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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在人们的行为、作风上的表现。
古罗马的诗人奥维德说：“使一个人伟大，并不在于富裕和门第，而在于可贵的行为和高尚的品德。”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科学家张衡云：“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这都是强调道德品质的重要性。
领导干部要提高威信，必须加强道德品质修炼。美好的品德是领导干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走向顺境、获得成就的最可靠道路。
宋朝人包拯在《乞不用赃吏疏》中有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的这句话是说，清正廉洁者是百姓的表率，贪污腐败者是百姓的敌人。
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是做他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是教育者。作为教育他人的人，必须做表率。正人务必先正己，人师当须楷模。如果教育者行为不端正，言行不一，在非分的利益面前总是手伸得很长，就不能得到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尊敬和信赖，他的讲话说理就不能有分量，思想政治工作就不会取得好的效果。例如：
一位姓王的乡党委书记正在给各村的支部书记做反腐倡廉的思想政治工作报告。突然，门开了一条缝，一位司机模样的人探进一个脑袋来，对乡党委书记说：“王书记，您要的冰箱我们厂长让我给您拉来了，您看卸在什么地方？”王书记听了这话，尴尬地僵住了，听众也愣了。
不用说，王书记的思想政治工作报告等于白做了。
领导干部要提高威信，必须清正廉洁，公道正派，不以公权谋取私利。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说得好：“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胸怀宽阔者，为人宽容，能解人之难，补人之过，扬人之长，谅人之短。领导干部要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胸怀宽阔坦荡，善于容人。不仅能团结和自己意见相一致的人，还能团结和自己意见相悖、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
1954 年的一天，原国民党将领郑洞国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他。见面前，郑洞国忧心忡忡，因为他曾于1948 年 10 月奉蒋介石命令，死守长春，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他拒不和谈。没想到，毛泽东一见郑洞国就迎上前去说：“郑洞国，郑洞国，你这个名字好响亮啊！”说着，就紧紧握住郑洞国的手。郑洞国羞愧内疚，话不成句：“主席，我……”
“坐下，坐下么！这下我们终于同坐在一条凳子上了嘛！”
风趣的语言，使郑洞国稍感平静。
“你还是对人民有功的嘛！”毛泽东笑着问忆说，“如果不是你回电蒋介石，曾泽生的 60 军将被蒋的飞机炸为平地了嘛……而且，你还是位抗日名将呢！……”
毛泽东接着强调说：“我们还是老乡啊，老乡老乡，这种场面不至于泪汪汪的，是吗？”
这是多么宽阔坦荡的胸襟，面对曾经与己为敌的人，不是讽刺挖苦，而是亲切风趣，从而消除了郑洞国的内疚情绪，他表示，愿以有生之年报效祖国。
有人说，有多大胸怀，就有多大舞台。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一个人的胸怀是跟他的事业成正比的。要知道，地薄者大木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心胸狭窄者是难能有所建树的。战国时的庞涓，兵败马陵道；三国时的周瑜，吐血而命丧黄泉，都是心胸狭窄所致。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虽然无形，但它的价值却是无可估量。唐代著名大诗人李白，在他所写的《侠客行》中，曾经用“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这样生动的诗句，来形容“诚实守信”的分量比五岳还重。
诚实，就是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不说大话、不说空话、真实不欺；守信，就是说话算数、讲信誉、重信用、不逃避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诚实守信是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美好道德，它是领导干部与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最安全的相处之道。
俄国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曾经说过：“为了描写人类的内心世界，上百万页著作曾经被完成，但是结果怎样呢？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人类心理生活的规律。‘另外一个人的灵魂是一个谜’，这句格言直到现在还是真实的。”
当领导干部面对着一个一个谜一样的“灵魂”，你怎样去与他们沟通相处呢？诚信可以为你打开一条最安全的处世之道。对此，日本当代企业界巨头松下幸之助在谈到他的经营哲学时说过这样一席话：“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不要为了显扬自我而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为自己的言行做各种粉饰。这种要求看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不简单。尤其是利禄之心较重的人，更喜欢处处显得自己比别人强。然而，每个人的禀赋不同，虽然极尽各种掩饰之法，也无法隐瞒自我本色。虚饰的外壳很快就会脱落，甚至会因此而信誉扫地，我认为诚信是一条最安全的处世之道。”
常言道：“人心换人心。”你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别人也会诚心诚意地对待你，并愿意与你交往。如果你跟别人玩虚的，并让人看出了破绽，别人就会对你疏而远之。所以说，诚信是一条最安全的处世之道。
1952 年 6 月，陈赓奉命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当时，学院里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说话做事总是畏手畏脚。
陈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亲自找他们谈话。他诚恳地说：“你们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社会关系，把它讲清楚就是了。放下包袱，好好工作。难道你们的社会关系还有我复杂？我家里是大地主，我给蒋介石当过副官，还背过蒋介石，救过他的命。问题不在于同蒋介石有没有关系，而在于同蒋介石是什么样的关系，不要把过去的社会关系当作包袱。”
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因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压力很大，对前途不乐观。陈赓就开诚布公地给他们讲党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还毫不隐讳地谈自己的家庭情况。他说，1927 年发生“马日事变”时，在湖南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许克祥，也是湖南湘乡人，他的老家距我家只有几里路。许克祥的家原来很穷，他的父亲是个专做舂米用的碓子的工匠，在乡里走街串巷谋生，每年夏冬两季，他都要到我家里干两次活。但由于选择的道路不同，我这个大地主的儿子成了共产党员，而他这个穷苦家庭出身的人却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个人的阶级立场是可以改变的。关键在于你选择什么道路，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
陈赓同志不掩饰、不隐瞒，实事求是地将自己家庭的情况一股脑地“抖搂”给了对方。这推心置腹的话语，使那些“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放下了包袱。
另外，领导干部的诚实守信，必定能打动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心，对方也会敞开他的心扉，说出心里话。
还需注意的是，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对象不愿意向其他人透露的“秘密”，领导干部必须守口如瓶，绝不外传，为人守信。领导干部的守信，自然会获得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