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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即位的第十三天，册立长孙氏为皇后。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的新气象，奠定了后宫整肃的基础。
这一年长孙皇后二十六岁。长孙皇后出身名门，她父亲是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是一位令突厥人闻风丧胆的将军。母亲是隋扬州刺史高敬德的女儿，高氏家族是河北最有名气的世族。长孙皇后和哥哥长孙无忌都是在舅父高士廉家里长大的，十三岁时由高士廉做主嫁给李世民为妻。长孙皇后的这种出身在当时还是很受人看重的，历史发展到隋唐，虽然门阀士族早已在政治上失去先前的重要地位，但年深日久的门阀观念依然弥漫于整个社会。
但重要的还不是长孙皇后系名门之后，而是她的贤惠在政治上给太宗以极大的助益。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家庭生活并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同样也是政治问题。太宗的后宫生活作风较之唐代其他皇帝，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皇帝，应该说是比较好的，而太宗这一方面的政治智慧主要体现在长孙皇后身上。内宫与外廷是皇帝生活的两个方面，太宗可以比较妥善地处理有关内宫的事体，与选择了这位贤内助有关。
长孙皇后从小就喜欢读书，精通文史，言行从不违背封建礼仪。但她绝不是一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女人。武德元年（618），她被册封为秦王妃。此后，便是秦王与太子长期的争夺皇位的斗争。由于这场斗争是李氏宗室内部的斗争，因此皇宫王妃之间就成为一条重要的战线，长孙氏在这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史书记载，长孙氏不仅孝顺高祖，而且也恭敬地对待高祖的妃嫔们，化解了她们与秦王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争取她们对秦王的支持。在玄武门事变的关键时刻，她也挺身站到了斗争的前线。当秦王率领将士们进宫领取盔甲时，她亲自劝慰和鼓励大家，左右都为长孙氏富有激情的言辞所感动，顿时斗志倍增。
玄武门事变胜利后，秦王被立为太子，长孙氏被册封为太子妃。秦王即位，她被册封为皇后。作为皇后，长孙氏深知个人的爱好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太宗的施政，因此言语行事一向十分谨慎。她性节俭，穿的、用的只要满足平日需要即可，而不贪求奢华。我们不能否定，太宗贞观初年崇尚俭朴，与长孙皇后的这种作风有密切关系。这样太宗对她就更加尊重，连赏罚之事也想听一听她的意见。她知道情感的倾向性常常会影响到赏罚的公正性，何况这种赏罚有可能与自己的宗族直接有关。后宫干政在历史上也曾经导致政治混乱。因此她不愿意在这方面发表意见，但她知道她面对的既是她的丈夫，同时又是地位尊极的皇帝，拒绝也必须委婉。所以她回答说：“古人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是说妇人篡权专政，就会造成国家的祸乱。我一个妇道人家，哪里敢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太宗坚持要跟她谈这方面的问题，她始终不发表意见。
