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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课从星期五下午三点三十分开始。
一头短发的她戴着角质框眼镜，乍看起来很稚嫩，不像讲师的样子。声音低沉而沙哑。英文系的专业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她便用英语介绍课程。
“这节课的任务是用英语写随笔。”
她用带着浓重韩语腔的英语说道。我在座位上暗自揣测，教室里不乏英语说得像母语的学生，她用韩语腔浓重的英语授课该有多大的负担啊。她努力把话说得清楚，碰到要强调的部分就稍微提高嗓门儿。
我没有错过她说的每句话，全部能理解。
介绍完课程，她开始接受学生提问。英语流畅的学生率先提问。她认真倾听学生们说的话，不理解时就要求学生重复一遍，然后诚恳作答。因为是星期五下午的课，我尚未决定是否正式听课就去了教室，然而看到穿着黑白系的衣服，操着韩语腔浓重的英语一字一句表达想法的她，我有种隐隐约约的预感：等到答疑环节结束的时候，我会喜欢上她的课。
她说每节课都是先读她选定的英文随笔，然后提交一篇A4纸篇幅的随笔。必读书目很多，很多学生在修改申请期间就退课了，最后听课的学生只剩下十多人。
第一节课，我们读了乔治·奥威尔
在缅甸当警察时写的随笔。她一行一行地阅读并讲解。
怎么说呢，她课堂上的一切都让我满意。水泥的湿气经久不散的地下教室的阴冷气息，黑色普乐士
笔在千元
线圈笔记本上写字时的感觉，她低沉的声音在逼仄的教室里荡起的回声，这一切都让我心满意足。我也喜欢她挑选的随笔。独自阅读时不经意略过的句子，经她观点独特的解释，我的脑海里似乎亮起了灯。我也喜欢这样的瞬间。当我内心深处明明知道却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变成语言的时候，我感到幸福。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恍然大悟，原来这种幸福就是我长久找寻的情绪。偶尔，我会无缘无故地流泪。因为我曾经徘徊得太久了。
2009年的第二学期，也就是九年前，我二十七岁，是大三插班生。
很快就第四周了。那天是我来月经的第三天。我通常在经期的前两天血量较大，到第三天就很少出血了，第四天血量更少。以前在银行工作，赶上事情太多的时候不能去卫生间，我就用棉条，然而在公共卫生间里处置棉条并不容易。痛经到需要吃药是常有的事，不过从来没有因为出血量而影响到我的生活。问题好像发生在插班时期。有时血会突然涌出来。我每次都很小心，况且那天是第三天，我以为只要在上课之前更换卫生巾就不会有大问题。
三个小时的课没有休息时间，而我穿着牛仔裤和短袖衫。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感觉血渗到裤子外面了。我和别的学生分开，坐在最后面，所以无法求助别人，也没有外套遮住裤子，只能束手无策地熬过剩下的时间。屁股后面湿透了，凉飕飕的。下课了，我还在磨磨蹭蹭，其他学生都出去了，教室里只剩下我和她。我感到慌张和羞愧，却又怀着她肯定会帮我的信心叫住了她。
“老师。”
起先她没听见我的声音。我又喊了几遍，她才看向我这边。
“我……突然流了很多血……”
我示意自己无法起身。她朝我这边走过来，脱下自己的黑色夹克。
“先围上这个吧。”
我站起来，把她递过来的夹克围在腰上。站起来一看，木头椅子上也沾了血迹。她从包里拿出湿纸巾递给我。我用湿纸巾擦了几下椅子，然后用在学校门前收到的传单包起湿纸巾，塞进包里。我都没跟她说声谢谢。
“你家在哪里？”
她问我。
“二村洞
。”
“那先去我家换衣服吧。”
她看着我说，脸上露出了微笑。我记得那个瞬间的她无比亲切。
“步行十分钟，很快就到。”
我跟着她走到门外。从近处看，她比在教室的时候更显矮小了。
“今天是第三天，我疏忽了……下午还没事呢。”
“你叫熙媛是吧？”
“是的。”
“难免会有这种时候，不必太在意。我也曾这样过……”
去她家的路上，我们谈论着生理期遇到的尴尬。通过和她对话，我在教室里感觉到的混乱似乎渐渐消失了。然而为了更换沾血的裤子，去第一次说上话的老师家，也不能说毫无不便。快到她家的时候，她说了句出人意料的话。
“上周你交的随笔很有意思。”
我涨红了脸。她提到的随笔只是简略记叙了我在二十四岁到二十六岁之间在银行工作的感悟。
“所以……你重回大学了。”
说完，她停下来，看了看我。好像我们相识已久，好像我去银行之前就认识了。
“改变道路很难啊。你很酷。”
她的家在五层，很宽敞的一居室。单人床、三人皮沙发、衣柜、连着洗碗池的双人餐桌、大书桌，除此之外四周都是书。她从衣柜里拿出运动裤和尚未拆包装的内裤盒子。
