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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快半个月了，我还不知道这份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黛西叫苏恒带我上手，他和我同龄，却是这个公司的老员工了。中午他带我去园区外的一家日料店，菜单上有恐怖的数字。他压低声音问我：“你是黛西的人，为什么和凯文组的人那么熟？”
我说我才入职，和谁都不熟啊。
原来他是指我在茶水间帮凯文组的钱心接水，我说就是接水时碰上了，随口聊了两句而已。苏恒告诉我，工作靠的是学历、能力，还有第三立，就是站对位置。我说好的。我没有资格选位置，我就是黛西招进来的人。那一刻我突然走神，想到妈妈曾给我看她肚子上一道因为剖宫产而留下的疤，我就是这样没有选择权地出生了。
每周一下午4点例会，大会议室的长桌两侧排开，左侧坐的是黛西的组员，右侧是凯文组的，总监坐在正中间，听大家依次汇报情况。
我对业务还不太熟悉，像个观众一样，左看右看，他们就像正在进行一场乒乓球赛，使尽浑身解数，要把球丢给对方，但都因球技不精而拖延战局。这是一场没有任何观赏性的比赛，观众席上的我筋疲力尽，机械般地在电脑上敲出会议纪要。我想，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啊。他们的头衔都是什么经理什么总，怎么还像小孩打架一样——“是他先动的手”，然后齐齐望向总监——“你帮我们做主”。
会议结束后，苏恒叫我记得把会议记录发到大群里，又说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是习惯带着问题来又带着新问题走的低效会议，还是习惯做一个写会议纪要的不重要角色？这时钱心又走过来和我闲聊，问我是什么时候入职的。我说是3月1日。她说她比我早一天回来的，刚休完产假。产假？我这才注意到她明明看着是一个瘦子，腰间却有一些唐突的肉。
我说：“没看出来你已经结婚了。”
她又说：“周末有空的话可以喝一杯咖啡。”
我说：“好呢好呢。”
她说她看过我写的方案，很有想法但有些稚嫩，她可以给我一些她以前做过的项目。我不知是敌是友地保存了这些资料，回到家打开看，她写的方案确实引人入胜，至少在其他同事里没有看见过同等的水平。因此她再次约我周末去喝咖啡时，我并没有拒绝，我抱着看悬疑剧大结局的心情去赴约。
她问我有没有发现她和其他同事的不一样。
我说不一样的是——你结婚生子了？可是我们公司还有很多人结婚了啊，比如凯文。
她说：“男人结婚了跟没结婚一样，你看凯文几时因为家里的事早点下班。男人的婚姻啊，就像无名指上的戒指闪闪发光，而女人的婚姻就像无名指磨出老茧来，戒指把无名指套得牢牢的。”
我说：“他是领导嘛，领导都一样。嘴上说着工作做完早点回家，却常常快下班时才布置任务。他们坐在会议室，比谁晚下班，仿佛要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公司的重要性，这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皇帝新衣，大多数人在与不在根本不影响公司的运行。”
她笑我太年轻。我便在心里开始计算自己的年纪。2023－1996=27，在老家，应当被计算为28岁，若放在相亲市场，女人过了30岁就不好找对象。我看着公司的实习生从1998、1999年的，过渡到了“00后”，忽觉一阵浪扑过来，曾经我也是那一阵朝气蓬勃的浪，看着公司里工作几年的老员工们，暗暗发誓不要成为他们。
钱心31岁，其实比我大不了多少。
她说她大学一毕业就来公司了，从一个啥也不懂的新人到后来的独当一面，几乎是和公司共成长的。前年的“双十一”和去年的“618”，都是她一个人从上海去杭州提案，拿下千万级的大单子。我并不否认她的能力，但我仿佛看见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气球，因为曾经快速地膨胀，又快速地泄了气，最后变成一摊松垮的皮，生孩子不就是这样吗？
