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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纪事的主题取材于194×年发生在奥兰的一些奇特事件。普遍认为，这些事件不该发生在那里，有点不同寻常。乍看之下，奥兰的确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城市，不过是阿尔及利亚海滨的一个法属省会而已。

不得不承认，这座城市本身十分丑陋。需要花些时间才能发现，在它平静的外表下，究竟是什么让它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诸多商埠。比如说，一座既没有鸽子，又没有树木，也没有花园的城市，在其中既看不到鸟儿拍打翅膀，也听不到树叶沙沙作响。总而言之，这样一个平平淡淡的地方，我们该如何把它想象出来？只有在天空中才显露出季节的变化。只有清新的空气或小贩自郊区运来的一篮篮鲜花可以宣告春天的来临——这里的春天是可在市场上出售的。整个夏季，烈日炙烤着干燥至极的房屋，给墙壁也蒙上一层灰色的尘土；人们只有拉上百叶窗，在窗内的阴凉中才能继续打发日子。一到秋天，又反了过来，大雨滂沱，泥泞满地。只有进入冬天，才会迎来晴朗的天气。

了解一座城市的捷径，就是去了解人们如何在那里工作，如何在那里相爱，又如何在那里死去。在我们这座小城，不知是否出于气候的缘故，所有这一切都是同时进行的，带有同样狂热的神情和同样的漫不经心。也就是说，人们在这里既感到百无聊赖，同时又让自己对这一切习惯成自然。我们的同胞奋力工作，但始终是为了发财。他们尤其对经商感兴趣，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首要的就是做生意。当然了，他们也会享受单纯的乐子，喜欢女人，看看电影，以及泡泡海边浴场。不过，他们有自己的分寸，他们把这些娱乐活动安排在周六的晚上和周日，而在一周的其他日子里，则想方设法挣更多的钱。傍晚时分，当他们离开办公室后，便定时相聚在咖啡馆，在同一条林荫大道散步，或者干脆待在自家的阳台上。年轻人喜欢找些强烈而短暂的刺激，至于那些年纪大一些的，他们的恶习也不过是沉迷于滚球协会的活动、联谊会的晚宴，或者去俱乐部里豪赌几把，碰碰运气。

人们肯定会说，这并非我们这个城市独有的，我们同时代的这些人都是这么生活的。不错，如今看到人们从早到晚地工作，然后把业余时间浪费在打牌、泡咖啡馆和闲聊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然而在一些城市，在一些地区，人们时不时会对别的事情产生疑虑。一般来说，这并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只是，有这些疑虑，总比没有强。奥兰则完全相反，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座没有疑虑的城市，也就是说，一座完完全全的现代城市。因此，没有必要详细介绍我们这里相爱的方式。男人和女人，或是在我们称作爱的行为中迅速地消耗，或是安于长久的婚姻生活。这两个极端之外几乎再无中间地带。然而这也并非他们的独创。奥兰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缺乏时间和思考，人们不得不浑然不知地相爱。

我们这里更为独特的，是在死亡时所遇到的困难。甚至用“困难”二字还不够准确，说“不适”更确切些。生病从来就不是舒适的事，但在一些城市和地区，生病时会有人帮你，从某种程度上讲，你几乎可以放手不管。病人需要呵护，喜欢有所依靠，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但在奥兰，极端的气候、生意之重要、微不足道的景色、短促的黄昏和享乐的质量，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而病人则尤其孤独，处在垂危之际，那被困在烈日炙烤得噼啪作响的重重墙笼之中的滋味，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全城的居民都或在电话里，或在咖啡馆里，谈论着票据、货单和贴现。人们就将明白，当死神猝然降临一个乏味无情的地方，哪怕是在现代，也会让人感到多么的不舒适。

如上提供的这些也许使大家对我们的城市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不过凡事不能夸大其词。必须指出，这座城市和这里的生活都处于庸常无奇之中。不过习惯一旦养成，日子也并不难打发。再加上我们的城市又恰好鼓励这些习惯，因此我们就可以说，这一切趋于尽善尽美。从这个角度来讲，生活无疑没那么富有情趣。可至少在我们这里见不到混乱不堪的景象。这里的居民真诚、热情、勤勤恳恳，总能赢得游客们理应的尊重。这座并不别致，也无植被的城市，虽然灵魂在此无法得到休息，可到头来也能使人安然入睡。但也必须说句公道话，这座城市镶嵌于无与伦比的景色之中，位于裸露的高原中央，明媚的丘陵环绕四周，前面则是一处轮廓完美的海湾。只可惜城市是背靠着海湾而建的，因此，除非特意寻找，否则是看不到大海的。

说到这里，谁听了都不难相信，我们的同胞根本不可能预见这一年春天将发生的那些小插曲。我们也是后来才意识到，这些小插曲正是叙述者在此撰写纪事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先兆。在某些人看来，这些事件颇为正常，而另一些人却认为难以置信。但不管怎样，一个纪事作者不会顾及这些矛盾的看法，他的任务仅仅是说出“此事发生了”，因为他知道此事千真万确发生了，并且关系全体居民的性命，千千万万的见证者也由衷地认同他所言之事真实确凿。

此外，这个叙述者——届时我们会认识他，如果不是偶然间收集到了一定数量的证词，如果不是当时的形势将他卷入他事后打算讲述的事件当中，就几乎没有资格来从事这项工作。也正因如此，他才拥有了行史学家之事的权利。当然，作为一位史学家，哪怕是业余的，也总得掌握一些文献资料。这个故事的叙述者自然也有他的文献：首先是他自己的见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得益于他的角色，他还有机会搜集这段历史中所有人物内心的秘密，最后，文字材料到了他手中，他打算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加以参考，在他乐意的时候加以利用。他还打算……也许，是时候把诸多评论和谨言慎词丢到一边，来讲讲故事本身了。最初的那几天就需要花些工夫娓娓道来。

四月十六日上午，贝尔纳·里厄大夫走出诊所，在楼梯平台中间被一只死老鼠绊了一下。当时他并未多加留意，一脚踢开了这个小东西，随即走下楼梯。但是，当他来到街上之后，突然觉得这只老鼠不该在那里，便扭头往回走，想提醒一下门房。米歇尔老先生的反应，让他更确信自己的这个发现非同寻常。这只死老鼠的出现对他而言，只是有点奇怪而已；但对于门房来说，这简直成了一桩丑闻。后者态度十分坚决：房子里没有老鼠。大夫向他保证，二楼楼梯平台上就有一只，而且很可能已经死了。做了保证也没用，米歇尔先生仍然确信无疑，房子里没有老鼠，准是谁从外面带进来的。很明显，这是个恶作剧。

当晚，贝尔纳·里厄站在楼道里正找钥匙，准备上楼回家。这时他看见在昏暗的走廊尽头突然出现一只硕大的老鼠，步态蹒跚，皮毛也湿漉漉的。它停了下，似乎在寻找某种平衡，然后向大夫跑来，再一次停下，原地打了个转，同时轻轻叫了一声，最终倒下了，鲜血从半张的嘴里吐了出来。大夫细看了一会儿，上楼回家了。

他考虑的不是那只老鼠，而是咯出的血唤起了他的担忧。他的妻子已经病了一年，明天要动身去一座山中疗养院。他见妻子按照他要求的那样在卧室里躺着。她这是在为出行的劳顿做准备。她在微笑。

“我感觉很好。”她说。

大夫看着在床头灯光中转向他的面孔。尽管她已经三十岁，并且面带病容，可对里厄来说，这张脸一直同她少女时一样，也许是因为这个微笑带走了其余的一切吧。

“你能睡着的话就睡吧。”他说，“明天女看护十一点来，我送你们去坐中午十二点的火车。”

他亲了亲她微湿的额头。她微笑着一直目送他到门口。

第二天，四月十七日，早上八点，门房拦下正经过的大夫，指责有些搞恶作剧的人又在楼道中间放了三只死老鼠。想必那些人是用捕鼠器抓到它们的，因为老鼠浑身是血。门房已经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手里拎着老鼠的爪子，正等着那些罪魁祸首说上几句挖苦话来暴露身份。可他什么也没等到。

“啊！那些家伙，”米歇尔先生说，“我最终会抓到他们的。”

里厄觉得有些蹊跷，于是决定从外城的街区开始巡诊，那里住着他最贫困的病人。在那里，垃圾被清理的时间要晚得多，而且当汽车沿着街区笔直的、满是灰尘的道路行驶时，车身能挨到那些放在人行道边上的垃圾箱。于是当大夫在某条街上行驶时，他数了数，有十二只老鼠被扔在烂菜叶和脏布片上。

他在一个临街的房间里发现了他的第一位病人，这个房间既是卧室，也是餐厅，病人正躺在床上。这是一个西班牙老人，神情痛苦，满脸皱纹。他面前的毯子上放着两个装满豆子的锅。大夫进来时，半卧在床上的病人向后一仰，试图找回他那像老哮喘病人一般的生硬呼吸。他的妻子端来一个脸盆。

“哎，大夫，”病人在打针时说，“它们出来了，您看见了吗？”

“是的，”他的妻子说，“邻居捡了三只。”

老人搓着手。

“它们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能看到。是饿的！”

接着，里厄毫不费力地了解到整个街区都在谈论老鼠。出诊结束后，他回到了家里。

“上面有您一封电报。”米歇尔先生说。

大夫问他是否看见又有老鼠出现。

“啊！没有，”门房说，“我监视着呢，您知道的。这些畜生不敢。”

电报通知里厄他母亲将于明日到达。她要在儿媳妇去疗养院期间过来打理儿子的家务。大夫进家门时，女护士已经到了。里厄看到他的妻子正站在那里，身穿裙套装，化了妆。他向她微笑。

“不错，”他说，“很不错。”

片刻之后，来到火车站，他将她安置在卧铺车厢。她看了看车厢。

“对我们来说这太贵了，是不是？”

