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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这样一个饮食甚为挑剔的人来说，长时间在他者的社区中生活，绝对是一个巨大挑战，这个挑战强于宗教的、语言的、心理的乃至身体其他方面的一切挑战。
我看过许多国外人类学家描述异乡饮食的文章，大体而言，这些文章共同传达的信息是：一方面，能够选择人类学为志业的，大抵本身是些心灵开放、热爱冒险、勇于挑战禁忌的人，因此对诸如在韩国吃狗肉，在中国的西南山地吃飞蛾，在亚马孙森林吃虫子，乃至在非洲草原上茹毛饮血都没有太大的障碍；另一方面，就算那些在感官上未曾“脱敏”的人类学者，为了取悦当地人或获得他们的信任，也会硬着头皮吞下各种千奇百怪的食品。
相形之下，我在甘孜藏区的饮食经历可算是乏善可陈。我的田野地点主要在康定关外的木雅地区（当然时常也去甘孜各县游历），这里的日常饮食以田地和畜栏出产为主，不大会出现离奇古怪的食品。而且，由于“SK”寺庙多吉堪布的影响力，近几年村里逐渐呈现出一种清教徒的气氛，为了摆脱杀生的罪过，全村除了牛以外，一切家畜家禽都已彻底绝迹，就是这些牛，村里人也已经全部宣誓过最后要放生了。村民们的肉食之需，基本上就仰仗于邻镇的市场。我的饮食怪癖是不沾猪肉以外的一切畜禽，这样的安排简直是救我于水火。
尴尬还是不期而至。堪布时常带我四处看看，也包括去牛厂（高山牧场上）看他的表妹。牛厂的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但是妹妹看到亲爱的堪布哥哥到来，激动不已，马上洗手做羹汤，做了一锅唤作“nhaki”的东西来招待我们。所谓“nhaki”，就是把一大坨酥油煮化以后，在里面放进一种叫作“ngedu”的白色固体奶制品，将其煮成轻柔的条状，外观接近棉絮的质感，又比棉絮更实些。煮好以后，妹妹给我们各自盛了一碗，我吃了第一口就完全不知所措了，口感除了酸，就是满嘴的油乎乎。堪布倒还矜持，同来的几个小喇嘛早已吃得眉开眼笑。看着他们甘之如饴，我实在忍不住想象自己吃下去之后满世界找厕所的窘境，谁能扛得住喝油下肚呢？我考虑再三，终于还是放弃了。
Not to eat，背后隐藏着千回百转。
酥油和“ngedu”都是奶制品中的上佳之物，100斤牛奶充其量提取出5～6斤酥油或“ngedu”。因此用“nhaki”招待客人是比较罕见的，除非是贵客或最亲近的朋友。我在绒村多年，见到这样待客的场景似乎不超过10次。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幼年时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福建乡村，由于交通不便，亲戚上门是一件大事，客人刚到家时，往往要先奉上一碗点心，多半是豆腐皮、金针菇、蛏干煮成的汤，里面卧着两个荷包蛋。客人必定只象征性地吃点佐料，荷包蛋最多吃一个，讲究的客人则把两个荷包蛋都留给主人家里的娃娃。有些家长会把娃娃先赶出门，免得在桌旁候得太明显。我们家最常来的是一位姨婆和一位表姑，她们特别懂“礼”，也深受我们姐弟仨的欢迎。有一次家里来了外地的客人，好像是我父亲的大学同学，他们不明就里地把点心吃了个底朝天，我那没出息的弟弟当场就号啕大哭起来。
基于这个经验，我决定不再坚持，略为宽心地搁下了碗。由于牛厂生活艰苦，许多家庭都放弃了牦牛养殖，只在村庄里居住。现在还在高山上坚持的，多半是经济条件不太好，需要靠养殖业来补充收入的人。我放下的这一碗“nhaki”，或许正是山上的小朋友期待的。我问过特别相熟的喇嘛这类问题，他们含笑安慰我说：“是老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就不大好说。”在藏区，老人会受到更多的优待和尊重。
常年混迹在喇嘛和村民中间，我在社区里的名声不算太差。在任何情况下，比如即使有些老年人仍然保持舔碗的习惯（这个场景使得村里的年轻人有时也会对我偷偷地挤眉弄眼表示愧疚），即使明知席间的某些人患有肝炎，我都和他们共食，从无难色。我不吃他们最习以为常的牛羊，在他们看来也不难理解，就像村里大部分人不吃鱼一样，并非我的刻意挑剔。更重要的是，我和年轻人一起上过“choze”神山，要知道“choze”的难度不仅在于举行念经、更换玛尼旗处5000米的海拔，更在于通往“choze”山顶的那一条孤绝的羊肠小道，下临深渊，所有人要在凌晨两点从半山腰的“dhaka”胆战心惊地攀援而上。村里的男性在年轻时都去过“choze”神山，但到中年时，就只到“dhaka”去迎接年轻人的归来。作为一名踩在中年门槛的外来者，我的壮举被村民们誉为“比我们康巴人还得行”。
从情感上我时常受困于自己的饮食挑剔，但从理智上说，我觉得我们的观察对象也在观察我们，他们是同等程度的人类学家，对我们的各种言谈举止进行通情达理，乃至移情式的评判。To eat or not to eat，希望这不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