她又说她月子坐完就立马来公司了，可她曾经负责的客户已经被取代了，现在只能做一些边缘类的赚钱少的项目，她名义上还是组长，实际上做的事差不多就是普通的组员。她说不怪凯文，确实生了孩子之后，她的灵气好像被吸光了，精力也打折了……她絮絮叨叨了两个小时后，以被婆婆催回家喂奶而结束。
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偏偏要和我说这些呢？我和她不是一个组的，也没有帮助她的能力。我后知后觉地想到苏恒和我说的话，工作的第三立，是站对位置。我只希望今天没有和她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应该没有吧，那就希望她是一个好人。
周一一到公司，收到两封公司群发的邮件。
一封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部门领导因出轨而被开除，另一封是从即日起晚上9点半之后的打车才能报销。我给苏恒发微信说：又没有晚餐又没有报销，但还要我们加班。
苏恒回：刚刚去茶水间，发现之前免费的茶包要收费了。
难怪我刚刚去拿抽纸也没有了，我还以为是阿姨忘记补了。
苏恒又说：降本增效是一个公司没落的开始，赶紧逃吧。
我说：我才到这个火坑，还没暖和呢。
讲坏话能使人快乐，也能促进友情。讲坏话比谈恋爱更能分泌多巴胺，恨往往比爱更长久一些。每次和苏恒一起讲公司的坏话，我们都能金句频出，活生生的脱口秀演员，这是我在公司的乐子，也是我证明我快乐的一种方式。
中午我和苏恒去公司食堂吃饭，经过钱心的工位，发现她自己带了盒饭，一边吃着，手指还一边在键盘上敲打，我们各自回避地没有打招呼。在电梯口碰到了凯文组的人，他们正商量着去公司附近一家新开的泰国菜馆。
出了电梯，我问苏恒：“为什么钱心不和他们一起？”
苏恒说：“凯文组的人不喜欢她。”
我说她不是很有能力吗，为什么不喜欢她？我这才知道，同事不喜欢她，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太优秀了，团队项目中她爱单打独斗总显得别人很无能；领导不喜欢她，是领导害怕且提防对自己位置有野心的人。怀孕生产，只是一个让她边缘化的精彩借口。我不禁叹息道，生个孩子而已，她的职场处境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曾经的风头无两，正在把她吹倒。
她自己带饭，不过是为了避免尴尬而已。不是我被排挤，而是我主动保持距离。
原来从校园到职场，暴力就从未停止过。人是暴力诞生的原因，两个人会彼此暴力，三个人以上就能统称为霸凌。一个人，即便是一个人，也要暗自为这廉价而讨厌的工作内耗，中伤自己。
如果世界是个草台班子，我也只想做随风飘扬的草，我不要参与台上的表演和纷争。
苏恒说：“你没得选。”
我进这家公司是因为我没得选，我是黛西的人也是因为我没得选。
那我有得选的是什么呢？
我有得选的是今天乘地铁还是乘公交，我甚至连打车也没得选，要晚上9点半之后才能报销。
最近微博上天天挂着裁员的热搜，公司也在传各种小道消息，要是真的裁员的话，我一定是名单上第一位。我还在试用期，甚至无须给赔偿金，专业能力也不够强，随时都可以被替代。看了看这个月的信用卡账单，还清后连房租都摇摇欲坠。我走在路上，看见公司和银行这两支军队正在会合，将要把我驱逐。
到了公司，苏恒叫我去黛西办公室一趟，我想该来的还是来了。黛西正在煮咖啡，问我要不要来一杯。我说：“不了，我吃不了苦。”
她笑了，说：“是听说最近裁员的事了吧。”
我说：“谣言总是传得最快。”
她说这可不是谣言，每个组都要提交三个名字。她递给我一杯，说要糖就自己加。
黛西问如果我来做决定，我会提交谁的名字。
绝杀，这不是要我出卖同事吗？我把组员的名字一一回想，觉得提交自己的名字最合适。
黛西拍拍我的肩膀，脸上是怜惜的表情，她说：“别紧张，你是我招进来的人，我会保你。”
我突然笑出声来，是因为那一瞬间我想到在两支大军面前，黛西张开双臂护住我，而我是一只小鸡崽。她问我笑什么，我说我是开心的。
回到工位上，就收到苏恒的微信消息：没事吧？
我说：想待在火坑也不容易呢。
苏恒说：相信黛西。