“必须如此。”里厄说。

“老鼠的事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是有些奇怪，不过会过去的。”

接着他马上对她说，他请求她的原谅，应该由他来照顾她的，以前他太不关心她。她摇摇头，仿佛示意他不要再说了。可是他补充道：

“你回来时一切都会变好的。我们重新开始。”

“没错，”她说，眼里闪着亮光，“我们重新开始。”

过了一会儿，她背过身去，透过玻璃窗看着外面。站台上，人们挤在一起，推推搡搡。火车头的嘘嘘声传到他们这里。他叫妻子的名字，当她转过身来时，他看到她满脸泪水。

“别这样。”他温柔地说。

泪水之下重新现出笑容，只不过有些僵硬。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说：

“你走吧，都会好起来的。”

他紧紧抱住她。而现在，在站台上，在玻璃窗的另一面，他只看得见她的微笑。

“多保重。”他说。

可她听不到他说的话了。

在站台出口附近，里厄碰见了预审法官奥东先生，后者正拉着儿子的手。大夫问他是否要去旅行。奥东先生身材高大，穿一身黑色的衣服，既像过去的上流社会人士，又像是殡仪馆里的掘墓人，他用和蔼的声音简短地回答道：

“我在等奥东太太，她看望我家人去了。”

火车头鸣响了汽笛。

“那些老鼠……”法官说。

里厄朝火车的方向动了动，但又转过身面向出口。

“是，”他说，“这没什么。”

关于当时的情况他只记得：一名铁路工班人员经过，腋下夹着一只装满死老鼠的箱子。

当天下午，里厄刚开始坐诊，便接待了一个年轻人，据说此人是名记者，上午就已经来了。他名叫雷蒙·朗贝尔，身材矮小，肩膀宽厚，神情果断，一双眼睛明亮聪慧，身穿运动服，看起来生活很富裕。他直抒来意，说自己正在为巴黎一家大报社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想获得一些有关他们卫生状况的资料。里厄告诉他，他们的条件不好。不过在进一步详谈之前，他想知道这位记者是否能讲真话。

“当然啦。”对方说。

“我的意思是，您是否能全面进行谴责？”

“全面，不行，这个应该说清楚。不过我想这种谴责并没有什么依据。”

里厄不紧不慢地说，这样的谴责可能的确没有依据，不过他提出这个问题仅仅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见证能否毫无保留。

“我只接受毫无保留的证词，因此，我不能用我的资料来支持您的证词。”

“这是圣茹斯特 说过的话。”记者笑着说。

里厄低声说他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但说这话的人一定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感到厌倦，而里厄对此持一致的看法。对里厄而言，他已经下定决心拒绝不公正，拒绝让步。朗贝尔耸了耸肩，看着大夫。

“我想我理解您。”最后他站起来说。

大夫将他送到门口：

“感谢您这样看待事情。”

朗贝尔似乎有些不耐烦。

“好，”他说，“明白，请原谅我的打扰。”

大夫握了握他的手说，目前城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或许可以就这件事写一篇不同寻常的报道。

“啊！”朗贝尔惊呼道，“我对此很有兴趣。”

十七点，大夫出门做新一轮的出诊，在楼梯上与一位还算年轻的男人擦肩而过，此人体形敦实，宽宽的脸庞凹陷下去，脸上横着两条浓密的眉毛。大夫曾在住这栋楼顶层的西班牙舞蹈家家里见过他几次。让·塔鲁在台阶上专心地抽着烟，同时观察着脚边一只即将死去的老鼠的最后的抽搐。他抬起头，用灰色的眼睛冷静地打量了一眼大夫，向他问好，并补充说这些老鼠的出现是件怪事。

“没错，”里厄说，“不过这最终会是件烦人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大夫，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从未见过类似的事情，仅此而已。不过我觉得这事倒挺有趣，是的，确实有趣。”塔鲁伸出手将头发向后拨了拨，又看看那只已经一动不动的老鼠，然后向里厄笑了笑，说，“不过，大夫，终归，这只是门房的事情。”

大夫刚好发现门房正在楼前，背靠入口处旁边的墙壁。他那张平时充血的脸上此刻露出一副厌倦的表情。

“是，我知道，”老米歇尔见里厄向他示意有新的发现，便对他说，“现在发现它们是两三只出现的。不过别的楼里也是这样。”

他似乎既沮丧又不安，不由自主地搓着脖子。里厄问他身体可好。当然，门房不能说不好，他仅仅是感到有点不舒服罢了。在他看来，这是心情所致。这些老鼠打击了他，等它们消失后，一切都会大为好转。

然而，第二天，四月十八日，大夫从火车站将母亲接回来时，发现米歇尔先生的面容更加枯槁：从地窖到顶楼，楼梯上散落着十来只老鼠。邻近楼房的垃圾桶里也装满了。大夫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并不吃惊。

“这些事情总会发生。”

她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女人，一头银发，一双温柔的黑眼睛。

“贝尔纳，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她说，“这些老鼠对此不会有丝毫影响。”

大夫表示同意。的确，有了她，似乎什么事都变得容易了。

但是里厄还是给市灭鼠部门打了电话，他认识这个部门的主任。主任是否听闻这些老鼠大量地死在光天化日之下？梅西埃主任已经有所耳闻，而且，在离码头不远的他的部门里，已经发现了五十来只。不过，他正在考虑情况是否足够严重。里厄也不能确定，但他认为灭鼠部门应当介入。

“是的，”梅西埃说，“有命令就行。如果你觉得确实值得的话，我可以试着弄一道命令。”

“值得一试。”里厄说。

刚才他的女用人告诉他，她丈夫干活的那家大工厂里已经收集了好几百只死老鼠。

不管怎么样，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同胞开始不安了。因为，自十八日起，各个工厂和仓库已经冒出了数百只老鼠的尸体。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了结这些畜生的性命，它们垂死挣扎的时间太久了。可是，从外围的街区一直到市中心，不管是里厄大夫偶然经过的地方，还是同胞们聚集的地方，到处都有成堆的老鼠在垃圾桶里，或者排成长串漂在排水沟里等待清理。自那天起，晚报就抓住此事，责问市政府是否准备行动，是否考虑过采取哪些紧急措施，以保障市民免遭这类令人生厌的侵害。而市政府却从未有过什么打算，也丝毫没有考虑过任何事情，只是召集了会议进行商议。命令已下达到灭鼠部门，每天拂晓收集死老鼠。收集完毕，部门要派两辆车子将死老鼠运送至垃圾焚化厂进行焚烧。

然而，在随后的几天里，形势越发严峻。捡到的老鼠数目与日俱增，每天早上收集的也越来越多。从第四天起，老鼠开始成群地死在外面。它们从屋子的角落、地下室、地窖、下水道里踉踉跄跄爬出来，排成长长的队伍，摇晃着来到亮处，原地打转，然后死在人们周围。夜里，在走廊或是小巷里，都能清楚地听到它们垂死时发出的轻声惨叫。在近郊，每天早上都能在排水沟里发现它们，尖嘴上留有一小片血迹。有些身体已经肿胀腐烂，另一些已经僵硬，胡须还翘着。甚至在城区，在楼梯平台或者院子里，就能碰到一小堆一小堆的死老鼠。有时也有些孤零零地猝死在各个行政机关的大厅里、学校的操场上、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之间。同胞们大惊失色，在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也发现了死老鼠。阅兵广场、林荫大道、滨海的漫步大道，都遭到了污染，范围越来越大。清晨刚清理完毕，白天城里又会逐渐发现越来越多的死老鼠。不止一个走夜路的人在人行道上踩到一只软软的刚死不久的老鼠尸体。似乎承载我们房屋的大地自身正在清洗它体液中所负载的东西，让一直在体内折磨它的疥疮和脓血升到地表之上来。看看我们这座小城惊愕的样子吧，此前是那般平静，短短几天之内却如此惊慌失措，就像一个健康之人的身体里稠密的血液一下爆发了骚乱！

事态进一步加剧，朗斯多克通讯社（一家搜集各类情报和资料的机构）在其广播节目的免费新闻中公布，仅在二十五日一天就有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老鼠被收集并焚烧。这个数字让市里每日众目共睹的景象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增加了人们恐慌的情绪。在此之前，大家仅仅是在抱怨这个偶然事件令人厌恶，现在，人们发现这个尚不能确定其规模，也无法觉察其根源的现象具有某种威胁。只有那个身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人仍然搓着手，反复地说：“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言语间带着老年人身上才有的那种兴致。

四月二十八日，朗斯多克公布大约八千只老鼠已被收集，市里的焦虑达到了顶点。人们要求采取彻底的解决措施，并谴责当局。一些在海滨拥有房子的人已经在谈论躲到那边去的事。可是第二天，该通讯社公布鼠灾现象已经戛然停止，灭鼠部门收集到的死老鼠数目可以忽略不计。全城松了一口气。

可是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大夫刚把车停在他居住的楼前，就在路的尽头瞥见门房正艰难地走过来，脑袋歪着，双臂和两腿叉开，就像个牵线木偶。老人挽着一位教士的手臂，大夫认出了他，是帕纳卢神父，一位既博学又活跃的耶稣会 会士，他们碰过几次面，他在城里备受尊敬，甚至在那些对宗教态度漠然的人当中也是如此。他等着他们。老米歇尔两眼放光，呼吸中带有嘘声。他感觉不太舒服，本想出来透透气，但颈部、腋下和腹股沟的剧烈疼痛迫使他不得不往回走，并要帕纳卢神父帮他一把。

“有几个肿块，”他说，“我可能是累着了。”

大夫将手臂伸出车门，用手指沿着米歇尔伸过来的颈根部按了一圈。那里已经形成了木头结节一样的东西。

“躺下休息，测测体温，我下午再去看您。”

门房离开后，里厄问帕纳卢神父对老鼠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哦！应该是一种瘟疫。”神父说，他的双眼在圆形眼镜后面露出了笑意。

