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武德九年（626），突厥入寇陇州、渭州。朝廷派右卫大将军柴绍率军抗击。七月三日，柴绍在秦州打了一个胜仗，消灭突厥一千多人，杀死可汗子弟一人。八月初一，突厥遣使来求和（是来观察唐朝廷动静的）。八月八日，李渊传位给太子李世民，突厥便又进寇高陵。尉迟敬德与突厥大战于泾阳，大捷，又消灭突厥一千多人，俘获突厥俟斤（突厥高级职官名称）阿史德乌没啜。但这并没有阻挡住突厥的攻势。颉利可汗亲自率军进至渭水便桥之北，又派心腹执失思力入城见太宗，打探唐朝虚实。

便桥，唐时又叫咸阳桥，在长安和咸阳之间的渭水上，距长安仅几十里。执失思力有恃无恐，十分狂妄，声称突厥颉利、突利两可汗将兵百万，已经兵临城下，想迫使太宗向突厥屈服妥协。

这首先是一种勇气的较量，刚即位几天的年轻天子就面临新的挑战。

突厥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原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北魏末年。北齐、北周时已很强盛，中原割据政权争相与之结为婚姻，纳贡称臣。突厥是在征服北方各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强大起来的，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因此内部矛盾尖锐。隋文帝时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因在隋朝的北部，又叫北突厥。文帝采纳名将长孙晟的建议，对突厥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促使突厥势力衰落，东突厥被隋击败，向文帝称臣，西突厥也一度衰落。但在隋末唐初，由于中原战乱，东、西突厥乘势复振，雄踞漠北，控扼西域，势压中原。东自契丹，西至吐谷浑、高昌诸国，都臣属于突厥。其战士上百万，军事力量十分强盛。当时群雄角逐，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虽称帝号，却都向突厥称臣，引以为援。李渊在建唐过程中，为了争取突厥的支持，也向突厥称臣，并以“财帛金宝”作交换条件，向突厥借兵。突厥曾送一千匹战马、派二千名骑兵支援李渊。

由于上述原因，唐朝建立后，突厥既以君长自尊，又自恃有功，不断对唐朝进行勒索。李渊因无力与突厥抗争，对突厥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以大量的金帛去满足突厥的欲求。但突厥贪得无厌，更加骄纵，对李渊态度悖慢，对唐王朝的君臣言辞无礼，时时表现出其君临中原的姿态。而李渊常以国君之礼待之，如武德二年（619）二月，始毕可汗死，高祖为他举行百官吊丧的隆重仪式，还送丝织品三万段表示对新嗣位的处罗可汗的孝敬。后来处罗死，高祖以同样的礼节进行吊唁。

这次突厥乘唐朝发生内乱，新皇帝刚刚即位，突厥举全国兵而来，除了掠夺财物之外，似乎还打算对新天子进行威胁，以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利益和让步。

执失思力以为有大军压境，新皇帝必然毕恭毕敬，听命称臣，因而趾高气扬，态度强横。

太宗知道，面对强敌，不可示弱，让步只能更加刺激突厥的胃口。执失思力是颉利可汗的心腹，必须先打掉他的傲慢。他没有被所谓百万大军和执失思力的嚣张气焰吓住，喝令执失思力住口，接着怒斥这位骄纵的使者：“我大唐与你们可汗当面结为婚姻，赠送的金帛不计其数，是你们可汗背负盟约，引军来犯，深入大唐的内地。而我们却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们的事。你们虽为戎狄，也应当有点儿人性，怎么把大唐的恩德忘个一干二净，自夸强盛，以武力相威胁！”太宗只肯定了唐与突厥的和亲关系，意在否定所谓的君臣关系，指明了彼此之间平等的地位，义正词严地斥责了突厥无理侵犯的不义行为。然后命令左右将执失思力拿下，说：“我今天先杀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然后再对付来犯之敌！”刚才还骄横不可一世的执失思力立刻浑身发抖，哀求饶命。

萧瑀、封德彝担心因此引起外交上的麻烦，都劝太宗把执失思力以礼放还。太宗不许。他认为，执失思力如此傲慢，如果把他放回，突厥就会认为自己害怕他们，更会以武力相威胁，得寸进尺。于是把执失思力交给门下省，囚禁起来，不准返回。