“这是新内裤，按理说应该洗一洗，但没办法了。”
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她面前，然后接过她递给我的东西，去了卫生间。
换完衣服出来，她往我这边看了看。“裤子有点儿短，不过这已经是我最长的裤子了。”说着还笑出了声。
“你喝茶吗？我有薄荷茶和路易波士茶，还有巧克力。”
我先是谢绝，可办完事就走似乎有点儿尴尬，于是我迟疑着走到餐桌旁，坐了下来。我们喝着烫得不能一饮而尽的路易波士茶，吃着从冰箱冷冻室里拿出来的又冰又硬的黑巧克力，慢慢地聊了起来。这时我才得知她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三年了，这是第一次负责专业课教学。
我也跟她说了自己在银行上班的事情，以及在银行工作期间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她的上身朝我这边倾斜，不时附和几句，或者问个问题。
“我常常感到疑惑。”
我说。
“什么？”
“人。那个人为什么会那样？我会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真的，为什么那样呢？接触多了，也会遇到我想私下里交谈的人。”
“好奇心很强啊。”
她笑着说道。她看着我，那样的表情将来还会看到几次，也是想起她时最先浮现在眼前的表情。她斜视着我，脸上带着坏坏的微笑，仿佛我是个有趣的人，又仿佛我是个搞笑的人。
我不是有趣的人，也不是搞笑的人。有人觉得我是非正式的银行职员，有人觉得我是需要减肥的小女孩，有人觉得我是处理工作的机器，有人觉得我是可以倾诉烦恼的对象，还有人觉得我是没有感情、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没有自己的语言也没有反抗能力的玩偶。我稀里糊涂地笑了笑，说我该回家了。
“老师，我把夹克洗干净后下周还给您。”
“不用了。不过你要是觉得这样心里舒服，那就这样吧。”
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她问道：
“你原来就住二村吗？”
“不是的。我原来住在安养，上高中时搬到龙山这边了。”
“原来是这样。”
第二天我才知道她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那天晚上，我在网上搜索她的名字。我读了她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节选，也确认了她的译作信息。我又发现了她署名出版的随笔集，那是在网络媒体连载的文章，2007年5月出版成书。网络书店已经售罄，第二天我去了光化门。
连续跑了两家书店都空手而归，直到在最后一家我才发现一本库存书。那本随笔集连张照片都没有，设计也很平淡。
结账之后乘上地铁，我开始阅读。我感觉不对劲，抬头看时地铁早就过了龙山站，已经到达永登浦了。我又乘坐反方向地铁回家，关上房门，黑暗中只开着台灯，埋头阅读那本书。犹如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我在读书的时候竟然听见了她低沉而平静的声音。
随笔开始于她对自己翻译的书籍及其原作者的感悟，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她的自传故事。她不加修饰地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那时的经历。
尽管文章最大限度地压抑着情绪，然而每当提到自己住过的地方，她的“声音”里还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爱意。写到自己出生和长大，掰着手指也数不清搬过多少次家的龙山时就是这样。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她为什么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住在二村的。也许我们曾在龙山的某个地方擦肩而过。想到这里，我感觉她的文字更亲切了。在占据全书四分之一篇幅的长篇随笔中，她谈到了有关龙山住所的回忆。那篇文章就像用炭笔画出的巨幅画卷，一一描绘了她住过的场所的细节。
我借助她的眼睛看到了未曾见过的风景：年幼的她眼中无比高大的混凝土围墙，每次路过总会在身后追赶她的黄狗，她蹲在阳光明媚的墙角抚摸黄狗的脑袋。继续赶路时黄狗也跟在后面，担心它找不到家，她努力不回头，同时在街巷里大喊“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抬头看见小区的孩子们在楼顶跳皮筋，自己也想玩。还有贴在建筑物外面的钢琴培训班的招牌、施工现场、年幼的她的眼中突然从天而降的庞大建筑，以及她度过许多时光的地下电子游戏厅。