我是相信的，但也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带薪拉屎，开始浏览新的面试岗位。我不由得想到钱心，也许她也很危险。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们组的同事说她一孕傻三年，老是犯低级错误，要么把公司名称写错，要么把内部文件发给客户。就连她自己也习惯了在每一场周会上道歉，凯文像骂一个实习生一样骂她。可是为什么大家只会嘲笑一种“傻三年”的结果，而不去呵护“一孕”的原因呢？
我没有怀孕过，没有生产过，但“一孕傻三年”自我懂事起就听说过，这一定是真相吗，还是代代相传的谎言？连钱心都自觉遵守了这样的谎言，使它看起来和真相一样。
这一天，大家都默契地到晚上9点半之后才下班，只有钱心6点准时下班了，她家里有嗷嗷待哺的孩子。9点半后是最难叫车的，因为园区里好几家公司的人都是这个点之后才算加班。等了半小时，终于打到了一辆拼车。我不知道这样的加班情况会持续多久，我坐在副驾驶位上，把头靠在座椅和窗户之间，看着雨滴落下，司机的歌单是经典怀旧，正在播放一首《水手》。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我对夜空说：“擦干泪，别再下雨了。”
没想到，走的人是黛西，一起走的是苏恒，以及黛西的另一个得力助手林森。太残忍了，今天出的名单，今天就走人。
黛西在群里说今晚她请客，好日子要庆祝。日本料理，低消5000元的包间，十几个人排列在一张大长桌上，我想起会议室的那张长桌，不过，在这里，黛西是即将退位的国王。
黛西这里没有酒桌文化，大家面前的是一小杯清酒或可尔必思，一口一口抿。大家无一不感谢黛西的照顾，而我却如鲠在喉，什么都说不出来。我仍是那个即便知道正确答案，也不会举手发言的小学生，当众讲话总让我无端地流泪。
我只能笑，只能和黛西视线对上时笑一笑。黛西，你应当懂我吧，我是因为笑才被你招进来的。
散场后站在门口等车，我抱歉地和苏恒说：“我以为走的会是我。”
苏恒说：“我和你说过相信黛西。”
我说：“谢谢她。那黛西准备去哪儿？你呢，你有新的工作了吗？”
我才知道，黛西在上海有几套房，工作不过是她最廉价的收入。她自己的公司早就在筹划中了，被裁不过是她的一步棋而已。而苏恒和林森会继续追随她，有初始股权，有高出一倍的工资，何乐而不为。
我茫茫然地，原来如此。
苏恒笑了笑，笑我并不了解这职场的法则，他曾说过的，学历、能力，还有重要的第三立，他们被裁不是因为学历和能力不足，而是没有站对位置。凯文组胜出了，走的必然是黛西和黛西组的重要成员。我不过是刚刚入职的边缘人物，没有必要被裁。
回到家后，又收到了钱心的信息。她说她也要走了。她也不是被裁员，因为她十年工龄，法定的赔偿金太多，她是被降职了，成为她下属的下属。她说能忍受加班和降薪，可无法忍受成为一个没用的人，人事给她谈了一个不错的数字，她就走了。她又说，正好这两年她老公晋升得快，她回家先带带孩子好了。
我问她，在家带孩子的话，不担心过几年很难找工作吗？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和我说了谢谢，谢谢我愿意听她讲那些话。
我还是问了那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为什么你偏偏会选择和我说那些话？”
她说：“不知道说出来会不会很残忍，因为你啊，因为你不可能伤害我。”
我才明白，她是凯文组最边缘的人，我是黛西组最边缘的人，她未必是要倾诉什么，她只是想要确信还有和她一样境地的人就可以了。大家都坐在船上，唯独她溺水了，她会绝望，但旁边还有扑腾的我，她就可以自欺欺人地和我一起游泳了。
一个晚上接连两次的重击，我幸存不是因为我优秀，我幸存只是因为我无关紧要而已。我不知道该不该为此高兴。我只是很想念学生时代，我得到一张奖状，就是因为我成绩好，我成绩好就是因为我会做题，那是一道怎样都会有标准答案的数学题。而现在是一道语文试卷上的阅读理解，告诉你言之有理即可，可是，又没有地方说理。
我只是对这个世界所知甚少，却偏偏知道了一件事：暴力未必是一根扬起的鞭子，明晃晃地在皮肤上留下永久的伤痕。有时暴力就是一句话、一个表情，甚至是一次无视，我们为了在这浪潮中免于溺水，不得不扬起狰狞的相似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