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历史像滚滚东去的江水，一刻也不停留地向前推进。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后，中国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荡。至6世纪末隋王朝建立，实现了南北统一，代之而起的大唐帝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封建王朝大一统的局面。一个伟大的时代便到来了。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人物，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时代最终只会在历史中黯然失色。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都是那个时代相当杰出的人才，在中国历史上数百名皇帝中，他们都不是平庸之辈，他们都建立了其他许多帝王所不及的功绩，他们都有自己天才的方面。但与随后的一个人物相比，他们似乎又都有些许逊色，甚至有不同程度的瑕疵。

这个历史巨人的出现，需要若干年的酝酿，但在隋末的遍地烽火中，我们已经依稀看到了他的影子。一位年方十八岁的青年将军，骑着一匹剽悍战马从太原出发，一路冲杀而来。历史已经赋予他重大的使命，他就是未来的唐太宗、起兵反隋的太原留守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在攻克西河后，他的封号是“敦煌郡公”。

他的面影随着一场场血战而越来越清晰，他也是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才走上历史的前台的。

在父亲李渊义旗之下，李世民率领日益壮大的义士队伍连战皆捷，与各路义军配合，攻入长安，从而宣告了腐朽的隋王朝的最终灭亡和一个新王朝的诞生。李渊称帝，在隋王朝的废墟上建立了唐朝，李世民被晋封为秦王。

此时在中国大地上，群雄角逐，鏖战方酣。新兴的大唐政权四面受敌，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英勇而果敢的秦王立刻投入巩固和发展新兴政权的统一战争之中。

首先威胁新政权生存的是陇右的薛举、薛仁杲父子。薛举于隋大业十三年（617）称帝，国号为秦，自称西秦霸王，尽有陇西，有众十三万。闻李渊入定长安，遂进围扶风，将图京师。秦王统军出征，一战获胜，威慑西秦。

但薛氏还不甘心，再度举兵。秦王再次引兵抗击，高墌之战唐军失利而返。薛仁杲乘胜而来，秦王又挂帅应敌，这次秦王初则坚守不出，以逸待劳，后又乘其粮尽兵疲之机大举出击，彻底击溃了薛仁杲。在与薛氏父子交战过程中，秦王的坐骑是一匹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骏马——白蹄乌。当时秦王催动白蹄乌，亲率数十骁骑冲入敌阵，所向披靡，唐军呼声动地。

击灭陇右薛氏父子，便解除了唐朝的后顾之忧，秦王本应该专心东向，与群雄争夺中原。可是另一个劲敌刘武周崛起于北方，“南向以争天下”。他占据雁门、楼烦、定襄等郡，于义宁二年（618）称帝，改元天兴；他外连突厥，受封为“定杨可汗”，在突厥的支持下，他联合梁师都，攻取唐的后方晋阳（今山西太原），进逼绛州，威胁长安。

秦王上表请兵，决心平殄刘武周，克复汾、晋。李渊命秦王挂帅出征，秦王引军乘坚冰渡河，屯兵柏壁，与刘武周大将宋金刚对峙。他闭营养锐以挫敌锋，分兵出击捣其心腹，等待时机，后发制人。相持半年之后，宋金刚粮尽兵疲，撤北而去，秦王立刻率大军出击，他骑着一匹名叫特勒骠的战马，大败敌军于吕州，又乘胜逐北，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有时一日八战，连战连胜。秦王两日不食，三日不解甲，穷追不舍。刘武周听说宋金刚大败，弃并州逃奔突厥；宋金刚也率百余骑北投突厥，后来两人都被突厥所杀。秦王凯旋。

隋炀帝在江都被弑后，隋的残余势力集中在东都洛阳。留守官奉越王杨侗为帝，朝政为守将王世充把持。唐武德二年（619）四月，王世充夺位称帝，国号郑。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交通四方，为漕运中心，全国各地缴纳的赋租集中在这里，仓廪丰盈。炀帝以之为东都，以此控扼中原。因此，洛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地位都十分重要。对于新兴的唐王朝来说，能否实现天下统一，洛阳的掌控对帝国是否可以操控天下具有重要意义。