她“拼命”玩游戏，直到游戏厅老板塞给她钱让她不要继续玩了。“我擅长所有适合自己专心去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只要埋头做事，时间就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快，我就能尽快逃离那个地方。”她这样写道。租书店和商厦三层的教会、龙山火车站和铁路、火车和地铁来往的声音、汉江、夜里看到的汉江铁桥、几个男人乘车进入“少儿不宜”的陋巷的样子、站在陋巷口打量那些笑着走过的男人、雨季过后弥漫街头的味道、电影院门口卖黄牛票的票贩子。她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些场景，然后写道：“我想离开那个地方。”这个句子在同一篇随笔里反复出现了好几次。
有关英仁文库书店的故事出现在随笔的最后部分。她描写过的场所之中，那是我唯一知道而且经常光临的地方。我的眼前浮现出那家有很多英文图书的小型二手书店的风景。三面都是直逼天花板的书架，中间有长长的平台。架上的图书按主题摆放得整整齐齐，而平台上每天摆着不同的书。我喜欢浏览平台上未经分类的书，好几次都找到了我想要的书。
“我不知道为什么去了那里。”她这样写道。书店里有一把腿很细的餐桌椅，她坐在那儿读买来的书。当天读不完，第二天、第三天继续坐在那把椅子上读书。老板对她并不在意。我想起书店老板的样子。安静地坐在收银台前，丝毫不去关心来来往往的顾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老板，我在书店里感觉很轻松。原来她在那家书店也有类似的经历，这个事实让我很高兴。
“那是我在龙山去过最远的地方。”她继续写道。读着平装本英语小说，她可以远离龙山，也远离自己的语言。“英语是与我无关的语言。这不是我和身边的人使用的语言，不会带给我伤害。”
复读的时候，她还在那儿打工。客人形形色色，其中也有不太懂韩语的外国人。有人说得不好，却努力地说韩语。有人飞快地说着带攻击性的英语，嘲笑听不懂英语的她。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回忆中说当时遇到的客人大部分都是好人。
在收银台，她可以透过玄关门的玻璃窗看马路、行道树、汽车和人们奔波的情景。暮春时节，书店敞着玄关门营业，不过下大雨的时候必须关门。她说很长时间都还记得那些下雨的日子。闻到雨水荡涤灰尘的味道，听见雨点猛烈砸落，敲打着水泥地面、静止的车和行道树的声音，看着雨水涌出楼房排水管道的情景，雨点大到遮住了视野，每每这时她都会闻着充满整个书店的旧书的味道，如痴如醉地凝望着街道。这种时候，她会对街道和城市感到无可奈何的亲切。这感觉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讨厌。
她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写道：“我总是想离开那个地方，然而在我离开之前，我曾栖息过的地方全都先行离我而去了。我就这样，被迫离开了龙山。”
她的书里有着独特的纹理，迥异于我以前读过的随笔。在她的文字里，她既不是成功的人，也不是自由的人，更不是比世上其他人特别而突出的人。她只是把自己当成了他人。看他人的视线多种多样，看自己的视线却很冷淡，甚至无情。刚刚写完难以忘怀的悲惨瞬间，随后就写坐在超市前的塑料椅子上悠闲地吃斯克柳芭
的场面。无论本人是否有意，这样的结构反复出现还是让我心痛。因为我感觉那些痛苦而暴力的瞬间对她来说是平凡而常见的事，就像吃斯克柳芭的瞬间。
她好像并不在意读者的反应，原封不动地记录了自己作为人的弱点和缺点，以及有可能遭受世人谴责的原始的感情。甚至让人觉得“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无法产生好感。不，她好像期待这样的反应，没有丝毫的美化，只是赤裸裸地写了下来。我觉得自己不会写得这么坦率，将来也绝不会这样写自己。我认为她是个有勇气的人。另外我也断定，最好不要告诉她我读过这本书。
虽然规定讲师必须用英语授课，不过讨论时间可以完全使用韩语。在她的帮助下，我们在下周的课堂上分享了某位四年级学生写的随笔。
“这是我写的第三十四份自我介绍书。”在第一句之后，她平静地写下了原本不能写进自我介绍书的，或者虽然写在自我介绍书里却不是事实的内容。她讲到了生完孩子后辞职的大姐，还有担心到了三十五岁不会被继续雇用的做合同工的二姐。她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和两个姐姐会有什么不同。每次在面试场合看到公司领导全部是男性的时候，她都会感到窒息。“我的人生没有什么特别。如果有特别之处，那就不用写这样的自我介绍书了。”文章到此结束。
