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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以太子身份监国，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最高统治权，他便开始向朝廷大臣和天下百姓展示新的最高统治者的风采。他先安排了新的东宫官属人选，接着便命放养禁苑所养鹰犬，取消各地对朝廷的贡奉。鹰犬是皇帝畋猎用物，而畋猎是皇帝荒废政务的表现；那些贡奉都是各地珍异物产，贡奉这些物产总是浪费地方上大量人力物力。太子又召集文武百官到朝廷议事，听取他们对于治理国家的意见。太子不崇耳目之娱，不尚驰猎游赏，体察下情，勤心政事，作风严谨，政令简易清肃，立刻赢得了朝廷内外的欣悦和拥戴。
尽管朝廷发布了大赦令，建成、元吉余党流散藏匿于各地，仍然惶恐不安。地方上那些投机取巧的人纷纷告发并捕捉他们以邀功请赏。为了进一步解除余党的思想顾虑，消除由此引起的不安，太子采纳王珪的建议，下令不许追究和告发，这是朝廷第一次以李世民的名义向地方上发布有关前太子余党的新政策。
高祖已降手诏给裴寂等人，明确表示了退位为太上皇的意图，朝廷便开始为太子登基做准备。朝廷人事做了新的调整，适应李世民即位的新的朝廷组织已经形成。因为李渊即将退位，他的命令不再称诏，而改称为“制”，仍由李渊下制，传位于太子。李世民辞让了一番，便于八月九日即帝位，正式走上政治前台。
新天子即位，照例派大臣到南郊祭天，并大赦天下。根据太宗即位大赦诏书，武德九年（626）八月九日黎明以前，不论罪行轻重，不管是已经发现的，还是没有发现的罪犯，以及监狱里在押的囚徒，全部免罪释放。从武德元年（618）以来，流放配军的罪人全部放还。所有官员的爵位都晋升一级，五品以上的官员没有封爵采邑的，封为开国男；六品以下官员的品阶各升一级。关中地区和蒲、芮、虞、秦、陕、鼎六州百姓免两年租调；全国百姓都免除一年的徭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赐给二石米，五段绵帛；百岁以上的老人，赐给四石米，十段绵帛；按惯例都给一个名义上的官职，以表示对老人的尊敬。孤寡老人、失去父母的儿童和没有亲人赡养的人都要根据困难情况给予救济。朝廷征召那些以孝敬长辈、品行优良而闻名乡里的人到京，加以表彰和提拔。州府应将那些义士、节妇的名字上报，在他们门上挂上光荣匾。那些有声望、有学问、敢于批评社会不良现象和勇于向朝廷提出建议的人，地方要推荐到朝廷来，并附上荐举状。
考虑到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之党有人逃匿，朝廷限期令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的人自首，不自首者将治罪，并将时间宽限到三个月。重申不允许告发大赦以前的罪过，告发者以所告发的罪处治。
大赦令体现了新天子的体恤下情、宽仁厚爱，普天之下，俱沐皇恩。
太宗初即位，便着手解决那些不便于民的社会弊端。当时，为了禁止金银绫绢等贵重物品的私下交易活动，沿黄河各津要关口都设立了关卡，禁令很严，限制了各地人民正常的交通贸易往来，是百姓们意见最大的一个热点问题。太宗下诏撤销沿河各关口的守务，制止路霸行为。诏文说：“国家设立关卡的地方，都是交通要道。它的目的是禁止坏人的犯罪违法活动，并不允许侵害百姓。但是多年来，禁令防备越来越严，这不是安定人民招徕外商的好办法。潼关以东沿黄河两岸的关卡应全部废除；按照过去规定，金银绫绢等不能出入关卡，今后不再禁止。”这对促进商业贸易活动是一项积极的措施。诏书于八月十七日发布。
同一天，太宗下诏释放掖庭宫女三千人。封建时代，为了满足最高统治者的荒淫腐化生活，朝廷总是在全国范围内广选美女，以充皇帝后宫。李渊晚年，“多内宠”，妃嫔众多，史书记载，仅那些妃嫔们所生的“小王”就有二十多人。宫女奴仆更是不计其数。在太宗这次释放后，大臣张玄素后来还说其数尚多。这也是高祖时弊政之一。太宗诏书严厉斥责了这种奢淫行为。太宗说：“如今我继承了皇位，决心像父母一样抚育天下百姓，克制自己的欲求，励精图治。但我看到后宫掖庭，人数很多。我担心这些女子长久地离开亲人，受幽闭之苦。所以现在遣散她们，让她们都回到亲人那里去，任随她们婚配嫁人。”