当西、北两方的对手被击平之后，高祖于武德三年（620）命秦王统军进攻洛阳。秦王首先率步骑五万夺取了东都西线的主要据点慈涧（今河南新安），接着便对洛阳城实施包围。王世充请求“息兵讲好”，遭到秦王的拒绝，他说：“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迫于唐军的强大压力，王世充属下的州县官吏纷纷降唐。唐军多次与东都军进行激战，在唐军的猛烈攻势下，洛阳城已经岌岌可危，王世充求救于河北窦建德，窦建德担心东都破后自己会受到唐朝的威胁，因此发兵十万前来援助王世充。战场上的局面为之改观，唐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有人主张退保新安，避开窦建德的锋芒。有人主张对洛阳暂取守势，集中力量打击窦建德，窦建德破，洛阳自然瓦解。面对强敌，秦王没有惊慌失措，他采纳了后者的建议。他修书给窦建德，劝他放弃对王世充的援助，窦建德不听。二十多天后，秦王诱敌出洞，引窦建德全军出击，却又施疲兵之计，不立即与之交战。结果窦建德忙着布列阵势，从早上忙到中午，兵士又饥又累。当窦建德的军士都争着饮水时，秦王觉得时机已到，他亲率轻骑迅速出兵，大军随后也掩杀过来。唐军的突然进攻使窦建德猝不及防，立刻陷于被动。秦王又亲自率数员猛将冲至敌阵的背后，竖起唐军的旗帜，于是窦建德的军队溃败，窦建德被活捉。秦王派人用囚车推出窦建德，让东都守城者观看，王世充等自知无路可走，只好投降。

征讨东都时，秦王初乘战马名飒露紫；与窦建德虎牢对阵，又骑一匹战马名青骓。击破窦建德后，又攻洛阳，则又换乘什伐赤。秦王身冒矢石，冲锋陷阵，除了青骓之外，另外两匹都曾在战场上身负重伤。

东都大捷，秦王班师回长安，高祖为胜利的将士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秦王身披黄金甲，站在兵车上，身后是二十五位威武的大将，铁骑万匹，军乐嘹亮，朝野轰动。高祖以其功大，古代任何称号都不足以和秦王的战功相配，于是另授“天策上将”的称号，地位在诸王之上，并让他开天策上将府、辟署僚属。

后来河北刘黑闼又数度举兵，秦王又率兵征讨。拳毛䯄就是他在肥乡与刘黑闼交战时所乘的战马。这匹黑嘴黄毛的蒙古马，在战斗中身中多箭，依然忍痛站立，不想停止驰骋。

秦王历次征战所骑的六匹战马，后来被雕刻在青石上，置于昭陵墓前，成为秦王辉煌武功的象征。人们称之为“昭陵六骏”。

当战争的硝烟渐渐消散，刀光剑影、人喊马鸣的战场沉寂下去，秦王便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在击灭了天下群雄之后，他又以非常手段夺取了皇位。这时他还不到而立之年。

但直到这时，我们还只能认定他是一位非凡的军事指挥家。

他注定要成为一位政治上的巨人，可是现实中，这位政治巨人并没有一条平坦的大道可走。当他即位为帝时，面临的是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贞观政要》是这样记载的：

太宗从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粮食价格昂贵，突厥侵扰，引起边境州县不安。那时，从京城长安到河东、河南、陇右广大地区，饥荒尤其严重，一匹绢才能换到一斗米。

对他来说，这是机遇，更是挑战。也许他的雄心壮志会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或许他会从政治舞台上匆匆而过，像历史上的短命帝王一样。但严峻的现实更有可能激发应战的激情和勇气，更能激发一位天才的各种潜能，使他的智慧得到充分展示和发挥。我们看到他很快树立了信心，迅速组织力量投入社会治理中，他的治理是有效的，仅仅数年光景，国家的局势便大为改观。在与突厥关系上，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社会安定，百姓都安居乐业。《贞观政要》又以热情洋溢的笔调赞叹着几年后唐朝社会的新气象：

官吏大多清正廉洁，王公、皇妃、公主之家，大姓豪族强横之辈，都畏惧法律的威严，收敛自己的放纵行为，不敢欺凌平民百姓。经商的人住宿在野外，不会再遇到盗贼，监狱里常常没有犯人关押，遍野是牛马，夜里睡觉，不需要关上大门。加上连年丰收，一斗米才值三四文钱。旅行者从京城一直到岭南，从山东直到东海，皆不用带干粮，路途上有充分的供应。行人进入山东村落，当地百姓必定供应丰厚，有人动身上路，又有赠送。这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这段话或许有溢美之词，但在太宗贞观年间，社会确实在短时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又过了几年，在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唐朝又先后击灭和征服了东突厥、吐谷浑、薛延陀、西突厥，大唐王朝的声威广被域外。这为后来唐朝三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上称太宗治理下这种安定繁荣的社会景象为“贞观之治”。

薛延陀灭亡之后，漠北的铁勒部落的回纥、同罗等十二部纷纷归属唐朝。北方草原民族内附诸部推太宗为“天可汗”，意谓“可汗之上的可汗”。这个称号绝不仅仅是太宗一个人的光彩，更是唐朝的荣耀。

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

唐都长安那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都市，处于丝绸之路的东端，联结着域外许多繁华的都市。无论人口数量、建筑规模还是经济水平，它与丝绸之路的另一端——阿拉伯人的巴格达东西辉映，西方的罗马都只能瞠乎其后。

贞观盛世局面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它丰厚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是无数人民共同创造的。但不能否认，作为国家生产和各项事业的最大组织者，唐太宗李世民是有着他独特的贡献的。他的个人素质对这个盛世的出现起到了良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