我喜欢那篇文章特有的粗糙而强烈的感觉，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有人指出，文章的结论很模糊，也不知道想说什么。作者回答说，只是记录自己平时的想法，并没有刻意要写什么特别的主题。
“好像在隐晦地指责不稳定的工作问题和求职困难是社会歧视的结果。”
有人这样说道。作者摇了摇头。
“我只是写了我和我家人的事情，不过……”作者迟疑片刻，接着说道，“我并不认为我和姐姐们遇到的问题全都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有人这样认为，那是很遗憾的事，对于我和我的姐姐们来说。”
作者说完，有人继续提出意见：
“文中只提到过于极端的状况，容易被解读为强求对方同意自己的想法。”
作者点头表示同意，看起来并不是真心认可，只是希望时间快点儿过去。
“我……”我也情不自禁地说道，“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的内容极端。我们也都知道，这不过是很普通的故事。我以前做临时工的公司也是这样。临时工大多是年轻女性，领导普遍是男性，如果说这不是歧视……”
没等我说完，另一名学生便打断我的话，说出自己的观点：
“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劳动灵活性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韩国在1997年……”
“你在说什么？”
讲师之前几乎从来没有打断过讨论，于是大家都看向她。
“我说问题在于……劳动灵活性政策。”
“不是，这之前你说的是什么？”
他惊慌失措，耳朵都涨红了，说自己不记得了。
“你说前面那位同学的意见不重要。你打断了别人的话。”
说到这里，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紧盯着那名同学。
“我希望我的课堂上不再发生这种事。请你立刻向前面那位同学道歉。”
他满脸通红地向我道歉。我也同样不知所措。他打断我说话的时候，他对我的发言做出负面评价的时候，我只是稍微觉得尴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有人打断我说话，有人认为我的意见不重要，这对我来说都已经习惯了。
她告诉他不要把自己的话只当成和别人无关的个人的私事，然后继续上课。下课后，学生们都离开了教室，我朝她走了过去。
“上周的事情，谢谢您。”
说完，我递上装有洗过的夹克和运动裤的纸袋。她接过袋子，扶了扶眼镜，看着我。
“刚才我是不是很过分？”
我不想让她认为我是个软弱而愚蠢的人。我想告诉她，我不会像今天这样任由别人欺负。哪怕说谎，我也想给她留下好印象。
“刚才，我也想说点儿什么。”
听了我的话，她笑了。
“直接回家吗？”
我说是的。她说今天有事要去龙山站，问我可不可以一块儿走。
我毫不犹豫地说好，那就一块儿走吧。和她同行有点儿兴奋，也很尴尬，不过我还是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我不希望她用看待年轻学生的眼光看我。为了掩饰混杂着憧憬、好奇和尴尬的心情，我努力在说话的时候直视她的眼睛。
我们并肩走到郊区公交车站，上了车。我在公交车上多次感谢她上周帮我的事。如果没有她，我会很难堪。
“如果熙媛你是我，会怎么做？”
她问道，然后看着我。
“如果换成熙媛你，也会这样做，所以不要总是说谢谢。不要总是说谢谢啊、对不起啊什么的，熙媛。”
我默默地跟着她下了车。走向地铁站的时候，周围渐渐黑了下来。
“您去龙山有什么事吗？”
我问。
“嗯，那边有朋友，约好要见面。”
“您有朋友住在龙山啊？”
我假装没读过她的文章，像什么也不知道似的问道。
“啊，我以前也住在龙山。我在那里出生，读研究生之前一直住在那里。”
她平淡地说起那时的事。奇怪的是，我们并排站在地铁里，听着她说话，我的心情变得平静了。我也说起自己生活过的龙山，自从去年冬天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我就不再往那边走了，而是乘公交车避开，不过我对家人都没说过自己的想法。
“步行二十分钟的距离。我家，就在那栋楼里。”