长孙皇后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又经历了唐王朝建立后皇族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对于这种斗争的残酷性有清醒认识。她对历史上外戚专权造成政治祸乱的教训倍加注意，对外戚专权最后常常导致一个家族覆亡的悲剧更深自警惧。因此她极力避免自己的宗族因缘皇亲而权宠过盛，这是长孙皇后在政治上最为高明之处。皇后的胞兄长孙无忌与太宗为布衣之交，常从太宗征讨，在太宗夺嫡斗争中，又有决策定谋之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被太宗视为佐命元勋、心腹之臣。无忌常常出入太宗的住所，太宗总是把最重要的事务委托无忌办理。无忌确实是当时具有杰出政治才能的人物之一，太宗想让无忌为宰相，主持朝政。但皇后坚决不同意，她寻找机会向太宗奏言：“我能托身后宫，尊崇高贵已经到了顶点，实在不希望兄弟侄子任高官要职，布列朝廷。汉朝吕氏、霍氏家族专权擅政，造成的政治悲剧和家族悲剧真让后人刻骨铭心，可以看作是前车之鉴，我们应该引为鉴戒，所以我非常希望您不要任命我哥哥为宰相。”但太宗对无忌信任无比，没有采纳皇后的意见，还是任命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当时右仆射就是宰相。有人曾密奏无忌身为国戚，权宠过盛，太宗把奏章拿给无忌看，说：“我和你君臣之间，任何事都不应互相猜疑。如果都把自己听说的事情藏在心里，那么做皇帝的和做臣子的就没有办法进行思想交流，就会产生隔阂。”太宗召集百官说：“我的儿子年龄都小，无忌为我立过大功，现在我把朝政委托给他，就像信任儿子一样信任他。疏远的离间亲近的，新交离间旧友，人们称为不合人情，我决不听信那些挑拨离间的话。”说明太宗是出于对无忌的信任才有此任命。但皇后心中仍然不安，她暗中劝无忌辞职。在皇后影响下，无忌也“深以盈满为诫”，向太宗提出辞呈，皇后又为他陈请，太宗拗不过皇后和无忌的坚决态度，遂解除了无忌右仆射的职务，这时皇后心中才算踏实、高兴起来。贞观时期朝廷不曾出现外戚擅权的局面，应该说与长孙皇后这种深自抑损的态度有关。
长孙皇后虽然不愿意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涉朝政，以免给太宗施政造成不良影响，但她对政治决不处以淡漠态度。她一旦发现太宗的行为有所失时，总是能善言劝谏。她的及时提醒和据理规劝，常常使太宗幡然醒悟，避免不该发生的过错。太宗有一匹心爱的骏马，一直在宫中饲养，没有生病，却突然死去。太宗大怒之下，要杀掉养马的宫人。皇后劝谏说：“过去齐景公因为马死要杀养马的人，晏婴请求宣布养马人的罪过。他说：‘你把马养死，是你的第一条罪过；你又让我们国君因为马死而杀人，百姓们听说，一定怨恨我们国君，是你的第二条罪过；其他诸侯国听说，认为我们国君好杀人，一定轻视我们齐国，这是你第三条罪过。’这使齐景公认识到因马杀人的错误，景公赦免了养马人。陛下读书时曾读到这个故事，难道就忘了吗？”皇后的话巧妙地提醒了太宗，太宗的怒意才消除。事后太宗告诉房玄龄说：“皇后遇事总是能开诚忠告，对我帮助太大了。”有一天，太宗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得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赶忙问因为谁如此动怒，太宗说：“魏征老是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退出，一会儿，身着朝服的皇后回来，站在庭阶之前。皇后一般只在朝廷举行大典、重大仪式或盛大的祭祀活动中才穿朝服，表示严肃隆重。现在太宗看到皇后如此严肃地站在那里，吃了一惊，问皇后这是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皇帝圣明，大臣就正直；现在魏征如此正直，是因为陛下圣明啊！我怎敢不表示庆贺呢？”太宗转怒为喜。皇后绝不是小题大做，她知道太宗那一句生气的话，包含着他对魏征的误解。如果不能帮助太宗认识到魏征正直的优点，那么这句气话就埋下了祸根，魏征将来或许会因此掉头，那时朝廷将失去一位良臣。
