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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即位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把年号改为“贞观”。贞观元年即627年。
在迎来即位后第一个新年之际，太宗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朝廷大臣。这个宴会上演奏了歌颂太宗武功的《秦王破阵乐》。太宗告诉大家：“过去我受命专征，击败刘武周，所以军中和民间就产生了这套乐曲。虽然是攻打杀伐之音，不像表现文治德化的乐曲那样雍容舒缓，但是我的功业是通过征战取得的，通过乐曲表现辉煌的武功，是为了表示不忘根本，牢记天下得来不易。”封德彝趁机称颂道：“陛下以神智和英武平定天下，哪里是推行文治教化之君能与之相比的呢？”太宗立刻否定了封德彝的观点，他说：“平定祸乱，要靠武功；而要保有天下，则靠文治。文治武功各随其时。你说文治不如武功，这话说错了。”封德彝立刻叩头认错。
我们看到，太宗的政治思维已经随着个人地位的上升和时代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变化，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秦王的时代已经过去，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应当成为今后的基本原则。太宗的头脑转变得很迅速、很及时。回首往事，他为过去的胜利而感到自豪和满足；展望未来，他知道这一切又仅仅是开始。
太宗很清醒地知道，国家的局势不容乐观。隋末以来，持续十多年的战乱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遭受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关东地区，疮痍满目，一片残破。直到贞观六年（632），魏征还说，从洛阳往东，直到海边，灌莽巨泽，千里萧条，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上行人稀少，杂草丛生，行走艰难，而且这几年自然灾害也十分严重。从武德七年（624）以来，关中、山东、河东连年遭受水灾、旱灾，造成粮价暴涨。现在，灾荒最严重的是京师所在地关中和河东、河南、陇右等地，一匹绢才能换到一斗米。百姓缺吃少穿，四处流浪。唐初关中地区是府兵集中地，折冲府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其主要目的是拱卫京师，这里的百姓是府兵制下的主要兵源。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任随百姓东西逐粮，必然影响到军队的征集和调发。一旦有战事发生，后果就不堪设想，而且大量流民的存在本身便潜藏着严重的不安因素。和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虽然以玄武门之变而告结束，但隐患仍然不少。
就在太宗改元迎新的宴会结束不几天，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在泾州举兵叛乱。这位李艺曾随建成讨刘黑闼，恃功倨傲，秦王身边的人到他的军营，他无故对秦王的人进行殴打。他对秦王如此不客气，显然是以建成为靠山，有讨好建成的动机。但他没想到朝廷会发生玄武门之变，对秦王即位感到意外，因而心中不安。有人劝他谋反，他就诈称接到了高祖李渊的密旨，进兵长安。虽然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了，但它也提醒太宗天下并不太平。隋末以来一直存在的边患依然十分严重，北有突厥，西有吐谷浑两个强大敌对势力，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边境地区战事不断。稍不留意，随时都有大规模侵犯的可能。太宗即位之初，就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局面。