说完，我努力地笑了笑。爸爸说，房东让搬就搬吧，在市中心撒什么野。妈妈说，那些人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养家糊口都忙不过来。哥哥跟妈妈说了几句什么。出生的时候贫穷不是罪过，可穷到死就是自己的罪过了。我什么话都没说，可是我走路的时候、睡觉之前都曾独自哭泣。
她和我的对话过渡到那天早晨我们做了什么。我说因为前一天喝了酒，早晨一直躺着睡觉。她说自己在写小论文。我们很长时间都没再说什么。她转移话题，询问我可能知道的地方。我回答去过，或者还没去过。我猜她仍在回想那天的事。尽管她极力表现得明朗，声音却很低沉，明明在笑，看起来却又不像是笑。我看着她的脸，充分理解了发生这种事的时候，只是坐在书桌前写论文也足以让人心灵受伤。“袒露心事的过程中我很痛苦，我很受伤”，我却连说这句话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受伤的事实却又真真切切地留在我的心里。
地铁正在穿过汉江。黑色的天空和黑色的江水成为背景，车窗映出我们的面孔。高个子、大骨架的我，紧贴着矮我一头、相对瘦小的她。那么瘦小、那么纤弱的人，在那时的我看来却比任何人都要强大。我也想像她那样。我想成为像她那样强大的人。我转头看她。看见她背着单肩包，凝视窗外的样子，我莫名地感到悲伤和思念。
因为是互相阅读随笔展开讨论的课程，所以和她讲课的时间相比，学生讲话的时间占了更大的比重。自从那节课之后，禁止打断对方说话和无视对方意见就成了必须遵守的规则。有的学生想要独占对话时间，她也会介入。尽管这样，还是有人在她无法涉足的部分暗暗地不尊重对方。他们喜欢使用“你知道吧”的终结词尾，仿佛确信对方肯定不知道这个知识。
有时，他们也会这样跟她说话。每当这时，她的脸上会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弗吉尼亚·伍尔夫
去世于1939年，你知道吧？有人这样说的时候，她会意味深长地看着对方，纠正说，不对，是1941年。她写过有关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论文，他们却仍然下意识地相信自己可以教她。他们在正式教授或男性讲师的课上绝对不会这样说话，这点我也很清楚。她从未指责过他们的无礼，仿佛根本不值得。
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也发表了随笔。题目是“通勤”，写的是我在银行上班时徒步走过的通勤路。我尽可能减少想法和判断，描写自己在通勤路上的亲眼所见、感受到的声音和气味。我描写街上的风景怎样随着光线、季节以及我的心态变化而变化。我描写外墙贴着正方形瓷砖的建筑、早晨和傍晚垂下卷帘门的五金商店、门前按种类摆放花盆的韩食屋、公交车站旁的小型彩票站等风景。我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提到了那条街上消失的事物。空荡荡的建筑物、空荡荡的商铺，人都去了哪里？这是我唯一感到疑惑的地方。“人都去了哪里？”这句话我反复写了好几遍。
发表结束，有的学生指出文章结构和语法方面的错误。有的学生认为，外部描写过于具体，导致可读性下降，读来索然无味。还有几名学生提到了文章的优点。发表即将顺利完成的时候，有位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学生开口了：
“这篇文章没有提出任何主张，里面表达的观点却比任何文章都更明确。那就是对城市开发的负面描述。”
另一名学生补充了自己的意见：
“我也这么认为。‘人都去了哪里？’这句话反复出现，感觉开发是对杀人的隐喻。这里写的是什么地方？”
“龙山。”
我回答说。良久，沉默在教室里流淌。几名学生提起当时的事，也提到那件事
带来的冲击。“牺牲者”，这个字眼出现的时候，最先提出问题的学生再次开口说道：
“正如很多媒体说的那样，这个事件中不存在单方面的受害者。问题在于暴力示威。”
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学生立刻反驳道：
“你看的是什么媒体？海外报道看了吗？这种情况应该出动特警队加拆迁队吗？你说示威队是暴力者？甩下区区两千五百万元就让人家搬走，那些人就应该不做任何反抗地被拖走吗？你真的这么认为？这种程度的残忍也是正确的吗？”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人说话时的面孔。他大声地把反抗说成反抗、把残忍说成残忍的时候，我的心也在颤抖。看着有人活生生地说出我的情绪和想法，我的孤独感减弱了，同时也让我敢于正视自己从来不敢也不曾正视过的卑怯。
“大家好像太激动了。作者的文章并不是直接描述那个事件。毕竟，作者并不偏激，似乎写得也很有分寸。”
