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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晨，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并马而行，入宫参见父皇李渊。他们已经从张婕妤那里得知，秦王李世民密奏他二人淫乱后宫，并欲加害秦王，李渊今日正要鞫问此事，因此他们心里都忐忑不安。他们虽然将京城的作战力量作了部署，但他们并没有充分估计事情的复杂性和严重程度，杀身之祸正一步步向他们逼近。他们不知道，秦王劾奏太子、齐王是一计，而此计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希望李渊鞫问翔实，加以处罚，而是利用李渊召问，引蛇出洞，杀太子而夺位。这是计中之计。
高祖李渊已召裴寂、陈叔达、萧瑀等大臣等待建成兄弟。
秦王李世民却在太子他们必经的玄武门埋下了伏兵。
这是一场险恶的政治阴谋，建成、元吉正一步步走入陷阱。
建成、元吉入玄武门，至临湖殿，发觉有变，立刻勒马转辔，想各回宫府。就在这时，李世民边喊边纵马追来。元吉拈弓搭箭，欲射世民，但由于仓皇失措，连续三次没有把弓拉满便射了出去，自然不能命中目标。李世民却沉着镇静，一箭射死了建成。秦王府骁将尉迟敬德率七十名精骑接着赶来，又把李元吉射下马。不料，秦王的马受惊奔入路边树丛，李世民为树枝所挂，落马不能站起。受伤的元吉迅速赶来，夺弓想扼死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赶来，大声呵斥，元吉逃命要紧，松手向武德殿狂奔，被紧追不舍的尉迟敬德射死。
建成部将冯立与薛万彻、谢叔方等率东宫、齐王府精兵二千赶到，要为太子和齐王报仇。但李世民部将张公谨闭关拒之。玄武门守将敬君弘和吕世衡都是秦王亲党，挺身出战，为宫府兵所杀。薛万彻见不能冲进玄武门，扬言要杀向秦王府。秦王部下十分惶惧。在这紧要关头，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级示众。宫府兵顿时人心溃散，四处奔逃。冯立、谢叔方、薛万彻也随乱军亡匿。
皇帝李渊正在太极宫海池泛舟，看来他并没有把建成、元吉的事看得多么严重。秦王兄弟失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次秦王弹奏太子、齐王，他大概认为这不过又是一次兄弟之间的纠纷。尉迟敬德突然闯入宫来，擐甲持矛，径直来到李渊身边。他说太子、齐王作乱，秦王举兵诛之，宫府兵还在玄武门激战。他奉秦王之命，前来保卫皇帝的安全。李渊明白自己的处境，立刻接受尉迟敬德的请求，亲手写下一道御旨，令诸军皆受秦王指挥。秦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立刻出东阁门宣布了这道命令，一场兵乱安定了下来。
这场宫门喋血事件，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变的结果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丧生，皇帝李渊退位，秦王李世民三天后被立为太子，两个月后即位为皇帝。诚如史家所评价的，这场政变的性质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纯属皇室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兄弟相残和父子相煎。在这样的斗争中，任何心慈手软的一方，在关键时刻犹豫徘徊、错失良机，或者权术智谋稍逊一筹，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李世民对付父皇、兄弟，像过去对付其他大敌一样，表现出他的刚决果断和权谋心机，使他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矛盾由来已久。李建成是李渊的长子，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立下不少战功。按照立嫡以长的传统，他被立为太子，继承皇位是当然的事情。当李氏父子建立唐朝时，他被名正言顺地立为太子。但与此同时，他的弟弟秦王李世民在灭亡隋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建立了远远超过他的功业。“嗣君不征”是惯例，这使李建成失去许多立功扬名的机会。相反，李世民打过许多大仗、硬仗，他指挥的一些重大战役对唐王朝的建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使他赢得了声名。其功之高，父亲李渊以为“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从心理上说，李世民必然不满意建成为储君，继皇位，更不服气。“聪明英武，有大志”、不甘居人下的李世民必然会产生争夺皇位的野心。他手下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的谋士勇将也会产生建成执政功高不赏的忧虑，必然鼓动他争夺最高统治权。李建成则因功不及秦王，仅以长子身份而居嗣君之位，不能不对秦王生戒备之心。实际上，秦王的功业声名确实对太子构成了威胁。
兄弟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可能从李建成被立为唐王世子时即已产生。但那时建成与世民功业相当，天下纷争，李氏父子皆倾全力与群雄角逐，两人的争强较胜心态还处于朦胧潜伏状态。后来，建成为太子，多留守京都，李世民以英武过人多出征应敌。及至李世民先后消灭薛举父子、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击败刘黑闼，两人在军功上便拉开了距离，心理上的距离也越拉越大，骨肉亲情逐渐为权力之争所代替。经过几年的酝酿，到武德五年（622），兄弟之间的矛盾便表面化、公开化了。这时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已经结束，新兴政权已经稳固，到了分享和争夺胜利果实的时候了。