吃过午饭，里厄又读起疗养院发来的电报，上面通知他的妻子已经到达。这时电话响了。是他之前的一个病人打来的，市政府的一名职员，长期患有主动脉瓣狭窄，因其贫困，里厄一直为他无偿治疗。

“是的，”他说，“您还记得我。不过这次是别人。请您快点来，邻居家出了点事。”

他说话时气喘吁吁。里厄想到了门房，决定过后再去看他。几分钟后，他来到外城区的费德尔伯街，穿过一栋低矮房子的大门。在又阴又臭的楼梯中间，他见到了约瑟夫·格朗，那名职员正下楼来迎接他。他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留着黄色的胡须，高个子，有些驼背，肩膀很窄，四肢很细。

“现在好些了，”他一边向里厄走来，一边说，“我还以为他要没命了。”

他擤了擤鼻涕。三楼，也是最高的一层楼，里厄在左侧的门上看到几个红色粉笔的字迹：“请进，我上吊了。”

他们走进去。绳子从吊灯上垂下来，下面的椅子已经翻倒在地，桌子被推到了墙角。绳子空悬着。

“我及时把他解了下来。”格朗说，尽管他用的是最平常的语言，却似乎一直在斟酌字句，“当时我正好要出门，听见有动静。看到门上的字时，该怎么跟您说呢，我还以为是个玩笑。可是他发出了很奇怪的呻吟声，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恐怖。”

他搔了搔头，说：

“依我看，这种举动应该很痛苦。当然，我进去了。”

他们推开一扇门，站在门口，面前是一间十分简陋但明亮的房间。一个矮胖的男人躺在铜床上。他的呼吸很重，充血的双眼望着他们。大夫止住脚步。在呼吸的间歇，他似乎听到了老鼠吱吱的叫声。可是角落里并没有动静。里厄向床边走去。这个人并不是从很高的地方跌下来的，摔得也没那么突然，因此脊椎完好。当然，还有些窒息，需要拍个X光片。大夫给他注射了一剂樟脑油，说几天的时间就能恢复。

“谢谢大夫。”这人说，声音有些发闷。

里厄问格朗是否已经报告给警察局，这名职员露出尴尬的神情。

“没有，”他说，“噢！没有。当时我觉得最要紧的是……”

“当然，”里厄打断了他，“那我去报告吧。”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病人有些激动，从床上坐了起来反对说，他身体没问题，不必费事了。

“您冷静冷静，”里厄说，“这不是什么难事，相信我，我必须去报告。”

“噢！”那位病人叫了一声。

接着他身子向后一仰，抽泣起来。格朗摸弄自己的胡子有一会儿了，他向病人走了过去。

“好了，柯塔尔先生，”他说，“要尽量理解。大夫有这个责任。再比如说，一旦您又想……”

但柯塔尔泪流满面地说，他再也不会了，刚才就是一时糊涂，现在只希望大家让他平静平静。里厄正在写药方。

“那就说定了，”他说，“不谈这个，过两三天我再来看您。但别再做傻事。”

在楼梯平台上，他告诉格朗，他必须去报告，不过他会让警长两天之后再来调查。

“今晚得守着他。他有家人吗？”

“我不清楚。不过我可以守着他。”格朗又摇着头说，“您看到了，连他本人我也谈不上认识。但大家总该互相帮助。”

在楼廊里，里厄下意识地向角落里看了看，并问格朗老鼠是否在这个街区已经绝迹。职员对此一无所知。确实曾有人跟他说起这件事，但他对街头的传闻向来不太关心。

“我有其他的事情要操心。”他说。

里厄已经握住了他的手。他急着在给妻子写信之前去看一眼门房。

叫卖晚报的报贩子们宣称老鼠的侵袭已经停止。但是里厄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伏在床外，一只手捂在肚子上，另一只手按在脖子上，正极为痛苦地将深红色的胆汁吐进污物桶里。门房气喘吁吁，费了好大的力气才重新躺下。他的体温达到了39.5摄氏度，颈部的淋巴结与四肢都十分肿大，肋部有两块黑斑也正在变大。此刻他正抱怨身体里面很疼。

“烧得厉害，”他说，“那畜生在烧我。”

他的嘴唇发黑，说起话来也含混不清。他将外凸的眼睛转向大夫，头疼让他流出了眼泪。他的妻子不安地看着里厄，里厄却始终默不作声。

“大夫，”她说，“他这是得的什么病？”

“任何病都有可能，还不能确定。今晚要禁食，服用排毒剂。让他多喝水。”

门房正好渴得难受。

里厄回到家后便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夏尔，他是城里举足轻重的医生之一。

“没有，”里夏尔说，“我没有碰见什么异常的情况。”

“没有伴有局部发炎的高烧吗？”

“啊！这倒有，有两例淋巴结发炎严重。”

“肿得很不正常吧？”

“呃，”里夏尔说，“要说正常嘛，您明白的……”

然而，到了晚上，门房一直说着胡话，高烧40摄氏度，始终在抱怨老鼠。里厄试着固定脓肿。在松节油 灼烧的疼痛中，门房大声叫喊着：“啊！这些畜生！”

淋巴结依然在变大，摸起来硬得像木头一样。门房的妻子慌了。

“夜里您得守着他，”大夫说，“有情况就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已经回暖的和风在潮湿的蓝天下吹拂着，从最遥远的郊外带来了花朵的芬芳。早晨街上的嘈杂声仿佛比平常更加活泼欢快。整座小城刚刚摆脱了一星期的担惊受怕，这一天竟成了复苏的日子。里厄本人在收到妻子的来信后也放下了心，轻快地走下楼来到门房家里。果不其然，高烧已经在早晨退到了38摄氏度。病人很虚弱，但仍躺在床上微笑。

“好些了，对吧，大夫？”他的妻子说。

“还得再等等。”

可是到了中午，体温又升到了40摄氏度，病人谵语不止，再次呕吐起来。颈部的淋巴结一碰就疼，门房似乎想把头伸得离身体越远越好。他的妻子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地抓着病人的双脚。她看着里厄。

“听我说，”大夫说，“必须将他隔离起来进行特殊治疗。我打电话给医院，我们用救护车送他过去。”

两个小时后，在救护车里，大夫和病人的妻子俯身看着病人。从病人那长满蕈状赘肉的嘴中，只冒出断断续续的话语：“老鼠！”他面色发青，嘴唇蜡黄，眼皮呈铅灰色，呼吸时断时续，十分急促，被淋巴结的疼痛撕扯着，他用力地陷进小床里，仿佛想让小床将他关进去，或者说，仿佛大地深处有什么东西不停地在召唤他，在某种看不见的重压之下，门房窒息而死。他的妻子哭了起来。

“再没有希望了吗，大夫？”

“他死了。”里厄说。

也许可以说，门房之死标志着这个充满困惑迹象的时期已经结束，另一个相对更为艰难的时期开始了，初期的惊诧逐渐变为恐慌。我们的同胞，开始对此有了一些了解，此前他们从未想过我们的小城会被选中，成为老鼠死在阳光之下、门房得怪病而丧命的地方。从这个观点来看，他们总体上还是错了，他们的想法需要改正。如果一切到此为止，那些习惯毫无疑问会占上风。可是我们同胞中的另外一些人，他们既不是门房，也绝非穷人，却接二连三踏上了米歇尔先生带头走过的路。从这一刻起，恐惧，以及对恐惧的思考，便开始了。

不过，在详尽地展开新的事件之前，叙述者认为，有必要提供另一位目击者对刚刚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看法。让·塔鲁，大家已经在故事的开头见过他，他在几个星期之前才定居奥兰，自那时起，他一直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酒店里。表面上看，他靠着自己的收入过得相当宽裕。尽管全城的居民已经逐渐习惯了他，但并没有人能说出他从哪里来，以及为何来到这里。在所有的公众场合都能碰到他。早春过后，就有人经常见到他出现在海滩上，他游泳时也明显很快活。他很正派，总是笑眯眯的，看起来他对所有正常的娱乐活动都热衷，但又不盲目地沉迷。事实上，他唯一被大家所熟知的习惯，便是经常接触本市数量众多的西班牙舞蹈家和音乐家。

无论如何，他的那些笔记仍然构成了这个艰难时期的某种纪事。不过那属于非常个人的纪事，似乎尤其偏爱那些不足为道的琐事。乍一看，大家会认为塔鲁在想方设法放大这些人和事。总之，在全城惶恐不安之时，他却专心做一个不称职的史学家，研究那些称不上是历史的内容。大家无疑会对这种偏爱感到遗憾，并质疑他内心的冷漠。然而，这些笔记同样为这一时期的纪事提供了大量次要的细节，这些细节不但有它们的重要性，其中的怪事甚至还会阻止大家过早地对这位有趣的人物做出评价。

让·塔鲁最早的笔记写于他到达奥兰的那天。一开始，笔记就表现出他对置身于一个如此丑陋的城市而感到某种奇怪的满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对市政厅前的那对铜狮子做了详尽的描述，对城市里缺少树木、丑陋的建筑和不合理的布局也做了善意的评论。记录中掺杂了在有轨电车和街上所听到的一些对话，塔鲁均未加以评论，除了稍晚时候的一段对话，关于一个名叫康的人。塔鲁旁听了两位电车售票员的谈话。

“你认识康吧。”其中一位说。

“康？那个留着黑胡子的大个子吗？”

“就是他。他以前在铁路上扳过道岔。”

“是，没错。”

“嘿，他死了。”

“啊！什么时候的事？”

“老鼠的事情之后。”

“哎呀！他得了什么病？”

“我不知道，发烧吧。再说，他本来身体就不行。他腋下长了脓肿，没撑住。”

“但他看起来和大家没什么两样。”

“不，他的肺不好，而且他还在军乐队里搞音乐。一直吹小号，那东西伤身体呀。”