皇后非常注意维护太宗的声望，她常常担心因为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会造成太宗的污点。皇后有一位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兄长叫长孙安业，酗酒无赖。皇后的父亲长孙晟去世后，他不愿养育年幼的长孙无忌兄妹，把他们赶到舅父高士廉家里。对此皇后从来不放在心上，总是请太宗厚待这位异母兄，长孙安业做到监门将军。后来长孙安业竟然参加了刘德裕的叛逆活动，太宗要杀掉他。皇后哭着给太宗叩头，为长孙安业求情。她主要担心的是长孙安业被杀会引起别人对太宗的误解，她说：“安业所犯死罪，无论如何不该赦免。但是因为过去他对我不好，人们都知道。如果现在把他杀掉，人们会认为是我依靠皇上对我的宠爱而报复自己的哥哥，那么皇上也落一个不好的名声，这不是给您和我脸上抹黑了吗？”于是太宗免除了安业的死罪。我们不能排除皇后有为异母兄求情的动机，但她提出问题的角度的确是出于对太宗的考虑，说明她时时注意顾全太宗的面子和威信。长孙无忌也跟妹妹一样爱护太宗的名声。当太宗坚持要让无忌执掌朝廷政柄时，无忌就推辞道：“我荣幸地成为皇上的贵戚，现在又让我为相，我担心这样会使陛下招致偏爱外戚的不好名声。”显然无忌是受到了皇后的影响。
对于自己的子女，皇后从来不加娇惯和溺爱，不允许他们因为是皇帝的子女就奢侈放纵，挥霍无度。长乐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又是太宗特别喜爱的女儿，她出嫁时，太宗敕令有关官员赠送的陪嫁资财，比长公主多一倍。皇帝的姐姐和妹妹被称为长公主，辈分自然比公主要高，公主的陪嫁超过长公主，显然出于太宗对女儿的偏爱。魏征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说：“过去汉明帝时，将要给皇子加封，明帝说‘我的儿子怎么能跟先帝的儿子相比呢？’之所以称为长公主，是因为她们地位比公主尊贵，情感上虽然有差别，从道理上讲却没有区别。如果让公主的嫁资超过长公主，从道理上讲不通，希望陛下考虑这件事。”太宗认为魏征的话有道理，回宫后把魏征的话讲给皇后听，皇后没有因为减少了自己女儿的嫁资而怨恨魏征，反而大加赞叹，她说：“曾听人们说，陛下器重魏征，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听到他如此劝谏陛下，实在是一位能以道理限制皇上私情的人，真可以称得上是刚正直爽的国家大臣。我跟陛下结发为夫妻，受到皇上的宠爱，情深义重，每次跟您讲话，还要先看一看您的脸色，有的话要等您高兴时才敢说，不敢轻易冒犯您，何况是作为臣下，从情感上说不是骨肉之亲，从礼法上说又有君臣之隔。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韩非说很难，东方朔也说不容易，实在是有道理啊。忠言逆耳利于行，统治国家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听到这样的话，采纳忠言则百姓安宁，拒绝这样的批评就会造成政治的混乱，我诚恳地希望陛下深思这个道理，那真是天下百姓的幸运。”为了奖赏魏征直言敢谏的行为，皇后请太宗派人把五百匹绢帛送到魏征家里。太子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曾经告诉皇后说：“东宫器用缺少，欲向皇上奏请，增加一些器物。”皇后不答应，她说：“做太子的，应该担心的是不能立德扬名，器物少一些有什么要紧呢？”
封建社会的后宫，后妃姬妾之间常常争宠相斗，互相倾轧，演出一幕幕悲剧，皇帝也常常因此坐卧不安。贞观时期不同，太宗不曾为后宫风波所搅扰，其中便有皇后的不少功劳。长孙皇后总是像母亲一样对待后宫其他妃嫔。有的妃嫔患病，皇后总是亲自去看望，把自己的药物和食物送给病人吃用，因此得到后宫上下的爱戴。后宫有人犯了过错，引起太宗发怒时，皇后总是先顺着太宗的怒气，加以斥责，请太宗把事情交给她去处理，等到太宗怒气消解时，她再慢慢为犯者开脱，按照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处置。这样不至于滥施刑罚，使宫人蒙受冤屈。豫章公主是太宗下嫔所生，其母早死，皇后视若己出。后宫风平浪静，使太宗能够集中精力处理政事，没有后顾之忧，这在政治上实际有很大的助益。
