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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传播领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有声名显赫的学者与著作站台背书，一派说群体导致愚蠢，一派说群体产生智慧。
众智成愚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是“众智成愚”派代表。他在被誉为群体心理学开山之作的《乌合之众》中说：大量人群聚集起来以后，就会产生一种“超级愚蠢”。这些人也许单个看并不那么愚蠢，但是聚到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智力会急剧下降，做出种种愚蠢甚至疯狂的行为。
勒庞概括说，群体智力在聚集后下降，群体会变得：
冲动、易变和急躁；
易受暗示，轻信他人；
夸张与单纯；
偏执、专横和保守；
道德水平低劣；
……
引述其中几句经典：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
群体因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里，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能够摆脱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而巨大的力量。
群体会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打动。试图感动群体的人，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某些专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群体随时会欺侮软弱可欺者，却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会有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个人根本做不到的那种极崇高的行为。
勒庞给出了乌合之众众智成愚的条件：第一，构成这个巨大群体的人在身份、世界观、利益等方面有相同的底色；第二，群体智力之所以下降，不是因为人们待在一起，而是因为存在处心积虑的操纵者，操纵者通过操纵信息来操纵人们的情绪。比如在《皇帝的新衣》里，皇帝受骗是因为有两个骗子在操纵信息，精心设计了一种沟通障碍。
众愚成智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派的观点。
法国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迈赫迪·穆萨伊德在《新乌合之众》中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群体其实远比勒庞描绘的更有智慧：即使个体的才智有限，但一旦他们共同行动，往往能“众愚成智”。《纽约客》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的《群体的智慧：如何做出最聪明的决策》也持这种观点。
穆萨伊德举例说：当人们预估一个数值时，无需任何专业资质，所有普通个人估值的平均值最接近正确答案，这个平均值肯定比这群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估值更准确。比如，如果你想知道埃菲尔铁塔有多高，只需要到大街上随便拦住50个人，问他们觉得埃菲尔铁塔有多高，然后求出50个答案的平均值，或找出中位数，你会得到“324米”的答案，这就是埃菲尔铁塔的高度。同样的测试，比如猜两个城市的距离、一个物体的重量、一个商品的价格、一栋房屋的面积……终会得到最接近正确答案的结果，屡试不爽。哪怕测试过程中个别人的答案错得离谱。
穆萨伊德还指出，在互联网上，求大众观点的平均值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做法。豆瓣、大众点评、京东、天猫、淘宝等众多网络平台都采用类似于“群体的智慧”的模式，请用户在自己的网站上评价产品，然后得出一个集体评分。借此，用户就能对一本书好不好看，一双鞋子舒不舒服，一款手机好不好用得出判断。如今评分体系无处不在、举足轻重，它可以让一款商品爆火，也可能让它被无情抛弃。
群体可能会被引导
用群体评价求客观看似科学，事实果真如此吗？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锡南·阿拉尔在其《炒作机器：社交时代的群体盲区》中提到他和同事曾做的一个实验，他们和一个社会新闻聚合网站合作，设置了“向上波动”组、控制组和“向下波动”组三个实验组，用以测试过去的评价对未来的评价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向上波动组”，因为对帖子的首条评价是肯定的，该组的帖子随后获得肯定评价的可能性增加了32%。这是因为，网民评价前都习惯先看看前面人的评价，难免会受先前意见的影响。
而在竞猜游戏中，如果参与者在发表各自的意见之前，有机会先跟别人讨论上5分钟，那么大多数人的判断都会趋向同一种错误。
研究证明，一个小小的暗示，就足以让大众判断的平均结果偏离正确答案。
阿拉尔口中的炒作机器，指的就是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他说，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它越来越能影响我们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的思想、观点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社交媒体让内容（观点）、人、渠道合为一体，成为一个人的放大器与增强回路。
阿拉尔总结，社交媒体有4大杠杆——金钱（商业化、有利可图）、代码（平台、算法）、规范（社会准则）和法律。
舆论喧嚣，但舆情未必就是民意。做企业、做传播，要懂得利用与化解。
在社交媒体时代，需要洞察舆论形成的规律，引导舆论价值导向而不是被舆论喧嚣所牵引。明白网络舆情不能与社会民意画等号，尤其是警惕“炒作机器”变成“攻击武器”。
在社交媒体时代，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内容、渠道的合三为一。以抖音为例，抖音本身是一个渠道，在这个渠道上你能看到发布者的内容，同时你还能看到发布者本人，还能和他实时互动。所以，人、内容和渠道被压缩成了一个环节。内容与渠道和人结合起来传播后，人更容易被人影响。社交媒体的本质，就是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