能够通过治理实现天下大治吗？这个问题一直是悬在太宗心中的问号。这时太宗的政治心态真可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面对一个布满战争创伤的国家，他的内心升起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贞观初期，太宗言谈话语之间常常流露出很多担心。他说话常用到“畏”“惧”“恐”“忧”“不敢”等字眼，那么他都忧虑什么呢？
他担心百姓因贫思乱。太宗曾经和大臣们谈论政教风化，他说：“现在大乱刚刚结束，恐怕百姓不容易被教育感化啊！”对于如何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天下大治，他没有找到稳妥的措施和办法，因而心中不安。
他害怕重蹈隋王朝灭亡的覆辙。他告诉侍臣们说：“像隋炀帝那样暴虐无道，做大臣的都不敢讲话，终于使他听不到别人的批评，以至于灭亡；虞世基等人阿谀奉承，最后也都落了一个可悲的下场。隋朝灭亡的悲剧离现在不远，我和大家都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像炀帝君臣那样为后世所笑。”君昏臣暗，导致破国亡家，是太宗内心最为忧惧的，他曾告诫大臣们说：“一个人想照见自己的容貌，必须有明亮的镜子；一位皇帝想知道自己的过错，一定要靠忠臣。当皇帝的如果自以为是，当大臣的又不加匡正，想不发生什么危险和失败，怎么可能呢？国君丧失了国家，大臣又怎能保全自己的家族呢？”
他担忧地方官员不能胜任安抚百姓的重任。他告诉群臣说：“我每到夜晚常常思虑百姓的事情，有时到半夜还不能入睡，唯恐都督、刺史不能很好地安抚百姓。所以在屏风上记录下他们的名字，坐卧常看。如果有人任职期间有良好的政绩，也都一条一条地写在他的名字下面。我深居皇宫之中，不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远处的情况，所能委托的人就只有都督、刺史。这些人身上实系社会治乱和国家安危，选任特别需要合适的人才。”
他担心自己施政无方，造成政治上的动乱。因此，他鼓励臣下发表关于皇帝如何施政的意见。他问魏征：“什么样的国君称得上是明君？什么样的国君属于昏君呢？”他问王珪：“近代君臣治国，大多不如古代的帝王，这是为什么呢？”听说张玄素很有名气，尽管他只是一位州里录事，仍请过来向他咨询为政之道。他希望做明君，而担心成为昏君；他希望像古之明君那样治国，而担心像近世之君那样走下坡路。太宗深恶谗佞之辈误国，也深惧作为君主为谗佞之辈所蒙蔽，他曾向大臣们历数北齐和隋代谗佞之臣祖孝征、杨素等谗害忠良，导致国家衰败的具体事例，深以隋文帝受谗佞之徒蒙蔽为诫。他说：“古人云：‘世道混乱，谗佞之辈就会得志。’确实如此。我常常防微杜渐，来杜绝佞臣离间忠良的祸端，仍然担心思力不济，不能辨别忠奸，或者受蒙蔽而不觉悟。史书上说：‘猛兽处于山林，无人敢去采摘山中的野菜；正直的大臣在朝廷，奸邪之辈就不敢施展其阴谋。’这是我深切期望于诸位的。”对于太宗的这种审慎心理，魏征非常赞同，他说：“《周礼》中说：‘对没有亲眼看到和没有亲耳听到的，应戒备小心，忧危恐惧。’《诗经》中说：‘君子平易近人，但不要听信谗言；谗言虚妄得很，会造成国家的动乱。’孔子也说：‘讨厌花言巧语误国害民。’都是针对谗佞之辈而说的。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统治者如果听信谗言，妄害忠良，国家一定衰败灭亡，希望陛下小心谨慎，深以为戒。”
对于自己即位之初的政治心态，太宗说：“人们都说当天子的就要尊崇自己，无所畏惧。我却认为应该谦虚恭敬，常怀畏惧。古时舜告诫禹说：‘如果你不自矜，天下无人能超过你的才能；如果你不滥用武力，天下无人能与你争功。’《易经》中说：‘为人之道最忌骄傲自满，而崇尚谦虚谨慎。’做皇帝的如果只知道尊崇自己，不能做到谦虚谨慎，倘若他做了错事，谁肯触犯龙颜进言劝谏呢？我每想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总是上畏皇天，下惧群臣。苍天在上倾听下界的声音；卿士大夫在下，皇帝受到他们的瞻仰。做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上天和群臣的监视，怎么能不畏惧呢？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只知道经常地谦虚谨慎，心怀畏惧，仍然担心不能让上天和百姓满意。”这种忧危恐惧之心使太宗每次临朝听政，总是非常谨慎，他说：“我每天坐朝，要说一句话，就想一想这句话对百姓有没有好处，所以不敢多说话。”