从即位当天到这年年底，新天子十分操劳。他很明智果断地处理了纷至沓来的一系列具体事务。处理这些事务，表现了太宗的远见卓识和才干，他的史臣对他这几个月所做的主要工作作了具体的记载。
九月初一，结盟而还的突厥颉利可汗派人献给太宗三千匹马，一万只羊。太宗没有接受。他要求颉利可汗把所掳掠的中国百姓归还唐朝。一年前，唐军与突厥交战，失利，中书侍郎、行军长史温彦博为突厥俘虏。突厥知道温彦博为唐朝廷要员，想从他那里知道唐军兵力、粮草情况，温彦博拒绝回答，突厥就把他押解到阴山。现在太宗指名要突厥放温彦博回朝。这件事表明，新天子不看重羊马财货，重视的是人才和百姓。
虽然突厥一再表示友好的态度，但太宗却没有放松警惕。刚即位没几天，他就请各禁卫军将领和禁军兵士到显德殿院子里练习射箭，他告诫将士们：“忘战必危！自古以来，北方的戎狄就不断侵扰中原。最令人担心的是边境稍微安静，做皇帝就放松戒备，追求游乐，忘记了战争的威胁，因此敌人一旦打来，就没有办法抵御。现在我不派你们从事力役，干一些挖池、筑苑的活，而让你们专门练武，习射弓箭。朝廷上无事时，我亲自做你们的教练；突厥来犯时，就做你们的统帅。希望能有效地抗击来犯之敌，使唐朝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他每天请好几百人在显德殿庭院进行教练，亲临现场，测试众人的箭法，对射中次数多的人加以奖赏，军官则给以上等的考评成绩。大臣们纷纷劝谏，说：“法律规定，挟带兵器到皇帝住所的人要处以绞刑，就是担心有人刺杀至尊。现在让兵卒们在陛下身边弯弓射箭，陛下身处士卒中间，万一有亡命之徒暗中行刺，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就会危及社稷的安危，陛下要为国家着想啊！”韩州刺史封同人听说这件事，情急之下，诈乘驿马到朝廷，情真意切地劝阻太宗。太宗不听，说：“帝王视四海如一家，我把四境之内的百姓都看作我的子女，对天下百姓都推心置腹，何必对侍卫我的卫士们妄加猜疑呢？”皇帝的恩信极大地鼓励了卫士们，他们刻苦训练，几年内都成为勇敢善战的勇士。
太宗对跟随自己东征西讨和夺取皇位立下大功的人进行封赏。九月二十四日，他当众为长孙无忌等人论功封爵，量定封邑。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侯君集等都得到分封。太宗派陈叔达在大殿台阶下唱名宣布。然后问道：“我论功行赏，恐怕不一定都很妥当。如有不当，可以自己提出来。”于是诸将争功，吵吵嚷嚷。太宗的从叔淮安王李神通感到委屈，他说：“太上皇在晋阳起兵，我在关西最先响应，多年来出生入死。房玄龄、杜如晦等文人儒士，现在却功居第一，我心里不服气。”太宗回答说：“当义旗初起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叔父虽然最先起兵，也是为了自谋避祸，又不曾亲临战阵。山东没有平定时，你受命出征，窦建德南犯，你全军覆没；刘黑闼第二次作乱，你的部队又望风溃逃。现在论功行赏，房玄龄等人有运筹帷幄安定社稷之大功。正像汉代的萧何，虽然并没有在前线血战，但他辅助汉高祖，指挥筹划，却是汉朝第一功臣。叔父是我的至亲，我什么都舍得送给你，却不能因缘私情，滥加封赏。”本来将军邱师利等人都自以为功大，对朝廷封赏不满，打算上诉，现在看到李神通理屈，互相告诫说：“陛下如此公平地行赏，对亲属也不偏爱，我们更不应该妄自上诉了。”于是诸将心悦诚服。
这种不私其亲的原则还表现在对秦府旧僚的待遇上。房玄龄曾告诉太宗说，秦府旧僚没有得到提拔的，都有怨言，他们说：“我们侍奉秦王这么多年，现在提拔任命，我们反而在前东宫和齐府的人之后。”太宗立刻严厉批评了这种论调，他说：“做帝王的最公正无私，所以天下人才倾心爱戴。我和你们每日吃的粮食和穿的衣服，都取之于百姓，所以设官分职，都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应当选拔和任用那些贤明而有才干的人做官，岂能不问贤愚，就先任用旧僚，而后用新人。如果新人贤明，旧僚却行为不端，难道能舍弃新人而任用旧僚吗？任用官员不管他是否贤明，只说旧僚不满，不符合朝廷处理政务的原则。”