“啊！”另一位最后说道，“人生病时就不该吹小号。”

记下这些迹象之后，塔鲁想知道为什么康不顾自己最显而易见的利益而去加入军乐队，是什么样的深层原因驱使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主日游行队伍。

接下来，塔鲁似乎对他窗户对面的阳台上那些时常发生的场面印象尤其深刻。他的房间正对着一条窄小的横街，街上墙角的阴凉处总睡有几只猫。每天午饭过后，在全城的人都热得昏昏欲睡时，一个小老头出现在街对面的阳台上，他满头的白发梳得很整齐，直挺的身子，神情严肃，穿着军装式的衣服。他“咪咪”“咪咪”地叫着那几只猫，声音既冷淡又温柔。那几只猫抬了抬困得失神的眼睛，依然没有动。老人撕了一些白色的纸片从阳台上向下撒，小家伙们被这些白色的蝴蝶雨吸引，走到马路中间，向最后几片白纸伸出迟疑的爪子。此时小老头向那几只猫吐起唾沫，有力又准确。如果唾沫击中了目标，他就会笑起来。

最后，塔鲁好像终于被这个城市的商业气质所吸引，它的外表、它的热闹，甚至它的娱乐仿佛都受制于贸易的需要。这种独特之处（这是笔记中所使用的措辞）得到了塔鲁的称赞，其中一则赞美的评语竟是以感叹词收尾的：“终于！”好像只有通过笔记中的这些细微用语，我们才能窥探到这位旅行者的个性。很难简单地评判其中的意义和重要性。例如在叙述了发现一只死老鼠使酒店的出纳员记账时出了一个错之后，塔鲁用没有平时那么清楚的字迹加上了如下的话：“问题：怎样做才能不浪费时间？回答：在漫长中体验时间。方式：坐在牙医的候诊室里一把不舒服的椅子上度过几天；周日下午在自己的阳台上度过；听用自己不懂的语言做的报告，选择最长最不舒适的铁路路线旅行，当然，要全程站着；花时间去剧院的窗口排队买票但到场不就座；等等。”可是在这些语言的或思考的偏离之后，笔记马上又开始详细地描写我们城里的有轨电车，写它们小船一般的外形、难以辨认的颜色、司空见惯的肮脏，最后用一句什么也解释不了的“这是值得注意的”结束了他的记录。

不管怎么样，塔鲁还是提供了下面这些有关老鼠事件的情况：

今天，对面那个小老头有些茫然。猫不见了。事实上，它们是被街上大量的死老鼠给刺激得失踪了。在我看来，猫是绝对不会吃死老鼠的。我记得我的那几只猫就非常讨厌死老鼠。尽管如此，它们仍可能跑到地窖里。那个小老头感到不知所措。他的头发梳得没有以前整齐，精力也不如以前充沛，能看出来他很不安。过了片刻他回去了。回去之前，他往空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城里今天有一趟电车临时停车，因为有人在车上发现了一只死老鼠，不知道它怎么跑到车上的。两三个女人下了车。扔掉了死老鼠。电车恢复行驶。

在酒店里，夜间值班人——他是个靠得住的人——告诉我，他预测会有灾难伴随这些老鼠到来。“老鼠离开船的时候……”我回答他说，在船上确实如此，可是还未有人在城市里证实过。然而他却信心十足。我问他，照他看，到来的会是什么样的灾难。他不知道，灾难是不可预知的。但是如果发生了地震，他是不会感到惊讶的。我承认是有这个可能，他问我这是否会让我担心。

我对他说，我唯一感兴趣的，是得到内心的宁静。

他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在酒店的餐厅里，有一家人很有意思。父亲是个瘦高个，一身黑色，硬领上装，衣领很硬。他已经秃顶，左右两侧各有两缕灰白的头发。一双小圆眼睛看着很严厉，鼻子细长，嘴巴很宽，这让他看起来像一只被驯养的猫头鹰。他总是第一个走到餐厅门前，侧过身，让他那位瘦得像只小黑鼠的妻子先过去，后面紧跟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打扮得仿佛两只受过训练的狗。来到餐桌前，等妻子入座后，他才坐下，那两只卷毛狗最后才坐上高高的椅子。他用“您”来称呼妻子和孩子，却又对妻子说些恶意的客套话，而对子女则言辞专断：

“妮科尔，您的表现让人讨厌至极！”

小女孩眼看就要哭出来了。这是肯定的。

今天早上，小男孩因为老鼠的事情非常兴奋。他想在饭桌上说两句：

“菲利普，吃饭的时候不要提老鼠。我禁止您以后再讲这个词。”

“爸爸说得对。”小黑鼠说。

这两只小卷毛狗将鼻子埋进狗粮里，猫头鹰点头表示感谢，其实这并没有必要。

尽管有了猫头鹰这个好例子，城里还是大谈老鼠的事情。报纸也参与进来。往常内容丰富多样的专栏，如今完全被攻击市政府的内容所占据：“我们的市政官员是否察觉到这些腐烂的老鼠尸体所带来的危险？”酒店经理的嘴里再没谈过别的，这件事确实令他十分恼火，在一家体面的酒店的电梯里发现老鼠，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安慰他说：“大家都有这个麻烦。”

“是这样，”他回答说，“现在我们和大家一样了。”

正是他告诉了我这种出人意料的高烧的最初几个病例，人们已经开始为此担心。他的一位女保洁员已经染上此病。

“但可以肯定，这病是不传染的。”他急忙指明说。

我告诉他我对此无所谓。

“啊！我明白。先生跟我一样，是位宿命论者。”

我从未提过类似的想法，另外，我不是宿命论者。我告诉他……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塔鲁的笔记开始较为详细地谈到了这种已使公众开始担心的不明高烧。笔记中写到，那个小老头在老鼠绝迹之后终于又找到了那几只猫，并耐心地校正唾沫击中的位置。塔鲁还补充说，已经可以列出十余例这种高烧病况，其中大多数是足以致命的。

最后，我们可以将塔鲁对里厄大夫的描述转载在此作为资料。据叙述者判断，描述得相当真实。

三十五岁上下。中等身高。宽肩。脸型接近长方形。一双率真的深色眼睛，下颌突出。高高的鼻子十分端正。剪得很短的黑发。嘴巴呈弧形，厚厚的嘴唇几乎总是紧闭着。他看起来有点像西西里的农夫：晒黑的皮肤、黑色的汗毛，总是穿着合身的深色衣服。

他走路很快。下人行道台阶时并不换步子，上台阶时多是轻轻地一跃。开车时心不在焉，经常让车里的转弯指示杆抬起，甚至转弯后也是如此。从不戴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情。

塔鲁的数字是准确的。里厄大夫对其中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在门房的尸体被隔离后，他曾打电话给里夏尔，询问腹股沟淋巴结炎症所引起高烧的情况。

“我真搞不懂，”里夏尔当时说，“两人死亡，一例是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另一例是在三天之内。那天上午，我离开后面这位时，他表现出的都是康复的迹象。”

里厄说：“如果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

他又联系了几位医生。得到的调查结果同样表明，几天内有二十余例类似的病例。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向奥兰医生协会的主席里夏尔提出要求，将新发现的病人隔离起来。

“这我可做不到，”里夏尔说，“这应该由省里来采取措施。另外，是谁告诉你有传染的危险？”

“没人告诉我，可是这些症状实在令人担忧。”

然而，里夏尔却认为“我没有这个资格”。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事情告诉给省长。

谈话之间，变天了。门房死的第二天，大雾弥漫。倾盆暴雨冲洗了这座城市，骤雨之后，酷热接踵而至。大海失去了原本的深蓝色，在雾蒙蒙的天空之下，发出一道道银灰色的反光，十分刺眼。这个春季的湿热使人渴望炎炎夏日。一种阴郁昏沉的气氛，在这座建于高原之上、几乎不面向海的蜗牛状城市里蔓延开来。在这些涂有灰泥的长长的墙壁中间，在玻璃窗上满是灰尘的街道上，在脏得发黄的有轨电车上，人们感觉自己有点被这片天空禁锢住了。只有里厄的那个老病人，因为哮喘没有发作，而为这种天气感到开心。

“热得要命，”他说，“但对支气管好。”

确实热得要命，不高不低，正好像一次发烧。整个城市都在发烧，至少在里厄大夫去费德尔伯街参加柯塔尔自杀未遂事件调查的那个上午，这个感受一直在纠缠着他。不过他觉得这个感受并不理智。他将其归咎于神经紧张和那些一直困扰着他的担忧，他承认当务之急是赶快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他到那里的时候，警长还没有来。格朗正在楼梯平台上等他，他们决定先去格朗家，让门开着。这位市政府职员住的地方有两个房间，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唯一能让人记住的是，一个放着两三本词典的白色木架子，还有一块黑板，隐约能看见上面有“花蹊”二字，字迹模糊。据格朗说，柯塔尔昨晚睡得很香。不过今天早上醒来时，他有些头疼，没精打采的。格朗似乎既疲惫又烦躁，在屋里来回踱步，将桌子上的一个装满手稿的大文件夹打开又合上。

同时，他告诉大夫，自己与柯塔尔并不相熟，不过他猜测此人有些财产。柯塔尔是个怪人。长期以来，他们的关系仅限于偶尔在楼梯上遇见时打个招呼。

“我和他只有过两次交谈。几天前，我在楼梯平台上打翻了带回来的粉笔盒。有红色粉笔和蓝色粉笔。这时，柯塔尔正好出门走到平台上，他帮我把粉笔捡了起来，问我这些颜色不同的粉笔有什么用。”

格朗便向他解释说，自己想试着再学一点拉丁文。中学之后，自己的知识就消退了。

“是的，”他对大夫说，“有人跟我打过包票，学拉丁文有益于更好地掌握法语的词义。”