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了人
我们来看看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人的行为。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在英国《自然-通讯》期刊上撰文说，就像肥胖可以“传染”一样，可能存在一种行为学机制，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为研究这个假设，他们收集了约110万人的运动数据，结合海量社交网络信息一起分析后发现，喜欢跑步的人最容易受到好友影响。平均来看，一个人每多跑1公里，能让其好友多跑300米；多跑10分钟，能让好友多跑3分钟。经常使用微信运动、Keep等运动小程序或app的人，可以琢磨一下自己的运动习惯有没有被好友影响。
研究人员尼古拉德斯说，这一现象可能是人们的竞争心理造成的。不过，这种影响在两性中存在差别。男性的运动习惯能对男性产生强烈影响，女性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程度适中，男性对女性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女性运动更多靠自我规划和监督。
再以消费为例。我们上网购物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去看一眼评分或者评论。这件事看起来很平常，但其实十分重要。一项调查显示，有92%的消费者表示，他们购物之前会浏览网上的各种评论；而其中有89%的人说，他们的消费行为会受到评论的影响，只有3%的人说他们的决定不受任何评论的影响。
还有一组有意思的数据，即虽然有92%的消费者会阅读网上的各种评论，但是真正去写评论的人大概只占6%。这就意味着6%的人影响了92%的人的想法和行动。
这也是为什么有专家说，键民（键盘侠）影响鼠民（只用手或鼠标向下滚动浏览的网民）。
显而易见，在网络当中，少数影响多数就这么发生了。
还有关于情绪的例子。脸书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想知道，快乐和沮丧的情绪是否可以通过我们每天在网上发布的帖子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他们注意到，无论是积极词语还是消极词语，凡是能够激发情感反应的内容，都会促使脸书用户发布更多内容。当积极正面的帖子总数量减少时，人们在更新状态时使用的积极词语也会下降；反过来也一样，当消极负面的帖子减少时，消极词语的使用比例也会相应下降，而积极词语的使用比例会相应上升。
所以你的欢乐忧伤，不一定是你的欢乐忧伤；你的焦虑，可能是别人焦虑的投射。
因为算法的加持，社交媒体对我们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深更强，社交媒体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生产、分享、消费的方式，从政治竞选、社会运动到商业运作，社交媒体在当代社会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深刻而普遍。
社交媒体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能借助算法的力量对用户进行分析，然后对用户该阅读什么、购买什么以及相信什么给出一大堆推送，随后它又会从用户的选择中学习进化，不断迭代和优化它给出的推送。用户不断使用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就可以不断追踪每一个用户的偏好、欲望、兴趣，以及与时间印记和地理定位有关的信息，以此精简它的流程、完善它的分析，并增强它对用户的说服力。它提供给用户的信息越是符合用户偏好，它与用户的互动也就会越多，这样它的说服力就会变得愈加强大。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个性化推荐越精准、说服力越强、让人花的时间越多，它所获得的金钱也就会越多，它的规模随之变得愈加庞大，控制力也越强，如是循环。
在学者胡钰为《炒作机器》写的推荐序中，他指出，研究发现，“在所有信息中，虚假新闻始终要比真实新闻传播得更远、更快、更加深入，而且其覆盖面也更加广泛，在某些案例中这两者之间甚至存在好几个数量级的差异。”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一台“可以扭曲现实的机器”，“通过这样一台机器，谎言的传播就像是闪电，而真相却像是在缓慢滴落的糖浆”。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走遍世界。
胡钰指出，对虚假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表明，真实信息很少会迅速触达1000人以上，但前1%的虚假新闻转发链接可以很轻松地触达10万人。真实信息想要传播给1500人所需要的时间，大约是虚假信息传播给同样数量的人所需时间的6倍；然而真实信息从原始文章发布到获得10次转发所需的时间，又是虚假信息获得同样转发次数所需时间的20倍。虚假信息传播的范围明显比真实信息更广，而且虚假信息会被更多的独立用户转发。
社交媒体上，数十亿个体在生产信息，凸显个性，不求专业性；凸显自由感，不求责任感。在民间舆论场中，满眼都是虚假“闪电”，信息很多，真相很少。当海量信息通过脸书、X（原推特）、Instagram、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平台被传送到公众的手机上时，公众就被淹没在真假交杂的信息海洋中。海量信息在算法技术的加持下，产生了基于众多个体汇流而成的群体说服力，形成了锡南·阿拉尔口中的新社交媒体时代三部曲：社会炒作的高度社交化、个性化的群体说服力、注意力经济的制度化。
社会科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传播力》一书中，将“权力”和“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把网络社会的结构视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在网络社会中，权力被重新定义，但并未消失。
社交媒体时代，我们更需要洞察舆论的形成规律，看到舆论的方向，而不是被舆论所牵引，在信息茧房或难以自洽的左冲右突中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