有人这样说的时候，我表面若无其事，实则很惭愧。因为我也知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想到了别人会怎么看。当我如实写下我想说的话、我想表达的想法和感受的时候，我也害怕会被批评过于感伤、观点偏激，于是选择了安全的写法。我做不到更勇敢。
“我不是说作者的文章是这样，不过嘛……”
她开口了。她说，这只是告诉别人对某件事没有自己的见解，这件事和自己无关罢了。那只是漠不关心，往难听了说就是对既得利益的主动顺从罢了，而写作是与不加怀疑的顺从主义相反的行为。听着她的话，我抬不起头来。顺从主义，主动顺从。听了这些话，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的文章、我对人生的态度不够自由。“我不是说作者的文章是这样”，这句话只是对我的照顾，不想让我感到受侮辱。我猜测她的心里肯定另有判断。我记得当时萦绕在教室里的怪异热气，我也记得对她的发言的支持和明显的反感相混合的空气。那个学期，她的课上始终萦绕着这样的紧张感。
事情过了一个多月，那天不是星期五。日暮时分，我走向站台坐地铁的时候，和她偶然相遇了。她穿着从没在课堂上穿过的蓝色连帽衫和白色运动鞋。我想假装没看见，不过她认出了我，于是我们一起上了地铁。自从上次发表随笔之后，我没有和她单独说过话，多少有些尴尬和紧张，不过闲聊了几句，慢慢地就放松了。我想知道她对我的文章的真实看法，但我没有表达出来，只是说些毫无意义的空话。
地铁上出现了空座，我让她坐下，自己站到她面前。她把单肩包和书放在膝盖上。那是石黑一雄
的《别让我走》。我在银行上班的时候，曾经在英仁文库买过这本书。我欣喜地说我也读过这本书，很有趣。
她说快读完了。关于这本书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人物性格，关于那个名叫黑尔舍姆的空间。我很高兴能和她聊书。我跟她说，叙述者凯茜不知道自己度过全部童年时光的寄宿学校黑尔舍姆的位置，这让我很惊讶。凯茜开着车转来转去，猜测那里是不是黑尔舍姆，发现不是之后就陷入绝望，这个场景让我感到心痛。送走所有人，孤零零地留在世界上的凯茜找不到黑尔舍姆，决定不再寻找，这个情节太令人悲伤了。
她回答说，克隆人凯茜在临死前试图回忆黑尔舍姆的情节很美。凯茜似乎在通过记得黑尔舍姆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朋友露丝和汤米的灵魂，甚至自己灵魂的存在。所以说，黑尔舍姆不是场所，可能是凯茜本人，也可能是露丝，或是汤米。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跟我说过的话，记忆本身就是证明所爱之人灵魂和自己灵魂存在的行为。
我犹豫片刻，说道：
“我……看过老师写的书。”
“出版社倒闭了，书却出版出来了。”
说完，她流露出从未有过的调皮表情，笑了笑。
“我也没有那本书，都送人了。”
“我很幸运。”
“是啊。”
“我读了您写的英仁文库。这本书也是在英仁文库买的。”
“是吗？”
“是的。”
“那本书出版之前还在，我是说英仁文库。”
“您还有老板的消息吗？”
“没了。”
说完，她默默地低头看了看封面。
我跟她说了我在英仁文库度过的时光。虽说是书店，可是关门很晚，下班之后我也会去转转，偶尔坐在书店的椅子上打瞌睡。老板很淡然，从不干涉客人。也许是这个缘故吧，我经常去那儿。老板经常坐在收银台前，通过放在书店角落的小电视看日日剧
。当我说起这段记忆的时候，她笑出了声。
“上次课上我也说过吧。”她说，“有人说熙媛的文章不偏激，很喜欢，当时我说了那些话。”
她用双手摸着书，继续说道：
“我想说的是因为不偏激而喜欢这个观点本身。我并不认为熙媛的文章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是那个人读错了。我这样说是怕你误会。”
她对我之前提交的随笔做出了好评。她说有的文章是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有的文章则是退开一步凝视，我们不能明确地说哪种方式更好。她不动声色地对我说，不能受制于别人的话语而失去自己的声音。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先选定一篇文章，然后让学生们一同讨论它的不足之处，也不知道这样的上课方式有没有用。我注视着她在说话时摩挲书角的纤长手指。
再次上课的时候，她跟学生们提出期末考试期间去看电影。她说自己不点名了，想看的就直接来。到了电影院门前才发现，包括她在内共有六个人。我们并排坐在放映厅的中间看电影。走出电影院，黑暗的街头闪烁着路边摊的灯光，还有烤栗子和烤鱿鱼的味道。我们跟随她去了电影院附近的鸡排店。赶上年底，又是临近圣诞节的周五之夜，我们在等座位的时候分享电影观后感。
