是我特别反对的艺术观。

《肠子》的合理性在于，或者说它的意义在于：当我们无力向社会做出回应，就向身体求救。当我们无力砸碎社会的铁笼，就折磨甚至戕害自己的身体。这样的求救显然是徒劳的。这样的戕害只能制造更大的阴影。——这些都同样构成它的意义。反抗和反抗的无力，是艺术的基本主题之一。金圣叹点评《水浒传》，许多地方显示出大师的敏锐和视野，但他腰斩《水浒传》，轻视罗贯中续的后五十回，认为是“徒现其丑”，就让他失了水准。前七十回，英雄聚集梁山，且排了座次，后五十回，写他们怎样从梁山下来，怎样被吃掉，这是相当深刻的；罗贯中在叙述上确实没有施耐庵的小说味儿浓，但他思想的深刻性必须得到重视。

《肠子》有它的意义在，但作为小说，它是不好的。很不好。它把调料放得太重了。读者吃到的，是调料，而不是菜。这样的东西，吃一回可以，不能常吃。我是说，作为阅读，你要接触这些，要知道有这种东西的存在，为自己提供借鉴，破除戒律，开拓思路。但不能多读。因为它实在不好。同样揭示人生的黑暗，人性的深渊，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卡夫卡，写得多么磊落而庄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多么病态，又多么“正常”，正常得连偶尔、突然、可是这样的词语，都不会用。好作品都这样，不让你感觉到棱角，不让你觉得某个地方硌着，硌得生硬，越不过去。你该去读他们。敢把调料放得比菜还多，算不上本事。敢直言不讳地书写某种题材，是一种胆量，但不叫本事。胆量跟本事不能画等号。艺术的伟大使命，是在人的灵魂里游走。真正难以呈现也最考功力的作品，是表达那些最为日常的东西。去读托尔斯泰吧，去读蒙田吧，去读契诃夫的《草原》吧，去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吧……他们会教会你，什么才是高贵的艺术。事实上，你先读了以上作家的文字，建立了较为稳定的艺术观，再去读《肠子》那类作品，会对你有更大的启示。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读什么样的书，欣赏怎样的作品，会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品位。

当然，我不是完全否定《肠子》。敢这样写，也不容易，何况作者的叙述是老到的，是一直往极端里走的，这很不容易。有时候，胆量本身也能成为能量，为艺术创新开辟出一条路子，因而也应该得到赞许。我只是说，你不要把它当成经典，以为它真的很好。 GeUibzeeeIaf4Ms3yWIFY3BWRlJjI9f6DT16gSHBs9LhhhYyAgl/FDvOIqVH8T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