因此，他将拉丁文单词写在黑板上，用蓝色粉笔抄下有性、数、格变化和有动词变位的那一类单词，再用红色粉笔抄下没有这些变化的单词。

“我不知道柯塔尔是否明白，但他似乎挺感兴趣，并问我要了一支红色粉笔。我当时感到有点意外，不过毕竟……当然，我不可能猜得到，他会用作他的计划。”

里厄问他第二次交谈的内容是什么。就在这时，警长在秘书的陪同下赶到了。警长想先听听格朗的陈述。大夫留意到，格朗提到柯塔尔时，总是称其为“这个绝望的人”。他甚至一度使用了“必死的决心”这样的字眼。他们讨论起自杀的动机，格朗却在措辞上有些吹毛求疵。最后大家决定用“内心抑郁”这四个字。警长问，从柯塔尔当时的态度上，是否丝毫看不出他所谓的这个“决定”。

“昨天他敲过我的门，”格朗说，“问我要些火柴。我把自己的那盒给了他。他表示抱歉，同时跟我说邻里之间……然后他向我保证会把火柴还给我。我跟他说留着吧。”

警长又问这位职员，柯塔尔是否有些奇怪。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他似乎想跟我聊天。可是当时我正在工作。”格朗转向里厄，神情尴尬地补充说，“私人工作。”

这时警长想看看病人。不过里厄认为，最好先让柯塔尔对这次的查访有个准备。当里厄进到病人的卧室时，他只穿了件浅灰色的法兰绒衣服，正坐在床上神色不安地朝门外看。

“是警察局的吧？”

“是的，”里厄说，“您别激动。两三个手续，之后您就清净了。”

但柯塔尔回答说这没什么用，而且他不喜欢警察。里厄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我也不喜欢他们。重要的是快速正确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了结此事。”

柯塔尔不说话了，大夫向门口转过身。可是这个小个子叫住他，等他回到床边时，小个子抓住了他的手：

“他们不能碰一个病人，一个上过吊的人，对吧，大夫？”

里厄注视了他片刻，最终向他保证，绝对不会有这种拷问。而且，他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保护病人。这个病人似乎放松下来，里厄让警长进来。

他们向柯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并问他是否能明确说一下此次行为的动机。他看也不看警长，只是回答说：“内心抑郁，当时的动机就是这个。”警长追问他是否还想再这么做。柯塔尔来了气，回答说不想，他只希望大家让他安静安静。

“我要提醒您，”警长用恼怒的语气说，“现在，是您在打扰别人的安静。”

不过看到里厄的示意，他停了下来。

“您想想，”警长在离开时叹了口气说，“自大家议论起这次的发烧以来，我们就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问大夫，这次的发烧是否严重，里厄说他对此也一无所知。

“都怪这天气，就是这样。”警长下了结论。

都怪这天气，也许吧。随着白日的流逝，一切都变得越来越黏手。每一次出诊，里厄的担忧都在加深。这天晚上，郊区那位老哮喘病人的一个邻居按着腹股沟在胡话中呕吐不止。他的淋巴结比门房的还要大得多，其中一个已经开始化脓，很快就会像个烂水果一样。回到家里，里厄给省药品仓库打了电话。这一天他的工作笔记中只提到：“否定的答复。”别处已经有人打电话给他了，出现了一些相似的病例。显然，必须划开脓肿——用手术刀划开一个十字，让淋巴结流出带血的脓。病人流着血，四肢像被五马分尸一般竭力张开。然而他们的腹部和腿上出现了一些斑点，淋巴结停止出脓，然后又肿了起来。大部分情况下，病人都是在可怕的恶臭中死去。

在老鼠事件中唠唠叨叨的报纸，如今再也不说什么。因为老鼠死在街上，而人是死在自己的房间里。报纸只操心街上的事。然而省政府和市政厅却开始反思此事。但只要每位医生掌握的病例不超过两三个，便没人想到行动。可是，要是有谁有做个加法的念头就好了。加起来的数目令人触目惊心。仅仅几天之内，致死的病例成倍增长，而对那些一直关注着这个怪病的人来说，情况变得一目了然，这是真正的瘟疫。就是在这个时候，里厄的一位比他年长很多的同行卡斯特尔，前来看望他。

“显然，”他说，“里厄，您知道这是什么？”

“我在等分析的结果。”

“我知道。我不需要分析。我在中国做过一段时间的医生，二十多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例。只不过，当时大家不敢说出它的名字。舆论不可冒犯嘛：不要恐慌，千万不要恐慌。然后，就像一个同行所说：‘不可能，人人都知道这种病已经在西方绝迹了。’是的，人人都知道，除了那些死者。好了，里厄，您跟我一样清楚这是什么。”

里厄在思考。他从诊室的窗户眺望着远处满是岩石的崖壁，海湾沿着悬崖的走势弯曲合拢。天空虽然湛蓝，却并不明亮，且随着下午的时间荏苒而逝，逐渐变得暗淡。

“是的，卡斯特尔，”里厄说，“这难以置信。但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您知道大家会怎么回答我们，”这位老大夫说，“‘鼠疫已经在温带国家绝迹很多年了。’”

“绝迹，这意味着什么？”里厄耸耸肩回答道。

“是啊。可别忘了，就在大约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

“好吧。但愿这次的没有当年严重。不过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鼠疫”这个词刚刚首次被提及。故事叙述到这里，我们暂且将贝尔纳·里厄留在窗前，并允许叙述者对大夫的犹豫不决和诧异做出解释。因为——虽然有些细微的差异——这同样也是我们大多数同胞的反应。确实，灾祸乃常有之事，可是当它降临到我们头上时，大家很难相信这是灾祸。世界上发生过的鼠疫的次数与战争的次数相当。然而，鼠疫和战争却总能使人们措手不及。里厄大夫措手不及，和我们的同胞一样，因此应该理解他的犹豫不决，也应该理解他在不安的同时又有些信心。当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会说：“打不了太久，太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的确愚蠢，可是这并不会妨碍它打下去。如果我们不总是只惦记着自己，就会发现蠢事的本貌。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同胞和所有人一样，他们只想着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是人文主义者 ：他们不相信灾祸。“灾祸”并不适用于人类，因为人们觉得灾祸是不真实的，是一场马上就会过去的噩梦。可它并不总是会逝去，噩梦接着噩梦，逝去的却是人类，首先是人文主义者，因为他们不采取预防措施。我们的同胞并不比别的人更有过错，他们忘记了要保持谦虚，仅此而已。他们认为一切还都有可能，可这便意味着灾祸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继续做生意、为旅行做准备、发表意见。他们怎么可能会想到有鼠疫来抹去他们的未来、取消他们的旅行和讨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可只要灾祸临头，谁都不可能自由自在。

甚至当里厄大夫在朋友面前承认，不久前零零散散有几位病人毫无征兆地死于鼠疫时，对他而言这仍然算不上真正的危险。人一旦做了医生，也不过是对痛苦有了某种认识，多了几分想象力。大夫望着窗外这座尚未发生变化的城市，在这幅可谓堪忧的前景面前，他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已经心生轻微的沮丧之情。他努力在脑海中收集对此疾病所知道的一切。一些数字从他的记忆中浮现出来，他盘算着，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次大规模鼠疫，大约造成了一亿人死亡。可是一亿人死亡算什么呢？那些打过仗的人，才勉强知道死一个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一个死人只有在被看到时才有些分量，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具尸体，也仅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大夫记起君士坦丁堡的那次鼠疫 ，根据普罗科匹厄斯 记载，当时一天死亡一万人。一万死者，是一家大型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有必要做这个对比。将人们聚集在五家电影院的出口，将他们带到城里的广场上，在那里能看得清楚一些，然后让他们成堆地死去。至少，我们可以在这个无名的尸体堆里安上一些熟悉的面孔。不过，这当然是无法实现的，再说，谁又能认得一万张面孔呢？另外，众所周知，像普罗科匹厄斯这样的人并不懂得计算。七十年前，在广州 ，灾祸尚未波及居民之前，已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1871年，人们还没有计算老鼠的方法，只能粗略地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显而易见有出错的可能。无论如何，如果一只老鼠长三十厘米的话，四万只老鼠首尾相连将会等于……

大夫失去了耐心。他是在任由自己想象，不该如此。几个病例算不上瘟疫，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就足够了。应当把握住已知的情况：昏迷、虚脱、眼睛发红、口腔不净、头疼、腹股沟淋巴结炎症、极度口渴、谵语、身体出现斑点、体内有撕裂之痛，这一切全部出现之后……里厄大夫想起一句话，这句话刚好作为手册中所列举的症状的结语：“脉搏变得极其微弱，稍微一动就会猝死。”是的，这一切出现之后，病人命若悬丝，而四分之三的患者——这是个精确的数字——都禁不住去做这个难以察觉的动作，从而加速了他们的死亡。

大夫一直望着窗外。窗玻璃的另一边，是春意盎然的凉爽天空，而玻璃的这一边，“鼠疫”这个词仍回荡在房间里。这个词不仅包含科学所赋予的含义，而且具有一长串非同寻常的景象，与这座灰黄色的城市很不协调，此刻这里算不上有活力，与其说是热闹，不如说是嘈杂，总的来说是快乐的，如果可以在快乐的同时又愁闷的话。而如此安定祥和、如此与世无争的地方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否定掉从前的灾祸景象：瘟疫肆虐的雅典 被鸟禽所弃；中国的城市里到处是静静等死的病人；马赛 的苦役犯们将带有脓血的尸体丢进坑里；人们在普罗旺斯筑起高墙以抵御鼠疫的狂飙；雅法 与那里让人厌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医院坚硬的地面上放着潮湿发霉的病床，病人被钩子钩走；黑死病 时期，戴着面罩的医生仿佛在参加狂欢节；米兰 的生者在墓地里交欢；骇人的伦敦 街头，一辆辆堆满死人的大马车，白天黑夜，时时处处都能听见人们无休止的哀号。不，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扼杀这一天的安定。在窗玻璃的另一边，一辆看不见的有轨电车突然响起铃声，瞬间驳斥了这些残酷和痛苦的景象。只有大海，在那些星罗棋布的灰暗房屋的尽头，见证着这世间还有着令人不安和永不停歇的东西。而正望着海湾的里厄大夫，遥想起卢克莱修 所说的柴堆，那是雅典人遭受瘟疫后架在海边焚烧尸体用的。人们在夜里将死人运到那里，可是地方不够，为了给亲人争夺位置，生者拿着火把互相打斗，宁可头破血流，也不愿抛弃亲人的尸体。可以想象柴堆在平静昏暗的海水前冒出红光，火把在夜间的打斗中噼噼啪啪，火星四溅，有毒的浓烟升上关注着人世的天空。大家自然会感到害怕……