我记得那个洋溢着淡淡友情的夜晚，大家仿佛共享了整个学期的上课感受。尽管表面没人说，然而他们应该也和我一样觉得遇到了这样一位启迪我们心智的年轻女教师很幸运，我们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时光。她收起课堂上的认真表情，自然而然地参与了我们的对话。
我们挨得很近，共享鸡排和炒饭。我们没有喝酒，心情舒畅，很自然地互相询问、互相回答。我们也聊起了未来。有人想去银行工作，有人想去出版社，有人想去外企，我们相互鼓励。她也积极回应，仿佛在为我们加油。
“姐姐是不是在银行上过班啊？”
那名想去银行的同学问我。我谈了银行工作的优点和缺点。
“为什么辞职了？”
我说我想复读，可是没成功，根据成绩分配的专业又不合适。所以，尽管很痛苦，也不得不像被驱赶似的上班了。
“你为什么没去别的地方，反而又回到大学了呢？”
那名同学又问我。坐在那名同学旁边的她似乎也很好奇，注视着我。我们单独聊过几次，然而她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
“我想读研究生。”
听了我的回答后，我看见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想了很久吗？”
她很认真地问我。
“是的。”
说完后的短暂瞬间，我期待她对我的话做出积极的回应。
“这种事不用着急定的，熙媛。”她犹豫片刻，又说，“除了研究生院，别的地方也可以学习啊，熙媛也知道吧。”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表情。不过听了她的话，我沉默了很长时间。别的学生分明也感觉不舒服。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慌张。当时我想，她肯定觉得我是个学习能力不足的人。别人对我的未来说出悲观的话都无所谓，然而她是我想要学习的领域的老师，也是前辈，从她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让我很悲伤。她鼓励其他学生的梦想，为什么偏偏怀疑我呢？我假装不知道自己情绪低落，始终端坐不动，努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我好像还做不到随心所欲地掩饰情绪。
出了鸡排店，我们各自散开了。我想走一走，就说要去市厅站方向。她说她也要去那边，便走到我身旁。我们走在人头攒动的钟路街头。面食味、油炸味混合的冬夜气息扑鼻而来。我们默默无语地走路，不知不觉走到了普信阁
前。
她问我有没有时间。我不想让她发现我因为她刚才说过的话受伤，于是泰然自若地笑着说有时间。我们穿过马路，走进咖啡厅。咖啡厅里坐满了人，吵吵嚷嚷，说是酒吧都有人相信。我们在仅剩的空桌前坐下了。
“熙媛，刚才我……”她稍作迟疑，又说道，“你知道我也是很晚才去的研究生院。书里写了。”
“是的。”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
“站在熙媛的角度，现在不论我说什么，你都很难接受。那就去吧，感觉不对就马上出来。”
“我……没有太大的幻想。毕竟不是二十岁出头的年纪，再说也上过班。”
我不想让她觉得我是不谙世事的天真之人，于是努力证明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是的，是的，熙媛。”
她似乎理解了我的心情，看着我淡淡地笑了。为了转移话题，我说起在她的课上受到了多么大的影响。
“我的课应该不轻松吧。”
说完，她调皮地笑了，似乎在说，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那个瞬间，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有种欲望，很想说说那些顶嘴的学生。
“他们对老师太过分了。没礼貌的家伙们，如果老师不是年轻女教师，他们也不会那样。”
“也许吧。”
她淡淡地笑着，含糊地说道。
“如果老师是正教授，他们也不会这样。”
说到这里，我注意到她的脸上浮现出某种未加掩饰的情绪。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刺激她的自尊心。刚刚说完，我立刻就意识到了。
她盯着桌子，好几次变换姿势。她沉默，仿佛忘记了我在面前。她似乎在认真思考我的话。过了很长时间，她抬起头来看着我。
“你真的这么想吗？”
她小声问道。我点了点头。
“如果让您不开心，我道歉。”
“不是的，我只是……”她迟疑着说道，“我只是希望熙媛不要以这种方式看待将来会遇到的事情。”