李建成、李世民之外，还有一个弟弟李元吉，也有夺位野心。他既没有建成作为长子继承皇位的合法地位，也没有世民劳苦功高、声名远播的优势。但他有自己的打算。他考虑的是建成和世民哪一个更容易对付，将来取而代之。建成性格敦厚，为人较秦王懦弱，他想支持建成巩固其太子地位，杀秦王而后除太子，伺机为变。当他的部下说他的名合成一个“唐”字，“终主唐祀”时，他就高兴地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因此他与建成合谋，一起陷害世民。
武德五年（622），统一天下的战争刚刚结束，李氏宗室内部的争斗便热闹起来。兄弟三人都培植党羽，私树威名。当时以皇帝李渊的名义发出的文件称为诏敕，以太子建成的名义发出的文件称为“令”，以秦王、齐王的名义发出的文件称为“教”。李渊父子都向朝廷各部发号施令。“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文件相互冲突，不管是朝廷公务，还是宫府私事，都要求官府承办。执事的官员都不敢怠慢，而当不能兼顾时，则只好根据得到文件的先后进行办理。元代历史学家胡三省对唐初政治的这种混乱局面评价道：“使唐之政终于如此，亡隋之续耳。”太子党深惧秦王的威势，因此积极协助李建成树立声望，以与秦王抗衡。太子中允王珪、太子洗马魏征劝李建成出征刘黑闼残部时就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把军事上的出征和太子地位的巩固联系起来，征刘黑闼却是为了对付秦王李世民，说明秦王的威名对太子地位形成的威胁有多大。这在太子党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唐高祖既不能违背立长立嫡传统废太子，也不忍心贬黜秦王，这就导致了秦王与太子的长期较量。即便从武德五年（622）算起，这场明争暗斗也延续了四年之久。至武德九年（626），终于酿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局面。曾有人诟病李渊，以为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是他优柔寡断所造成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李渊着想，作为人君，又为人父，他确有为难之处。
高祖曾对李世民说：“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说明他并没有废建成而另立世民的打算。史书上有不少有关李渊企图改立世民为太子的记载，根据当时的情势，都不可信据。那不过是李世民夺位成功后，他自己及属下为他篡位夺权制造的借口。高祖既然决心以建成为后嗣，为了避免身后兄弟相争，就必须加强太子的地位，削弱秦王的势力。高祖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武德九年（626），他听信建成、元吉之言，将秦王心腹程知节、房玄龄、杜如晦等陆续调出秦府，秦府上下都感到不安。程知节告诉李世民说：“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适逢突厥寇边，李建成举荐李元吉督军北征，李元吉又乘机请调秦府名将程知节、秦叔宝、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一起出征，并简选秦王府精锐之士加强军力。李建成与李元吉密谋，定下利用元吉出征饯行的机会杀死李世民，由李元吉在军中坑杀秦府诸将的毒计。
在太子和秦王的斗争中，双方都注意收买对方爪牙作为内线。太子率更丞王晊就是李世民在东宫的一个内线。他把这一重要情况泄露给了秦王。
这时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形势迫使李世民及其党羽下定了发动兵变夺位的决心。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叙述的那场生死搏斗。玄武门从此在唐史中具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
李世民也知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但他采取这种非常手段，是由双方实力对比和他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李世民虽功盖天下，但在与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却在不少方面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相对来说，李建成则具有不少优势。
李建成为长子，立为太子名正言顺，而且已久居储君之位。无故不可能有废立之事。立储传统支配着人们的观念，而观念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支持着建成，使他不需要采取非常手段，只要按部就班，就能水到渠成地继承皇位。一旦高祖晏驾，大权在握，那李世民就成为李建成的俎上肉。而对李世民来说，高祖生前兄弟相安无事，就意味着将来为人所制。这就是他被动的一面。
在宰相中，裴寂、封德彝支持建成，萧瑀、陈叔达倾向世民。裴寂居首相地位，是高祖最宠信的大臣。因此在争取皇帝和大臣的支持方面，建成具有优势。
李建成和李世民都努力争取高祖妃嫔的支持，以求获得“内助”。但建成是太子，妃嫔们大都认为他是李渊的法定继承人，都设法巴结他以图高祖去世后能得到优待。加之建成久居东宫，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她们，长期以来他又一直在极力拉拢收买，因此她们大多支持建成，在高祖面前说建成的好话，而诋毁世民。