不过这种令人眩晕的想象在理智面前并不会持久。不错，“鼠疫”这个词已经被说了出来；不错，就在此刻，灾祸正在摧残、击倒一两个牺牲品。可是又能怎么样？会停止的。眼下要做的是明确地承认那些必须承认的事情，驱散不利的疑心，采取适当的措施。接着，鼠疫便会停止，因为鼠疫不是想象出来的，或者说不是错误地想象出来的。如果鼠疫停止，而这也是最有可能的，那么皆大欢喜。如果情况相反，大家也将知道它是什么，先看看有没有办法处理，然后再考虑去战胜它。

大夫推开窗户，城市的喧嚣声一下变大了。隔壁的车间里传来单调生硬的电锯声。里厄打起精神。在那里，在每日的劳作中，有着能让人坚定的东西。其余的一切都系在游丝之上，做着无关紧要的起起伏伏，不能在这里停留。最主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里厄大夫正思考到这里，有人通知他约瑟夫·格朗来访。尽管这位市政府职员负责很多业务，但仍然定期在户籍处做统计工作，因此他被派去统计死亡人数。他天性乐于助人，答应要亲自送一份统计结果的复印件到里厄家里。

大夫看见格朗和他的邻居柯塔尔一起走进来。职员挥了挥手上的一张纸。

“数字在涨，大夫，”他宣布，“四十八小时之内死了十一人。”

里厄向柯塔尔打招呼，并问他感觉怎么样。格朗解释说，柯塔尔执意要来向大夫致谢，并对给他带来的麻烦表示抱歉。不过里厄一直看着统计表。

“好吧，”里厄说，“也许，该用这种病本来的名字来叫它了。直到现在，我们还止步不前。跟我来，我得去趟化验室。”

“好的，好的。”格朗一边说，一边跟在大夫后面走下楼梯，“事物就应该叫它本来的名字。不过它本来的名字是什么？”

“我不能告诉您，再说这对您也没什么用。”

“你看，”职员微笑说，“这没那么容易。”

他们向阅兵广场走去。柯塔尔一直没有说话。街上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本地短暂的黄昏已经消退在夜幕之下，初升的星星显现在依然分明的天际。不一会儿，街上的灯亮起，将整个天空衬托得越发漆黑，而谈话声似乎提高了音调。

“请原谅，”走到阅兵广场的一角时，格朗说，“我得去坐电车了。我晚上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像我家乡那边所说的：‘绝对不要拖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出生于蒙特利马 的格朗，有喜欢引用家乡成语的癖好，并且还会加上一些没有出处的陈词滥调，诸如“梦幻时刻”或者“仙境般的灯光”。

“啊！”柯塔尔说，“确实如此。晚饭后就不可能把他拽出家门。”

里厄问格朗晚上是不是给市政府干活。格朗回答说不是，他是为他自己干活。

“啊！”里厄顺便说了一句，“进展如何？”

“干了些年头，尽管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并没有太多进展。”

“可是，这事究竟和什么有关？”大夫停下脚步说。

格朗正了正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里厄十分模糊地了解到是关于个人发展的事。但这位职员已经离开了他们，脚步匆忙地走在马恩大街上。在实验室门口，柯塔尔对大夫说他很想进去看看，并听听大夫的建议。里厄正捏弄着口袋里的统计表，便邀请他到诊所里谈。但很快，大夫改变了主意，告诉柯塔尔明天要去他的街区，会在傍晚时顺便去看望他。

送别柯塔尔时，大夫发觉自己在想格朗。他想象格朗正处于一场鼠疫之中，不是这次——毫无疑问这一次不会很严重，而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鼠疫。“他这一类人往往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幸免于难。”他想起曾经在书里读到过，鼠疫会放过那些虚弱的身体，却尤其摧毁那些强壮的体格。想到这里，大夫发现这位职员有点神秘。

的确，第一眼看上去，约瑟夫·格朗不过是一位市政府小职员。他又高又瘦，人在衣服里晃荡着，他总是选购那些过于宽大的衣服，幻想着这样会穿得更久一点。他的下牙床上还保留着大部分牙齿，但上颌的牙齿已经掉光。他微笑时总是抬起上唇，因此嘴巴就像个黑洞。如果给这张面孔再加上修士一般的步伐、贴墙根走路和溜进房门的技巧，以及一身的烟酒味和空洞的神情，我们得承认，除了在办公桌前专心审查城里浴室的税费，或是为某个年轻的编辑收集有关清除家用垃圾新税率的报告外，无法想象他能做别的工作。甚至就连没有成见的人都觉得，他似乎生来就是为了从事这些平庸但不可或缺的政府辅助性岗位，就是为了从事这些日薪六十二法郎三十分的临时工作。

事实上，在他的就业登记表上“资格”这一栏，就是这么写的。二十二年前，他获得学士学位后，因为拮据而无法继续学业，于是接受了这份工作。据他说，当时他有望迅速“转正”，仅需要几个月的考核，以证明他处理市政管理棘手问题的能力。紧接着，有人向他保证，他必然能得到一个文员职位，这个职位可使他的生活宽裕。当然，并不是雄心壮志让约瑟夫·格朗做这些事，他脸上的苦笑就是证明。不过，通过正当的手段来保障物质生活，问心无愧地做些自己喜欢的事，这样的前景、这样的可能性，使他心向往之。所以接受这份差事，到底是出于一些过得去的理由，也可以说是出于对理想的忠诚。

这种临时性工作的状态持续了很多年，生活成本在方方面面已经大幅增长，而格朗的薪水，尽管总体上涨过几次，却依然十分微薄。他曾在里厄面前抱怨过，不过似乎谁也没有在意此事。这就是格朗的古怪之处，或者至少也是他的特点之一。其实，本来他可以提出要求，即使不主张一些他没有把握的权利，至少也要兑现他得到的那些保证。可是，首先，当初雇用他的主任去世已久，而职员本人也记不清当年所获承诺的准确说法。最后，但也很重要的是，约瑟夫·格朗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言语表达。

正是最后这个特点最能刻画出我们这位同胞，里厄也看出来了这一点。事实上，也确实是这个特点妨碍了他始终未能写成酝酿多时的申请书，或是根据形势进行必要的活动。据他所言，他尤其对使用“权利”这个词感到难以启齿——对权利本身他也并不坚决，还有“承诺”这个词——这个词意味着讨回别人欠他的东西，因此不免有胆大妄为之嫌，与自己卑微的职位不大相称。另外，他拒绝使用“照顾”“恳请”“感激”等措辞，认为这些词与自己的自尊心不相符。正是如此，正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词，我们这位同胞继续困守于低贱的职位，直到上了年纪。此外，正如他经常对里厄大夫所说的那样，他知道他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了保障，因为不管怎么样，只要量入为出就足够了。他由此认识到市长的正确，这位同为我市大企业家的人物断言，归根结底（他强调这个词具有推理的分量），我们从未见过有人死于饥饿。无论如何，约瑟夫·格朗所过的这种近乎苦行僧的生活，归根结底，确实使他摆脱了这类的烦恼——他可以继续斟酌自己的用词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他的生活具有模范作用。他属于无论在我们的城市还是在别处都很少见的那类人，始终对美好的情感充满热忱。从他吐露的关于自己的一言半语中，确实能看出他的善良和忠诚——而在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敢于表露出这些品质。他毫不羞于承认他喜欢他的外甥和姐姐，姐姐是他唯一的亲人，每隔两年，他都要到法国去探望她。他的双亲在他年幼时就已经离世，他承认，一想到他们，便会感到伤心。他并不讳言自己痴迷他那个街区上的某座大钟，每天傍晚五点钟左右，悦耳的钟声就会响起。不过，即使表达如此单纯的情感，每一个词都让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总而言之，这种表达上的困难成了他最大的烦恼。“啊！大夫，我真想学学如何表达。”他每次见到里厄时都会说起这件事。

那天晚上，大夫目送格朗离开时，突然明白了这位职员想要说的是什么：他肯定是在写一本书，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直到走到化验室里，里厄才放下了这个念头。他明知道这种印象很愚蠢，可他实在无法相信，鼠疫竟会落脚在这样一个连卑微的公务员都持有体面爱好的城市。确切地讲，他想象不出在鼠疫肆虐的地方还有这些爱好的一席之地，因此他断定，鼠疫在我们的同胞中实际上是没有未来的。

第二天，虽被认为有些不合时宜，但在里厄的坚持要求下，省政府还是召开了卫生委员会会议。

“百姓确确实实很担心，”里夏尔承认说，“而且这些闲话把一切都夸大了。省长告诉我：‘要办就赶紧办，但不要声张。’另外，他相信这是虚惊一场。”

贝尔纳·里厄开车接上卡斯特尔一起前往省政府。

“您知道吗？”卡斯特尔对他说，“省里没有血清。”

“我知道。我给药库打过电话。主任大吃一惊。这得从巴黎运过来。”

“但愿时间别太长。”

“我已经发了电报。”里厄回答。

省长人很亲切，但容易激动。

“开始吧，先生们，”他说，“还需要我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吗？”