出乎颉利可汗的意料，太宗亲自骑马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直奔渭水南岸，与颉利隔水交谈，责备他背负盟约。不一会儿，唐军大队人马陆续赶到，甲兵遍野，战旗飘扬。颉利见执失思力没有跟着来，不知唐军虚实。又看到唐朝皇帝李世民居然挺身轻骑而出，无丝毫畏惧，唐军军容强盛，因而面露惧色。就在这时，只见太宗一挥手，诸军迅速后退，布好了阵势。太宗自己却留下来与颉利讲话。萧瑀以为太宗轻敌，与敌人距离过近，恐有不测，在太宗马前叩首谏阻。太宗说：“我一切都考虑过了，不是你能料到的。突厥敢举全国之众而来，直到京城近郊，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国内发生了政变，我又刚刚即位，认为我们政局不稳，不敢与之对抗。我们如果闭门拒守，有任何软弱的表现，突厥一定纵兵抢掠，那时我们就无法制止，损失一定很大。所以我轻骑独出，让他们知道我不害怕他们，又炫耀整肃而强盛的军容给他们看，让他们意识到我是决心与他们交战的。这就出乎其意料，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从而打乱他们的整个计划。敌人已经深入内地，一定有畏惧的心理。所以战则能取胜，和也比较稳妥。制服突厥，在此一举。你们看事情的发展吧！”

果如太宗所料，当天颉利就派人来讲和。太宗答应了他，并约定八月三十日在长安城西会盟。那天，太宗驾临城西，斩白马，与颉利在便桥上结盟。会盟结束，突厥撤军。这就是唐初有名的“渭水之盟”。

事后，萧瑀问太宗：“与突厥没有讲和时，将军们争着请战，陛下不答应，我们几个大臣也不明白您的意图。不久，敌人不战自退，陛下用的是什么计策呢？”太宗解释说：“我看突厥虽拥众几十万，但队伍不整，老弱混杂，不过虚张声势。从可汗到大臣只是贪图财货。当他们请和的时候，可汗一个人在渭水西岸，而他们显贵的官员都来谒见我。我如果设下宴席，灌醉他们，囚禁起来，再趁势袭击突厥军，其势如摧枯拉朽。实际上我已命长孙无忌、李靖等率大军埋伏在豳州，等待他们。如果他们往回逃，伏兵在前拦截，大军在后猛追，消灭他们易如反掌。之所以不打这一仗，是因为我刚即位没几天，国家还不稳固，局势还不安定，百姓还不够富足，应当息兵以安百姓。一旦跟突厥开战，就要损失许多人力、物力，跟突厥也结下了怨仇。突厥害怕我们进攻，一定严加防备，我们便无机可乘。所以这一次，我不诉诸武力，而仍按惯例用金帛贿赂他们，他们得到了满足，理当退兵，意满志骄，不再防备。我们则养精蓄锐，伺机反攻，突厥一旦发生内乱，就可乘机进军，一举可灭。古人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就是这个道理。”

萧瑀听后，拜两次叩首说：“陛下英明，臣实在望尘莫及。”

观太宗此番分析，说明他对敌情了如指掌，特别是掌握了敌人的心理，因此对战与和都做了充分准备。他没有把对突厥的战争看成单纯的军事问题，虽然战也稳操胜券，但从目前的国家局势来看，要安定社会、静抚百姓，还是以和为上。他知道，和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在此之前，唐王朝一向是以委曲求全的方式与突厥讲和的，眼下要一下子扭转这个委曲求全的局面也很困难，不给突厥一点儿好处，要他们轻而易举退兵怕不可能。所以还是以赂求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这和放任他们抢掠，或者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相比，损失要小。

以赂求和，又不能让突厥生贪得无厌之心。要让他们知道，这些并不是随时随意可得到的，唐王朝并不承诺满足他们的任何要求。这和以往唐王朝慑于突厥的威胁有求必应的态度是不同的。如果得寸进尺，那将不再姑息迁就，必将坚决予以反击。扣留他们的使臣，面责可汗的失信，在渭水南岸扬军威，都意在告诉敌人这一点。

太宗深知，跟突厥的关系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积重难返，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须做长远的考虑。虽然还是用了不少金帛来满足突厥的要求，但这也是一个骄兵之计。让敌人志得意满，对唐王朝不加提防，从而赢得边境地区的相对安定，争取机会休养生息，为将来伺机反攻、夺取对突厥战争的彻底胜利埋下伏笔。此举表现出太宗在对待突厥问题上的谋深虑远。后来，唐王朝先后击灭东、西突厥，正是实现了太宗这一战略意图。

在这个事件中，太宗提出了“静抚百姓”的方针，这也是玄武门事变之后、即位之初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的体现。

太宗是马上得天下的英雄，但即位之初，在战争问题上的这种慎重考虑和深远谋划显示了这位年轻天子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 /17YzNY6zqw1ujj7HmYHP4GDmpTnVo3KWBdVhtD4xXSB2ke8hGz7FJD8GbWFQq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