最重要的是皇帝李渊倾向建成。李渊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他的思想行动更多地受传统支配。他对建成兄弟的互不相容是了解的，而他采取的是“保守疗法”。他的希望是各安其位，他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儿子为争夺皇位而失去生命。考虑到建成是长子，而世民功大，权衡利弊得失，在谁为皇嗣问题上或许也犯过思量，尤其在建成有过错时，更有过犹豫，一度产生过改立世民的念头，向世民有过表示。但他最终还是决心维持建成的继承权。他的一个有利于世民的考虑是派李世民居洛阳，与建成各守东、西两都。兄弟二人以陕分界，陕之西建成主之，陕之东世民主之。但这因建成、元吉的反对而“上意遂移，事复中止”。这显然是一个很拙劣的办法。这样做或许在高祖生前可免兄弟二人的纷争，却必然埋下将来分裂对峙的祸根。这件事表明目睹建成兄弟势同水火的局面后，高祖实感无可奈何。在京城里处于劣势的秦王及其党属乐于居洛阳，因为这可以摆脱朝廷控制，在东都发展势力，至少可以形成割据政权。而建成、元吉则担心秦王在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尾大不掉。一旦养虎遗患，将来就有被吃掉的可能。不管怎么说，高祖以建成为太子之意既决，发展下去，世民的处境就越来越不利。
双方都意识到可能有一天将兵戎相见，因此东宫和秦王府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这不能不说是皇帝李渊的一个失误。在玄武门事变前，除王府兵之外，秦王还能另外集结八百壮士，而冯立等人能迅速召集东宫和齐府精兵两千人，说明他们拥有公开和不公开的兵力都不小。这也是一个祸根。但就兵力来说，合东宫和齐府两支力量必然会超过秦府兵。
既然谋取皇位缺乏正当途径，两军对垒难以取胜，任事态发展等于坐以待毙，秦王便只能采取非常手段。这样做难免不为人诟病是弑兄逼父，但总比束手就擒、为人鱼肉的下场要好。
发动政变的决策是果断的。李世民在事变前夕似乎也有过犹豫，但那只是希望手下为政变再寻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把整个行动考虑得更周密而减少漏洞。整个事件的策划部署显然是十分周密的，对一切后果都做了充分考虑。这不仅表现在由秦王劾奏太子和齐王，引蛇出洞，伏兵玄武门以守株待兔，而且进一步体现在杀了建成后如何处理跟皇帝李渊的关系。玄武门之变的最终目的是指向最高统治权的，事变后李渊既不能杀，也不能继续执政，因此只能采取既控制又利用的原则。玄武门伏杀建成、元吉得手，李世民立刻派猛将尉迟敬德以宿卫名义把李渊看管起来。从这时起，李渊便成了李世民的傀儡，李世民还要利用李渊导演皇位转移的末场戏。政变当日，高祖下令，一切军权交与秦王。这是很关键的，可能高祖并不乐意，但不得不为之。
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后，军队和国家的一切事务皆由太子处理，处理之后奏知皇帝。李世民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王朝的掌权人。
又过了九天，李渊就表示退位，自己加尊号为太上皇。
两个月后，李渊下制传位于太子，李世民即位于东宫显德殿。
这一切都是按照李世民的意旨有计划地进行的，李渊没有给他设置障碍，保证了旧朝向新朝的顺利过渡，李渊明智地退居二线。
这一年李世民二十八岁。这位年轻的天子，被后人称为唐太宗。
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李世民以非常手段取得帝位，唐人多所回护，后世褒贬不一。有人指责他“不顾亲”“不知义”，说唐代“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盖其源出于太宗”。这都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的批评，封建史学家把他发动玄武门之变视为“罪”和“恶”。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评价太宗，几乎没有人认为他做皇帝是不应该的。他的功业和才干都为李建成望尘莫及，按封建传统应该由建成做皇帝，但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李世民是比李建成更理想的皇帝。他治下的贞观之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天下大治的时代。中国历史从东汉末年以来，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分裂战乱，至隋唐天下统一，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与近四百年前的大汉王朝遥相辉映，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人物出现，只有伟大的人物才能使伟大的时代大放异彩，李世民就是顺应这伟大时代而出现的伟大人物。即便秦王李世民未能取得帝位，那么历史和时代也会创造出另一个“李世民”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太宗去世一百年后，诗人杜甫经过太宗昭陵，吟出“谶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的诗句。后来杜甫再经昭陵，又吟道：“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意思是说，英雄李世民在天下大乱的时代出现，他消灭了各地争雄的群雄，命运所归，他就应该为社稷之主。杜甫的诗重复用了两个“归”字，充分强调了李世民即位称帝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