长孙皇后严于律己，不仅生活简朴，更可贵的是她从不愿意因为个人影响国家大事。贞观八年（634），她随太宗到九成宫，患了重病，生命垂危。太子承乾在身边侍奉，告诉她说，各种药物都已经用过，但病情不见好转，请奏明父皇，赦免天下囚徒，并度人为僧，希望能得到神灵保佑。皇后不同意，她说：“死生都命中注定，不是人力能争取的。如果修福可以延长寿命，那么我一生不曾做过坏事；如果行善没有效用，又有什么福佑可以求助呢？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佛教只是表示朝廷让异方之教存在，实际上不仅浪费资财，有损政体，也是皇上一向不愿信奉的，怎能因为我一个妇道人家而扰乱国家的法令呢？”承乾不敢上奏太宗，把皇后的话告诉了房玄龄，房玄龄转告了太宗，太宗和身边大臣都感叹不已。大臣们请求太宗大赦天下，为皇后祈福，太宗听从了大家的意见。皇后听说后，坚决不同意，太宗只好中止这件事。
皇后对太宗情深意挚，有同生死共患难的誓愿，对李唐帝业忠贞不贰。她认为，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执政，吕氏专权，造成了西汉王朝政治上的动乱，破坏了高祖的事业，也败坏了高祖的英名。因此她不愿意让西汉的历史悲剧在唐朝重演。太宗患病，多年不愈，皇后侍奉太宗，日夜不离身边，她随身藏着毒药，一旦太宗晏驾，她随时准备随太宗而去。后来她病危时，从内衣中拿出毒药袋让太宗看，她说：“我决心在陛下辞世时，以死相随，不能像吕后那样，危及大唐政权和陛下的英名。”贞观八年（634），太宗巡幸九成宫，柴绍报告有人作乱。太宗全身披挂，出宫询问情况，皇后带病跟随，不离身边。左右的人都劝阻她，她说：“皇上受到如此惊动，我哪还有心照顾自己！”也就是这一次加重了她的气疾。
最能表现长孙皇后优良品质的，莫如她临死时的遗言。奄奄一息的皇后替自己考虑得很少，关于她的后事，她要求从简，她说：“我生前没有给百姓做多少好事，更不可以因为我的死给百姓造成灾难，希望不要为筑坟而劳扰百姓。因山为坟，只用瓦器、木器陪葬。”但她十分关注朝廷的政局，当时房玄龄因为微过被免官，赋闲在家。她告诫太宗：“房玄龄侍奉陛下时间最久，小心谨慎，虽然参与了许多奇谋密计，但从来没有泄露出去只言片语，如果没有大的过错，希望还要任用他。”最让她念念不忘的还是太宗的事业，她告诫太宗：“我死后，希望陛下亲君子，远小人，接受忠臣的劝谏，屏弃奸人谗言，减少劳役，停止游赏畋猎。如果那样，我虽然身没九泉，死无所恨。不必让儿女们来，看到他们悲哀的样子，只能扰乱您的心思。”对于她的家族，她仍然像过去一样，反对委以重任，避免外戚擅权，也避免祸及子孙。她交代太宗说：“我本族的人，幸运地靠着皇亲的身份做了官，既然不是凭才能被提拔的就容易垮台。希望不要委以重要的职位，只要能以皇亲的身份定时参加朝会就足以对得起他们了。”我们不能否定皇后的亲属有因缘帝戚而升官的，我们也很难要求封建社会一位皇后完全做到公而忘私，但像长孙皇后这样能时时注意限制宗族权宠过盛，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长孙皇后三十六岁去世，谥号为“文德皇后”。她生前曾搜集古代妇女的优秀事迹，编成《女则》一书，自己作了序。还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汉明帝马皇后，她认为马皇后没有裁抑排斥外戚在朝廷做官，让他们在当朝尊贵豪盛无比，限制他们车马服饰的奢华，是在细小的事情上加以防范，却在政治大事上埋下祸难的根源。但她告诫收藏文稿的人说，这是她自己用来自我警诫的，写得没有条理，不想让太宗看到，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她死后，后宫负责收藏文稿的人告诉了太宗，太宗看后更加悲伤，他把皇后的文稿拿给大臣们看，说：“皇后这本书，足以流传后世。我也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但总是不能割舍对皇后的思念之情，因为她总是能善言规劝，弥补我的过失。现在不能再听到她良言相劝，实在是在后宫失去一位贤内助啊！想起来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
纵观长孙皇后的一生，称之为女政治家并不为过。贞观盛世的出现有这位皇后的一份功劳，她的贤明和聪慧转化成了太宗的政治智慧。由此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位英明而成功的皇帝总是集中了众人的智慧，才成就了他的千秋伟业，而选择一位贤明的皇后，便是找到了一个智慧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