里夏尔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医生们都了解情况。问题仅仅在于商讨一下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现在的问题，”老卡斯特尔粗率地说，“是要搞清楚这是不是鼠疫。”

两三位医生叫了起来。其余的人看起来犹豫不定。至于省长，他吓了一跳，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眼门口，仿佛要查看一下这道门是否阻止了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到走廊里。里夏尔表示，在他看来，不应该向恐慌妥协：目前能确认这是一种伴有腹股沟淋巴肿大的高烧病症，而任何假设，不管是在科学上还是在生活中，都十分危险。老卡斯特尔镇定地咬着上唇发黄的胡须，抬起明亮的眼睛看了看里厄，接着用友善的眼光打量了一圈与会者，暗示大家他很清楚这就是鼠疫。不过，当然，如果正式承认这件事，就将意味着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他明白，实际上正是这点让他的同行们退缩，为了使他们心安，他情愿接受这不是鼠疫。省长有些激动，并声明不管怎样，这都不是思考问题的好方法。

“重要的不是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好不好，”卡斯特尔说，“而是它能引起思考。”

大家见里厄一言不发，便问他有何看法。

“这是一种伤寒性的高烧，伴有腹股沟淋巴结炎和呕吐。我切开过淋巴结，送去做了化验。化验室认为检出了鼠疫的粗短杆菌。不过应该把话说完整，细菌的某些特异变化并不符合传统的相关描述。”

里夏尔强调说，这让我们有了不要妄下结论的理由，化验在几天前已经着手进行，至少应该等待这一系列化验的统计结果出来。

沉默片刻之后，里厄说：“细菌在三天时间内就能使脾脏肿大四倍，能使肠系膜淋巴肿得像个橙子并且呈糊状，这恰恰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传染源正在扩大。以目前传播的速度，如果不加以阻止，此病就有可能在两个月之内夺去城里半数人的性命。因此，称其为鼠疫也好，生长热也好，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你们必须阻止一半的居民因此而丧命。”

里夏尔认为凡事都不应该太悲观，而且其传染性尚未被证实，他的几位病人的家属仍然安然无恙。

“可是有其他人死亡，”里厄提醒说，“当然，传染性也不是绝对的，否则我们得到的死亡数字肯定会无限增长，人口也会骤减。这不是悲不悲观的事情。问题在于要采取预防措施。”

这时，里夏尔考虑总结一下目前的形势，他提醒大家，如果此病不自行停止，就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来阻止其蔓延；要这样做的话，就不得不正式承认这是鼠疫，而此事尚不确凿，因此来看，还要三思才是。

“问题不在于这些法律规定的措施严厉与否，”里厄坚持说，“而在于是否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来防止城里半数的人丧命。剩下的是行政方面的事情，正好我们的法规规定要一位省长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当然，”省长说，“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确认这是鼠疫疫情。”

“即使我们不能确认，”里厄说，“它仍然会夺去城里半数人的生命。”

里夏尔有几分烦躁地插嘴说：

“事实是我们这位同行相信这是鼠疫。他对症候的描述即佐证。”

里厄回答说他并没有描述过综合征，他只是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他看到的就是腹股沟淋巴结炎症、斑点、高烧谵语，以及在四十八小时内死亡。里夏尔先生是否可以担保，如果不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疫情会停止扩散呢？

里夏尔犹豫了，他看了看里厄说：

“请坦率地告诉我，您确定这是鼠疫？”

“您这个问题提得不妥。现在不是抠字眼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争取时间。”

“您的意思是，”省长说，“即使这不是鼠疫，也要采取被用于鼠疫期间的预防措施？”

“如果一定要我有个看法的话，那这就是我的看法。”

医生们商议起来，里夏尔最后说：

“我们应该肩负起这个责任，就把此病当作鼠疫来处理吧。”

这个说法得到了热烈的称赞。

“这也是您的意见吧，我亲爱的同行？”里夏尔问。

“我不在乎是怎样一个说法，”里厄说，“只是我们不应该表现得像城里半数人不会有丧命危险那样。因为很可能会有。”

里厄在这种普遍不快的气氛中离开了。过了一些时候，在油炸味混杂着尿臊味的郊区，一个垂死的女人大叫着，腹股沟满是鲜血，向他转过身来。

会议后的第二天，高烧病人的数量仍有小幅的增长。甚至报纸上也对此有所提及，不过都是轻描淡写，仅仅对此做了些影射。第三天，在城中最不起眼的角落里，里厄总算看到了省政府匆忙之下张贴的白色小告示。从告示上很难得出当局直面当前形势的结论，措施也不严厉，似乎颇有迎合某些人不想引起舆论担忧之意。法令一开头就宣称，的确，在奥兰市里出现了某些恶性的高烧病例，但尚不能确定其是否有传染性。这些病例特征不够明显，不足以引起真正的担忧，因此毫无疑问，全体居民会保持冷静。尽管如此，出于一种能够被大家理解的谨慎，省长正在采取某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的实质在于明确防止疫情的种种威胁，因此应得到理解并加以执行。因此，省长丝毫不怀疑，他管辖内的民众将会对他个人的努力提供最诚挚的合作。

接下来告示公布了整体措施，其中包括向下水道里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以及对供水进行严格监视。告示建议居民要严格保持清洁卫生，最后劝说跳蚤携带者前往各个市属卫生所。此外，家属们必须申报医生确诊过的病例，并同意将病人送往医院专门的房间进行隔离。这些房间配有专门设施，以使病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多的治疗。一些附加条文规定应对病人的房间和转运车辆进行消毒。剩下的条文则仅限于建议家属进行卫生自检。

里厄大夫突然转过身，继续向诊所走去。正在等他的约瑟夫·格朗一望见他便立刻再次举起手臂。

“是的，”里厄说，“我知道，数字涨了。”

昨天，城里又有十来个病人死亡。大夫对格朗说，今晚可能会跟他见面，因为他要去探访柯塔尔。

“您做得对，”格朗说，“这对他有好处，因为我发现他变了。”

“怎么回事？”

“他变得客气了。”

“以前他不是这样吗？”

格朗犹豫起来。他不能说柯塔尔以前不礼貌，这个说法也许不准确。此人很内向，沉默寡言，举止稍显粗野。他的房间，一家简陋的餐厅，以及一些相当神秘的出行，这便是柯塔尔的全部生活。他的公开身份是各种酒类的代理商。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两三个人来拜访他，大概是他的顾客。晚上，有时他会去家对面的电影院看电影。格朗甚至留意到柯塔尔似乎喜欢看黑帮片。这位代理商在任何场合都显得孤僻多疑。

据格朗所言，这一切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您明白的，反正我的印象是，他想方设法地表现得合群，总想跟其他人待在一起。他经常跟我说话，邀请我跟他一起出门，我不能总是拒绝吧。再说，我关心他也是因为……总之，我救过他一命。”

自从柯塔尔自杀未遂之后，再也没人拜访过他。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供货商那里，他四处寻求大家的同情。他从未那么和气地同杂货店老板交谈，从未那么饶有兴趣地听一个卖烟草的女商贩说话。

“这个女商贩真是个蛇蝎心肠。”格朗强调说，“我曾跟柯塔尔说过，可是他却说我错了，人家有好的一面，我应该去发现。”

后来有那么两三次，柯塔尔带他去了城里那些奢华的餐厅和咖啡馆。原来柯塔尔已经成为这些地方的常客了。

“那里不错，”职员说，“去那里吃饭的人也挺好的。”

格朗留意到服务人员对这位代理商的特殊照顾，当发现他给他们的小费格外慷慨时，便明白了其中的原因。柯塔尔似乎对别人回报给自己的殷勤非常敏感。一天，餐厅领班送他出门时，帮他穿上了大衣，柯塔尔对格朗说：

“这个伙计人不错，他可以做证。”

“做什么证？”

柯塔尔犹豫了一下：

“呃，证明我不是个坏人。”

此外，他的脾气会突然变化。一天，杂货店老板稍有怠慢，他回到家时大动肝火，反复咒骂：

“他会和其他人一起消失的，这个浑蛋。”

“哪些其他人？”

“所有其他的人。”

格朗甚至曾在那个卖烟草的女商贩那里目睹了一个怪异的场面。当时大家聊得正在兴头上，女商贩讲起最近轰动阿尔及尔的一次抓捕事件。一位年轻的店员在某个海滩上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 。

“只有把这些败类全都关进监狱，”女商贩说，“正直的人们才能松一口气。”

然而她不得不中断说话，因为柯塔尔突然烦躁起来，冲出了店铺，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格朗和女商贩摊了摊手，眼看着他跑掉。

后来，格朗又向里厄指出柯塔尔性格中发生的其他变化。柯塔尔向来秉持自由主义的观点。他的口头禅就是很好的证明：“总是大鱼吃小鱼。”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他只买奥兰的正统报纸，而且是在公众场合看，大家不禁觉得他这样做是出于某种卖弄。同样，病愈下床后没过几天，他便拜托准备去邮局的格朗汇一百法郎给他一个远方的妹妹，他每个月都会寄钱给她。可是临到格朗出门的时候，他又嘱咐说：

“寄二百法郎吧，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她觉得我从来不想她。而事实上我非常爱她。”

他后来还和格朗有过一次奇怪的谈话。柯塔尔对格朗每晚专心致志干的那份小活儿十分好奇，格朗不得不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嘿，”柯塔尔说，“您在写一本书？”

“您愿意这么说的话也可以，不过这可比写书复杂。”

“啊！”柯塔尔大声说，“我真想像您一样写点东西。”

格朗露出吃惊的样子，柯塔尔结结巴巴地说，当个艺术家应该能解决很多事情。

“为什么？”格朗问。

“呃，因为艺术家的权利比别人要多，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们更容忍艺术家。”

“好了，”看到告示的那个早晨，里厄对格朗说，“老鼠的事情搞得他像其他人一样昏头昏脑，仅此而已。要不然就是他害怕发烧。”

