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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黎巴嫩贫穷的一面，是由土耳其马麦德带我去了解的。当我们从富裕的市中心区走向南边的平民区时，黎巴嫩又变成了另一个模样。豪华的酒店和楼房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狭窄的街巷、肮脏的路面、破旧的楼房，几十年内战的痕迹一一出现在眼前。
如果再往南走，从首都贝鲁特去南方的城市泰尔（Tyre），又是另一番景象。那儿有着黎巴嫩最大的难民营，难民来自巴勒斯坦。在难民营大门口，警察把守着入口，禁止外人出入。泰尔的贫民区街道上仍然悬挂着众多大幅的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画像。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领导人，已经去世了10年，但仍然是巴勒斯坦人民心中的旗帜人物。
自1948年以来，在以色列的驱逐下，大量难民从巴勒斯坦来到了黎巴嫩。几十年后，难民们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但他们仍然过着肮脏贫穷的生活，无法享有公平的环境和良好的教育。黎巴嫩的富豪们在贝鲁特享受着奢华的生活，却无视逃难的人们在难民营中死去。
按照两位马麦德的看法，黎巴嫩政府不是无法吸收难民，而是不想这么做。他们故意把难民区分开，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种族隔离”。
黎巴嫩政府之所以要隔离难民，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宗教和人口结构。这个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宗教结构。在建国之初，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个国家几乎势力相当。黎巴嫩的基督教属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叫马龙尼礼教会，通称马龙派（Maronite）。而伊斯兰教也分成了好几派：逊尼派与什叶派平分秋色。另外，还有一个当地的特殊教派：与世无争的德鲁兹派（Druze）。
黎巴嫩建国时，基督徒大约占了一半，穆斯林占了人口的另一半，人口的势均力敌在政治上也产生了一种平衡，但基督徒的权重稍微重一点。如果将大量拥入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属于伊斯兰逊尼派）吸纳，那么黎巴嫩的人口结构势必向穆斯林倾斜，这是基督徒不愿看到的。所以，政府宁肯装作看不见难民问题，将他们隔离起来。
但这种隔离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20世纪70年代，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进入黎巴嫩，之后展开了武装斗争。巴解组织不仅要打击以色列，还要和黎巴嫩政府作对。黎巴嫩政府突然发现，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无孔不入的游击队。于是，黎巴嫩逐渐解体了。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当不堪巴解组织骚扰的以色列终于决定动用武力入侵黎巴嫩时，这个国家更加碎片化：巴解组织、以色列、政府军乱成一锅粥。黎巴嫩的邻国叙利亚也参与进来，形成了一派势力。
同时，另一派更加强硬的势力也在形成：真主党。当以色列人、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都有着本派的代理人时，作为国内少数派的什叶派也决定寻求自己的势力。他们依靠伊朗的帮助，组建了一支令人谈之色变的武装部队——真主党。他们人数虽然有限，却依靠不要命的作风赢得地位，甚至超过了政府军的风头。
即便黎巴嫩内战停止，真主党仍然拒绝交出武器融入政府军。他们虽然作为一个政党参与到黎巴嫩政治之中，却又保留着独立的军队。
当黎巴嫩内战结束，巴解组织也已经回到巴勒斯坦执政，人们才发现，清理完一地鸡毛，身处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仍然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
巴基斯坦马麦德甚至谴责黎巴嫩政府拿难民问题做生意：由于难民的存在，国际社会给予黎巴嫩不少的援助。这些援助有一部分被黎巴嫩政府挪用，拿去盖高档的商业区，补贴本来已经很富裕的人们，维持政府的运转，以便在将来向国际社会索要更多援助。
“你认为现在黎巴嫩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吗？”事后，土耳其马麦德再次问道。
在两位穆斯林看来，黎巴嫩的战争不会结束，就像中东的战争不会结束一样。一个国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有着大批的难民，宗教问题、政治问题都越来越突出，邻国在打仗，战争就不会远去。
当我们站在贝鲁特富人区的灯火通明中时，旁边就是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士兵，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而在不远处的蓝顶清真寺旁边，则是停放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k Hariri）灵柩的帐篷。哈里里就是贝鲁特富人区的主要开发者。在黎巴嫩内战时期，这位幸运儿跑到了沙特，成为沙特王室的座上宾，依靠给国王做工程大发横财。由于有沙特的撑腰，他组织了结束内战的和平谈判，并担任了新黎巴嫩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在总理任上，为了建设新黎巴嫩，他主持开发了这片著名的商业区，本人也变得更加富有。2005年情人节那天，已经不再担任总理的哈里里被刺杀。他的死亡引起了一场“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迫使从内战时期就驻扎在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军队撤走了。只是，哈里里被刺杀10年后，其灵柩仍然被临时停放在那儿。谁刺杀了他，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在北方城市的黎波里（Tripoli），叙利亚内战曾引起了一场骚动。在我到达的黎波里时，骚动刚刚平息不久，街道上还满是装甲车。作为全城制高点的城堡曾经充斥着游人，如今却被军队占领；城堡内的博物馆也早早撤出了文物；城墙上的古代射击孔边，堆着沙袋和瞭望镜。在城市中，人们的生活依旧，却又带着被战争和冲突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痕迹。他们谁也说不清，何时冲突又将重启。
在黎巴嫩东部，叙利亚的战乱又带来了另一波难民潮，黎巴嫩政府想方设法堵截这些难民。当我坐车从贝卡谷地（Bekaa Valley）回首都贝鲁特时，由于贝卡谷地处于黎叙边境方向，一路上军车众多，哨卡林立，士兵的检查一道接一道。
黎巴嫩的逊尼派、什叶派都在争相把志愿者送往邻国的战场。在东部，极端组织的人员不断地从叙利亚越境，骚扰和袭击黎巴嫩的人民。
“这就是你看到的景象，”土耳其马麦德总结说，“一个战争永远不会结束的国家，四处是军队，没有人有安全感，就算是最富裕的人，也要做好随时走人的准备。”
接着，他又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不要说这个国家的人，就是在黎巴嫩工作的联合国人员都知道局势。他们装作在这里维持和平，可是，在贝鲁特的港口随时都停着一艘美国军舰，一旦有事情发生，联合国的人就会坐着这艘船逃走。他们只会在和平的时期来维持和平。”
巴基斯坦马麦德带我去看过那艘军舰，它如同一头灰蒙蒙的怪兽停泊在港口，望着这个复杂的国家。
“从长期来看，这个国家是维持不下去的。这是个失败的国家，处于失败的中东。”巴基斯坦马麦德总结说。在他看来，除了黎巴嫩之外，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等无疑也都是失败的国家样本，整个地区都是失败的。
什么是成功的国家？
他们都没有明言。但也许，两人都试图按照各自的理想寻找所谓的成功。土耳其马麦德试图推广什叶派信仰，而巴基斯坦马麦德妄图用一种中世纪的教法国家（ISIS）来取代那些他认为失败的国家。
人们建立那些稀奇古怪的政权，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本性邪恶，而是因为他们对现实不满，并拥有强烈的自信，以为能够改造世界，让世界更好。但大部分时候，他们留下的只是狂妄和灾难。
每当看到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烧杀掳掠的新闻时，我都会想起巴基斯坦马麦德自信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