“示天下以至公”，还表现在处理皇亲的待遇上。过去，李渊想提高宗室地位以镇抚天下，所以与李渊同曾祖、同高祖兄弟的儿子，即便是小孩都被封王，这样的亲王达数十人之多。太宗严肃地问大臣们：“把宗室的后代都封为亲王，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吗？”封德彝回答说：“过去只有皇帝的儿子和兄弟才被封王，其余的如果不是有显赫的功劳，是没有封王的。太上皇施恩于九族，大量封宗室为王，自两汉以来亲王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爵位提高了，就要供给许多力役杂夫，恐怕这不是向天下显示公平的举措。”太宗说：“说得对！我做天子，是抚养百姓的，哪里能烦劳百姓来供养自己的亲族呢？”这年十一月，太宗把封为郡王的宗室子弟都降为县公，只有几位立过功的除外。
整治社会环境，移风易俗，也是动乱后朝廷应该着力从事的工作，因为良好的社会风俗是政治清明的重要体现。民间占卜和鬼神崇拜欺妄百姓，骗人钱财，常常令普通人家疑神疑鬼，破财毁家。政治上图谋不轨的人，也往往利用占卜淫祠蛊惑人心，煽动百姓。这是造成社会风气污浊的根源之一，也是造成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太宗下诏：“私家不许任意立祠祭祀鬼神，不合礼仪的祈祷应全部禁止。除了朝廷允许的龟易五兆等卜筮正术，其他各种各样的占卜也全部禁止。”
太宗年轻时虽也曾跟随太原张后胤学过《春秋左氏传》，其实自幼“不精学业”。他自己说：“少从戎旅，不暇读书。”他却知道文士和知识的重要。早在武德四年（621）尚为秦王时，他就开始认真读书，钻研学问。他在秦府创立了文学馆，礼聘杜如晦等海内知名文士入馆，与他们讨论文史经义，借以提高文化素养并笼络治国人才。这种切磋讨论常常进行到深夜。文学馆文士之盛，当时称“秦府十八学士”，文士入文学馆被人们羡称为“登瀛洲”。太宗即位后更加明白文治的重要性，他说：“我虽然凭借武功平天下，但最终还是要靠文治德化来治理国家。”为了继承秦府文学馆的传统，太宗在弘文殿收藏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二十多万卷，分列为甲、乙、丙、丁四部，在弘文殿旁设立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等人，以本官兼学士，让他们轮流到弘文馆值日。太宗听政之暇，请他们到内殿，与他们讨论过去的言行得失，商榷政事，常常讨论到深夜。显然这个团体是一个很有用的政治顾问班子，太宗贞观初年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聪明智慧正是从这种讨论中得来的。
天子应该树立权威，而新天子即位，最难处理的是与自恃有功的老臣的关系。起初，萧瑀向高祖推荐了封德彝，高祖任命封德彝为中书令。太宗即位，萧瑀任左仆射，封德彝任右仆射。萧瑀是一位耿直的人，封德彝却很诡诈。常常是两人事先商定的事情，封德彝在太宗面前又变卦。两人因此发生了嫌隙。这时房玄龄和杜如晦为太宗所亲重，执掌朝政，这两个人都亲近封德彝而疏远萧瑀。萧瑀心里愤恨不平，上疏论争，因为言辞不够恭敬，惹火了太宗。正好萧瑀和陈叔达又当着太宗的面大声争吵，萧、陈二位都是高祖朝旧相，在当年的皇位争夺中都支持过太宗，显然他们都以老臣身份在年轻天子面前倚老卖老，太宗觉得这太不成体统，于是他以“不敬”的罪名，把萧、陈二位都免了职。
太宗即位之初，在处理跟老百姓有关的事务上，表现出求真务实的态度，反对搞花架子。民部尚书裴矩上奏，请求对遭受突厥抢掠的百姓进行赈济，每户补助一匹绢。太宗说：“我以诚信对待百姓，不想空有救济百姓之名而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户有大小，难道不论人口多少，都一样颁赐吗？”于是根据太宗的旨意，朝廷以人口为标准，救济由于突厥侵扰而蒙受损失的百姓。显然太宗的行为更切合实际。