太宗担心的事太多了，但归结起来，就是担心政权不稳固，国祚不长久。特别是担心百姓造反，把王权统治推翻。如何巩固新兴的唐朝政权？贞观之初，太宗君臣曾针对这一问题反复展开过讨论。一次，太宗跟魏征谈到历史上的政治得失，太宗忧心忡忡地说：“当今大乱之后，恐怕不可能很快实现天下大治。”魏征说：“不然！人们在危困时就担心死亡，担心死亡就盼望社会安定，百姓们盼望安定，就容易进行教化。所以战乱之后的百姓容易教化，就好像饥饿的人容易给食物吃。”但太宗仍然信心不足，他说：“一位圣明的国君往往用毕生精力治理国家，然后才停用武力，实现社会安定。现在承大乱之后，希望社会安定，岂能是很快就能实现的？”魏征解释说：“一般的君主是那样，而圣哲明君并不如此。如果圣明的皇帝推行仁政教化，上下同心，百姓很快就会安定下来，就像听到声音那样快。一个月就足够了，相信不是太难的事。如果说三年成功，应该说还是太晚了。”太宗觉得魏征说得有道理，而封德彝等人不以为然，他们当着太宗和魏征的面反对说：“夏、商、周以后，人情越来越奸诈虚伪，所以秦朝使用严刑峻法，汉代又参用威势权术。都是想进行教化而情势不允许，哪里是不想进行教化呢？魏征所言，完全是书生之见，如果听信他那些不识时务不切实际的话，必然会导致国家的衰败和混乱。”封德彝等人的话如此刺耳，年轻的魏征没有让步，他反驳说：“五帝三王，并没有更换人民去进行教化。推行帝道则称帝天下，推行王道则称王天下，都是根据当时所治理的百姓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化罢了。读一读古史，就可以清楚了。过去黄帝与蚩尤打了七十多次仗，战乱真够严重了，但胜利之后，天下便很快太平了。九黎发动叛乱，颛顼征讨，征服之后，也没有失去太平的景象。夏桀残暴失德，商汤把他放逐，而商汤也很快进入太平时代。纣王是无道之君，周武王讨伐他，到周成王时也天下太平。如果说人性越来越虚伪奸诈，失去了纯朴的德性，那么到了现在应该全都变成了鬼魅，哪里还能加以统治而进行教化呢？”封德彝等人辩不过魏征，但都说实行德治教化不行。《贞观政要》中将这场辩论放在贞观七年（633），“七”字当为“元”字之误，因为封德彝死于贞观元年（627），所以这件事必定发生在贞观元年。
在这场辩论中，魏征是少数派，与封德彝等人相比，他又是年轻的一代。太宗没有接受多数人实行霸道的主张，而采纳了年轻的魏征“圣哲施化”的政治方针。太宗说：“我看自古以来用仁义治理天下的帝王，统治的时间就长久；用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的，虽然能整治一时的动乱，失败灭亡来得也快。这些既然是前代帝王的经验教训，足以作为我们的借鉴。现在我要专以仁义诚信治理天下，希望革除近世以来人情虚伪奸诈之风。”这是太宗决心推行仁政的政治宣言，也是贞观之初经过君臣反复讨论而最终得出的结论。此后数年间，太宗力行不倦，努力贯彻执行这一大政方针，结果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宁，国力强盛，先后击灭突厥和吐谷浑，实现了天下大治。太宗对贞观初年的这场讨论印象非常深刻，几年后他向大臣们回忆说：“贞观初年，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人人都有不同的见解，但大家都说当今不可实行帝道、王道，只有魏征鼓励我推行王道，实行仁政。我听从了他的意见，没过几年，遂致国家安定，远夷宾服。自古以来，突厥就是中原的强敌，现在他们的酋长挎着刀为我做卫士，他们的部落都穿起了汉人的衣服，接受了汉化。我成就如此功业，都是魏征的功劳。”他很感谢魏征的出谋献策，所以又回过头来告诉魏征说：“玉石虽然有美好的材质，夹杂在石头中间，不被良好的工匠雕琢研磨，跟瓦砾没有区别；如果遇到良好的工匠，它就成为流传万世的国宝。我虽然没有美好的材质，却因为得到你的切磋琢磨，烦劳你用仁义来约束我，用道德来弘扬我的品质，使我成就了这么大的功业，你也足以被称作良好的工匠了。”
古人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太宗开创了贞观治世的局面，为大唐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从心理上说，这却是从忧危恐惧开始的。贞观初年太宗忧世不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心理驱使他孜孜不倦地探求治国安民的方略，终于在君臣切磋中找到了治世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