她的话像是忠告，让我不要带着自卑情结或受害意识。在我听来却是责怪，这样的想法多么愚蠢、多么幼稚，你为什么不知道。我想争辩说我不是那样的小孩子，然而我不知道怎么说，只是乖乖地点了点头，仿佛自己并未因为她的话而受打击。
喝完一杯茶，我们就出来了。我们走在冷飕飕的街头，她在公交车站前停下了脚步。
“我从这里走。”
她说。
“我看着您走。”
我站在她身旁，看着她从包里拿出钱包。她拿出钱包，看了看我，说道：
“刚才熙媛说，因为我是女讲师才会这样。”
“是的。”
“我也不是不知道，我只是……”
说到这里，她顿了顿，长长地吐了口气，白色的哈气散入冷空气中。她等的公交车到站了。
我常常想象那时她想说的是什么——我也不是不知道，我只是希望熙媛不要感受到即使抱怨世界也无法消除的委屈；我也不是不知道，我只是希望熙媛不要理会那些因为你是年轻女人而冒犯你的人；我也不是不知道，我只是希望熙媛能够推开受伤的原因，不再折磨自己。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觉得后面那句话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无论那句话是什么，她只是希望我拥有比她更好的经历，不再遭遇她经历过的事。我觉得这是她的自尊，也是她的力量。不抱怨自己的条件，认清自己遭遇的不公却不想承认。也许正是这样的心态守护着她。尽管我不能认同这种心态，但是我可以理解。
读研究生的时候，写论文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她。开始讲课以后，我想得更加频繁。我比较她的课堂和我的课堂，更加切近地感受到她在那个位置上体验过的情绪。九年前的某一天，我跟她说了因为她是女讲师而必然遭受的冒犯。仿佛那些事离我很远，与我无关。
乘坐郊外巴士去上课，回来后强忍疲惫翻开书的时候，读着讲师评价书，得知有人觉得我是令人无法忍受的糟糕讲师的时候，因为情绪化对待无礼的学生而后悔的时候，困在规定好的课程里连自己都感觉枯燥的时候，课堂越来越形式化的时候，为了成果而不得不写论文的时候，担任学会干事天天给教授们打电话、发邮件的时候，为了不让自己崩溃——不，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我崩溃而努力的时候，直到回家打开玄关门之前都强忍着不哭的时候，我很想问问不知身在何处的她，是怎样熬过那些时候的，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从某个瞬间开始，我再也找不到以她的名义发表的文章或译作了。在九年前的我看来，比任何人都聪明、都强大的她，现在却没能扎根在某个地方，而成了与文章、学习无关的人，这样的事实有时会将我冻僵。我能继续前行吗？我会消失吗？像那些没有留下痕迹便已离开，或者即将离开的人那样消失？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我不记得自己有过不焦虑的时刻。
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她在文章里下决心成为读书人的瞬间。“下班后坐在书桌前，在书上画着线整理思绪的时候，仿佛围着透明的披风”，她这样写道。“感觉自己从世界上消失了，”她写道，“总是感觉自己与早已离开世界的人们在脑海里描绘的世界更近，而不是自己生活的世界。”她说每当这时，总感觉有光照进裂开的伤口，借助这道光，她能看到很多东西。“我想继续走下去”，她这样写道。我在她的文字下面画线，感觉她的语言解释了我的心。
我也是，只想继续走下去罢了。
也许那时的我很想茫然地追随着她。也许我希望有个和我相似的人提着灯笼走在前面，至少告诉我脚不会踩空。也许我想追随的是不知道要去哪里，但至少能告诉我不会消失，可以继续前行的光。我希望从她身上看到这道光，而不是别人。那道光消失之后，我还在摸索，猜测自己走到了哪里，将要去往何方。我走到她到过的地方了吗？尚未抵达吗？
我这样想的时候，曾经那么急切地驱赶人和摧毁建筑的地方变成了空地。我从大龄大学生变成研究生，变成课时讲师
的时候，曾经是闪光的年轻讲师的她成了我再也找不到的人，而那个地方依然是空地。如今我不再回避那个地方了。那么急切而残忍地摧毁建筑物、驱赶人们的心，哪儿也没去，依然留在原地。我注视着这样的事实。
老师。
有一天走在下班路上，我在心里呼唤她，长长地吐了口气。我呼出的气变成白色水蒸气，消散在空中。那时我知道了，我正处于冬天的中心。因为冬天是唯一能用眼睛看见自己呼吸的季节。曾经忍住想要对我说的话，长长地吐气的她，仿佛浮现在我眼前。
为了不让她的样子消散，我在黑暗中轻轻地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