历来统治者总是称犯上作乱的百姓为“盗”，太宗对此有自己看法。一次，他跟大臣们讨论如何消除“盗贼”，有人请用严刑峻法来禁止，太宗不以为然，他对持此论者投以讥笑，说：“百姓之所以为‘盗’，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交迫，所以才不顾廉耻，铤而走险。我们应该节省费用，破除奢侈之风，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选拔廉洁的官吏，使百姓有吃用不尽的东西，那时老百姓自然不会违法犯罪，哪里用得着严刑峻法？”
太宗把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百姓一样看作自己的子民。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称僚人叛乱，请求发兵进剿。太宗说：“僚人依靠山林险阻，偶尔出来干些违法的事，历来如此；州县官如果能向他们讲信用，施恩于他们，他们自然顺服。怎么能轻易动用大军进行镇压呢？俘获其百姓，把他们比作禽兽，哪里是为民父母的人应有的思想呢？”所以他最终没有同意窦轨用兵的意见。
太宗还表现出闻过即改、从善如流的优良品格。他经常把魏征请入自己的寝宫，听魏征评论朝廷施政的得失。魏征知无不言，太宗都高兴地接受采纳。太宗曾派人到各地征兵，封德彝建议：“中男虽然还不到十八岁，那些身高体壮的人也可以征发。”太宗采纳了封德彝的建议。诏敕传到魏征那里，魏征不肯在诏敕上签字，于是又退回太宗手里。太宗批复下来，魏征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这道诏敕反复传递了四次，魏征坚决不肯签署。太宗一时大怒，把魏征召进来，责备他说：“那些身材高大的所谓‘中男’，都是成年的奸民诈冒的，目的是躲避兵役。征发他们有什么不好？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征回答说：“军队在于统率得法，不在人数众多。陛下征发那些成年的男子，按照兵法统率他们，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大量地征发那些不到成年年龄的孩子去充数呢？既然规定不到成年年龄不服兵役，那么征发中男当兵就是失信。陛下常说要以诚信统治天下百姓，想使官吏、百姓都无欺诈行为。可是现在即位不久，已经多次失信于民了。”太宗听了，十分吃惊，问：“我哪里失信了？”魏征指出：“陛下初即位，下诏说：‘百姓积欠国家的租赋，全部免除’。官吏们以为欠秦府官衙的，不是国家租赋，依旧催促百姓偿还。陛下从秦王升为天子，王府之物不是国家财物又是什么呢？陛下还说过：‘关中地区免除两年的租调，关外免一年的徭役’。可是不久又下敕说：‘已经服了劳役和已经交纳了租调的，从明年开始依旧交纳’。散还之后又征收，百姓就不能不感到奇怪了。现在已经征收了百姓租调，又征发他们当兵，那么从明年开始又是什么呢？而且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地方官员，平常亲自接见他们，把大权交给他们，而涉及征兵的事又怀疑他们欺诈，这难道是以诚信治理天下吗？”魏征一口气指出太宗这么多失误，太宗没生气，反而高兴地说：“起初我以为你固执，认为你不懂行政事务。现在听你议论起治国的道理，发现你实在道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如果皇帝发号施令却不讲信用，那么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国家怎么能治理好呢？我的过错实在太大了！”于是取消了征发“中男”的敕令，并赐魏征一口金瓮作为奖励。
太宗很虚心地听取臣下的意见。他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很有名，召见他，问他皇帝处理政务的原则。张玄素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说：“隋朝的皇帝喜欢自己独揽政务，不信任大臣，大臣们都害怕，只知道接受皇帝的命令去执行，没有人敢违抗。以一个人的智慧去处理天下繁杂的事务，即便是得与失各占一半，谬误就不少了。臣下阿谀奉承，皇帝受到蒙蔽，国家不灭亡还等什么呢？陛下如果能谨慎地任用大臣，让他们分担朝廷事务，高居皇位考察他们的成败，然后加以处罚或奖赏，哪里还用得着担心国家治理不好？