格朗回答：

“我不这样认为，大夫，如果您想听听我的看法……”

灭鼠车在轰鸣的排气声中从他们的窗下经过。里厄默不作声，直到对方能听见自己的声音时，才漫不经心地询问起职员的看法。对方严肃地注视着他，说：

“这是一个心有愧疚的人。”

大夫耸了耸肩。正如警长所言，大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午后，里厄与卡斯特尔开了一个会。血清还没到。

“再说，”里厄问，“血清有用吗？这种杆菌很奇怪。”

“哦！”卡斯特尔说，“我倒不赞同您的看法。这些畜生总是看起来很独特。但其实是相同的东西。”

“无论如何这只是您的猜想。事实上，我们对所有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不过大家都这么认为。”

一整天里，大夫每次想到鼠疫就会感到轻微的眩晕，并且这种感觉在加剧。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有些害怕。他两次走进坐满了人的咖啡馆里。他和柯塔尔一样，也需要感受人情温暖。里厄明白这样做很愚蠢，但这能帮助他记起来自己曾答应过要去拜访代理商的事。

傍晚，大夫发现柯塔尔坐在饭桌前。他进门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有一本摊开的侦探小说。可是黄昏已尽，在初降的夜幕中看书想必十分困难。一分钟前，柯塔尔更可能是坐在昏暗中沉思。里厄问他身体怎么样。柯塔尔一边坐下，一边咕咕哝哝地说他身体不错，如果他能确定没人关注他的话，他的身体会更好些。里厄提醒说，人不能一直独处。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那些忙着给人找麻烦的人。”

里厄没有说话。

“请您注意，这不是在说我的情况。我正在看这本小说。里面有个倒霉蛋，一天早上突然被逮捕。他们一直在关注他，他却毫不知情。他们在办公室里谈论他，将他的名字登记在卡片上。您觉得这正当吗？您觉得他们有权利对一个人这么做吗？”

“这要看情况，”里厄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的确没有这个权利。不过这都是次要的。人不应该在家里闷得太久，您应该出门走走。”

柯塔尔似乎有些激动，说他常出门，如果需要的话，整个街区的人都能给他做证。甚至在街区外面，他也有不少往来。

“您认识建筑师里高先生吗？他就是我的朋友。”

房间里越来越暗。这条位于近郊的街道热闹起来，路灯亮起的瞬间，外面响起一阵沉闷而轻松的欢呼声。里厄来到阳台，柯塔尔跟在他后面。周围的街区吹来一阵和风，和每个城市的夜晚一样，带来了喃喃低语和烤肉的香味。吵闹的年轻人涌入街头，街上逐渐充满自由的芬芳与喜悦的嗡嗡声。夜里，隐秘的船只发出巨大的汽笛声，喧嚣声从海面上与流动的人群中升起，里厄曾经多么熟悉和喜爱这个时刻，今天却由于自己所了解的一切而感到透不过气来。

“我们可以开灯吗？”他对柯塔尔说。

灯刚一亮起，这个小个子便眨着眼睛，看了看里厄。

“告诉我，大夫，如果我生病了，您会带我到您医院的科室治病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柯塔尔又问是否发生过在医院或诊所里逮捕人的事情。里厄回答说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这一切都要取决于病人的病情。

“那我相信您。”柯塔尔说。

接着柯塔尔问大夫自己是否能搭他的车进城。

到了市中心，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灯光更是稀稀落落。几个孩子还在门口玩耍。柯塔尔让里厄停车，大夫将车停在一群孩子前面。他们正在玩跳房子，边玩嘴上边叫喊着。其中一个一头整齐黑发的孩子，头路梳得很完美，脸脏脏的，一双明亮的眼睛恐吓般盯着里厄。大夫将视线转向别处。柯塔尔站在人行道上，握住里厄的手。这位代理商说话的嗓音沙哑难辨，还向身后看了两三次。

“人们都在谈论瘟疫。大夫，是否真有此事？”

“人们总会谈论点什么，这很正常。”里厄说。

“您说得有道理。要是死上十来个人，那就是世界末日了。这可不是我们需要的。”

汽车的引擎已经发动。里厄将手放在换挡杆上，他再一次望着那个神情严肃而平静且始终打量着他的孩子。突然间，毫无过渡地，那孩子冲他咧嘴一笑。

“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大夫一边向孩子微笑着，一边问。

柯塔尔突然紧紧抓住了车门，用充满泪水与怒火的声音大喊道：

“一场地震。真正的地震。”喊完他便跑掉了。

并没有发生地震，第二天里厄所经历的，仅仅是在城里四处奔走，同病人家属会谈，以及与患者本人讨论。里厄从未感到自己的职业竟如此沉重。在此之前，病人还很配合他的工作，他们将自己托付给他。这是大夫第一次感觉到他们有所保留，对自己的病情讳莫如深，并伴有某种惊讶和多疑。这是一场他尚未习惯的战斗。临近晚上十点钟，他的车停在那个老哮喘病人的房子前，这是他出诊的最后一站，里厄有些吃力地从座位上离开。他逗留片刻，以便看一看这条昏暗的街道和在漆黑的夜空中忽隐忽现的繁星。

老哮喘病人正坐在床上，看起来呼吸似乎更加顺畅了。他正在数着鹰嘴豆，将它们从一个锅里放进另一个锅里。他很高兴地欢迎大夫。

“这么说，大夫，是霍乱？”

“您这是从哪里听说的？”

“报纸上，广播里也这么讲。”

“不，这不是霍乱。”

“不管怎样，”老人异常激动地说，“他们说得太过分了，唉，这些大头头！”

“别信那些话。”大夫说。

他给老人做了检查，现在正坐在这间寒酸的餐厅中间。是的，他害怕。他知道明天上午这个郊区还有十来个被淋巴结炎弄得直不起身子的病人在等着他。只有两三例接受淋巴结外切治疗的病人得到了缓解，大多数得去医院，而他很清楚医院对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想让他充当他们的试验品。”一个病人的妻子这么对他说。他不会成为他们的试验品，他会死的，就是这样。显而易见，已有的措施远远不够。至于那些配有“专门设备”的房间，里厄知道是什么样子：两个仓促运走别的病人而腾出来的独立小屋，窗户的缝隙均已堵死，四周拉着一条防疫封锁线。如果瘟疫不自行停止扩散，它是不会被政府想象出来的这些措施所击败的。

然而就在当晚，官方的公报仍持乐观态度。第二天，朗斯多克通讯社宣布省长的措施被民众安然接受，并且已有三十余位病人做了申报。卡斯特尔给里厄打了电话。

“屋里有多少个床位？”

“八十个。”

“市里肯定不止三十个病人吧？”

“有些是害怕，其他的人大多数是没时间申报。”

“丧事有人监督吗？”

“没有。我给里夏尔打过电话，措施必须全面，而不是空谈，必须建起一道真正的屏障来对抗瘟疫，要么就什么也别做。”

“然后呢？”

“他回答我说他做不了主。在我看来，人数马上要上升。”

果然，三天的时间，两个屋子便满了。里夏尔听说他们准备征用一所学校作为备用医院。里厄等着疫苗，给病人切开淋巴结。卡斯特尔回到他的古籍中，并且在图书馆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老鼠死于鼠疫或者某种十分类似的疾病，”他总结道，“它们又传播给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没有及时制止，这些跳蚤会以几何倍数扩散。”

里厄一言不发。

这个时候，天气像是凝固了。太阳蒸发着最近几次雨后留下的水洼。湛蓝的天空中溢出一道黄色的光，飞机的轰鸣声在初现的热浪中传来，这个季节的一切都使人感到平静。然而，四天之内，高烧病例却出人意料地四次蹿升：死亡十六例、二十四例、二十八例、三十二例。第四天，一所幼儿园被作为备用医院宣布启用。在此之前，我们的同胞一直用玩笑掩盖着他们的不安，如今在街上显得更加沮丧和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个电话。

“这些措施不够。”

“我这里有数据，”省长说，“确实令人不安。”

“不只是令人不安，这些数字已经很清楚了。”

“我马上让总督府发布命令。”

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挂断了电话。

“发布命令！”他说，“还得有点想象力吧。”

“血清呢？”

“一周之内到。”

省政府通过里夏尔请里厄写一份报告提交给殖民地首府，申请发布命令。里厄在报告里做了临床描述并提供了数据。就在当天，统计的死亡人数达到了四十人。据省长所言，翌日起，他本人将亲自负责加强原有的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继续执行。病人住所必须封闭并进行消毒，病人亲属须服从安全隔离，丧事由市里根据情况统一组织。一天后，飞机运来了血清。足够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使用。而一旦瘟疫有蔓延的趋势，那就不够了。里厄收到回电说安全储备已经告罄，已经开始生产新的血清。

在这段时间，春天已从附近各个郊区来到了市场上。成千上万朵玫瑰在商贩们沿街摆放的花篮中凋谢，玫瑰的香气飘浮在整个城市的上空。表面看来，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电车在高峰时间依然挤满了人，平时则总是空空荡荡、脏兮兮的。塔鲁观察着小老头，小老头向猫咪吐唾沫。格朗每晚回家从事那份神秘的工作。柯塔尔四处转悠，还有奥东先生 ，那个预审法官，总是带着他的动物园一家。老哮喘病人倒着他的豆子，有时还会碰见朗贝尔记者，他还是那副从容不迫并对事情很有兴趣的样子。傍晚，同样的人群挤满街道，电影院前排起长队。除此之外，疫情似乎在消退，几天的时间里死亡人数只有十来人。接着，突然之间，疫情再次急速加重。在死亡人数重新达到三十来人的那一天，贝尔纳·里厄一边读着省长递给他的官方急电，一边说：“他们害怕了。”急电上写着：“宣布进入鼠疫状态。封城。” HLVZ/fESOlKKmFqyQHgbcSWKivCjNRrAVhak5re9efbqEY3L934yPJDqqhygmD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