还有，隋末乱离，依我看真正是想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个人，其余的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父老乡亲和妻子儿女，盼望有贤明的国君而归服呢。这就可以知道，思乱的百姓很少，只是做皇帝的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这种舍弃做具体事务而总揽大纲的原则正是皇帝为政的要诀，对于即位不久尚缺乏统治经验的太宗来说，极具有启发性。因此，太宗认为张玄素说得好，就把他提拔为侍御史。
张蕴古向太宗上《大宝箴》，称颂古之圣人“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批评历代昏君瑶台琼室、丘糟池酒的荒淫腐化生活，认为皇上应该耳聪目明，洞察事物的萌芽状态。因此受到太宗的称赏，赐给束帛（五匹帛捆为一束，古时用为聘问、馈赠和奖励的礼物），并任命他为大理丞。
据记载，当初，天文官曾发现太白星经天，太史傅奕向李渊汇报天象说：“太白星出现在秦地分野，预示秦王当统治天下。”这话曾对李世民造成威胁。（这件事是否属实，大有疑问，很有可能是为李世民当皇帝而制造的谎言。）太宗即位，没有怪罪傅奕，还召见他，请他吃饭。太宗告诉傅奕：“你先前的上奏，差一点儿造成我的灾难。不过，凡有天象变化，你应该像过去一样报告，不要隐瞒。不要因为当初的事就害怕了。”太宗对傅奕坚决反对佛教不理解，他问傅奕：“佛教的道理深奥玄妙，你为什么偏偏不相信它呢？”傅奕回答说：“佛是外国狡诈的人，欺骗自己国家的人们。中国邪僻之人，取老庄玄谈，又以妖幻之语加以文饰，用以欺骗愚蠢的百姓，对百姓无益，对国家有害，我不是不理解它那一套，而是鄙视它，不愿意学它。”太宗听了他的话，深感他说得对。
由于太宗虚心听取臣下意见，所以臣下也敢于直言进谏。太宗担心官吏接受贿赂，暗中派左右送财物给一些官员，试探他们是否廉洁。有一位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太宗就要杀他。民部尚书裴矩进谏，他说：“作为官吏接受贿赂，论罪真该处死。但陛下派人送绢给他，他收下了。这种做法是引诱人去犯法，恐怕不符合‘用德引导，用礼约束’的原则。”太宗对裴矩的批评表示认可，高兴之余，他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告诉他们说：“裴矩能据理力争，不当面屈意顺从，如果大家事事都能做到这一点，何忧天下治理不好？”《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评价这件事说：“古人说过‘君明臣直’。裴矩在隋代是谄谀之辈，入唐却忠诚守正，这不是他的生性改变了。做皇帝的不喜欢别人的批评，那么忠臣就会变为佞臣；如果做皇帝的喜欢听直言，那么佞臣就会变成忠臣。”
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有旧仇，互相征伐。太宗派国子助教朱子奢前往三国传达太宗的旨意，劝他们和解，三国都上表表示感谢，停止了战争。
玄武门之变后的几个月，太宗的上述表现虽然都是一些具体事务，但这些事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还涉及如何处理君臣之间、君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和态度，既要针对当前的，又要考虑长远的，既要解决具体问题，又要确定处理事务的大体原则。事实证明，太宗表现得相当出色。但我们不能说他天生就是一位明君，他处事还不够老练，甚至有些失误，他是靠那些忠诚正直的大臣的帮助，才避免了错误。但这些事务的处理已经使我们初步看到了太宗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也初步显示了他作为皇帝具备了开创贞观治世的个人条件。太宗即位后，没有立即改变年号，次年正月初一之前仍沿用“武德”年号，这段时间太宗的施政是贞观之治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