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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生于中国大陆，但成长于大陆、香港和台湾，因此我对中国巨大的文化差异有较为深刻的了解。甚至从我记事起，我身边似乎就一直围绕着能说多种语言，且对中国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不同风味的食物和不同风格的着装感兴趣的人，包括我的家人也是如此。
尽管我处在如此多元的生活方式中，但我还是被教育成了遵从有儒家文人特色的中国传统观念、礼仪和信仰的普通中国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老者和习俗的尊重，对学术成就崇高的追求，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都融入了我的思想里。
但是，在台湾读大学时与人类学的相遇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学宣称我们的行为、习俗甚至思考方式都是被我们所处的文化形塑的。文化本质上是人类历史上积累起来的一套被建构的符号。接受了这个假设后，我开始质疑各种价值观与信仰，甚至包括我曾拥护和珍视的思考方式的正确性和理论依据。结果是，借用缪里尔·戴门—沙因（Muriel Dimen-Schein，1977）的话来说，我“被它（人类学）关于我们的文化不是最优秀的或者唯一的生活方式，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存在的道德重视所吸引”。但由此引发的自我反省并未让我对自身的文化产生完全的拒绝；与此相反，我开始养成从客位审视自身文化的习惯，并审慎地对待我以前习以为常的事情。
人类学最终将我吸引到美国求学和教书。身处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我不仅能从客位来审视我的文化，而且还可以持续地对我自身和美国人的文化实践进行对比。我的人类学专业培训涉及以中国和美国的思考框架为背景来解释生活中的平常事件。我将我的职业带到日常生活场景中，并尝试探索人类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他们自身文化的影响。下文中的事件便是我在美国居住期间发生的，它们形成了我相关反思的基础。
我的美国文化“入会仪式”是通过我姐姐实现的。1970年我到美国前，她已在洛杉矶居住了一段时间。在机场见面时，她被我的头屑和没有剃胡须的脸惊到了。她警告我说美国人对外貌特别敏感，我应该从当天起用去屑洗发水并且每天刮胡子，虽然我并没有多少胡子。
我被她的建议搞得很疑惑。当时我已经听说过美国的反文化运动，特别是全国的校园反文化运动。从我对反文化有限的了解来看，它似乎指代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意味着某种程度上他们对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拒绝。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要在乎这种过多强调外貌的生活方式呢？我把这个问题记在心里，因为当时我认为姐姐比较传统守旧，和她争论这些也是无意义。
当时我在洛杉矶待了一个月，四处观光。我对嬉皮士聚居区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作为人类学初学者，我坚信反文化运动给了我一个研究“文化如何在有意识的改变中得以变迁”的绝佳机会。通过我粗浅的观察，嬉皮士们似乎热衷于发展一种与中产阶级观念相反的生活方式，例如：留长发且不梳理、赤脚、穿带补丁的蓝牛仔裤、在人行道上不受约束地行走等。
虽然这些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忽然意识到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有头屑的嬉皮士。某次我向一位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朋友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漫不经心地回答：“噢，是的，我们有很多人确实有头屑的问题，但我们都用去屑洗发水。”
失望吗？并不。这更加证实了我之前所持但无法论证的观点：虽然我们可能声称完全反对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但在心灵深处，我们仍无意识地实践着自己文化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几年是我学习生涯中最为有趣的经历。当时我们班有很多学生——大一时一个班大约就有三十多个，其中大多数学生都来自不同的国家，班里的美国学生也都有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生活的经历。我们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团体，经常一起组织聚会、野餐等活动。
某天课后，我们在教室里聊天。队里的人忽然提到最近老缺席的一位女同学，他说：“奇怪，我都好几天没见到那个小红头了。”
小红头？我对这种称呼很陌生。他怎么能用如此奇怪的方式来称呼别人呢？这个人真的是红头发吗？难道我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到她的红头发？我仔细环顾教室才发现我的同学们确实都有着不同的发型和发色，而之前我却从未注意到此事。
美国人常把人的头发进行分类，并用不同的分类属性作为参照系统。这个发现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中国人不会用头发来指代别人，因为除了老年人和秃子外，每个中国人都是深色直发。因为中国人的头发只有细微的差别，所以中国人几乎没有一个准确的根据头发特点进行人群分类的概念体系，中国人倾向于完全忽视这个外貌特征。
来美国前曾发生过一件令我费解的事。1969年，我与加林教授及其夫人在台北研究城市移民。某天我父亲来看望我，并与加林教授聊天。因为我父亲不会说英语而且他的普通话有加林教授听不懂的口音，所以我不得不在他们的聊天中扮演翻译的角色。当我父亲跟我说需要翻译的话时，我注意到他用的是台湾的本土语言台语（闽南话），而非我们常用的普通话或广东话。虽然我与父亲都能说流利的台语，但我们从未在面对面的私人聊天中使用过台语。
我委婉地提醒父亲没必要用这种特殊的语言，因为加林教授并不是台湾人而且他也是通过我来与加林教授对话。我的建议毫无作用，父亲继续对我说台语。经过几次反对后，我决定忽略它，心想可能是由于父亲和“洋鬼子”聊天太过兴奋。
当我在密歇根读书时，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这让我忆起了从前的疑惑。某天我正在加林夫妇家，碰巧另一位教授来访，他带了一位奥地利朋友。当时已到下午，在加林夫妇的邀请下，我们决定留下共度晚餐。就餐时，加林教授与这位奥地利朋友聊天，忽然，他对这位奥地利人说了中文。他说：“请来，不客气。”字面意思是“请自便，别客气”。加林教授并未意识到这个口误，之后继续用英语聊天。
从这两件小事我推理出人的认知很可能是在几个不同的层面运行。第一个有可能是最“本能的”认知层面，它涉及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习得的第一语言、亲密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概念。之后是第二和第三层，这两个层次涉及他文化的知识主体。当遇到一位不属于第一认知层的人后，人们很有可能立即会将他们的第二或第三认知系统投射到这个人身上，并认为这样更符合情况。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当我们见到一位学习西班牙语的学生尝试用西班牙语与日本游客沟通时就不会觉得异常了！
中国人有个习俗是新近认识的朋友在分开时会说一些吉祥话，诸如恭喜发财、事业有成或学业有成、旅途顺利等。在传统中国社会，婚姻都是父母包办，因此当某人见到一对恩爱有加的情侣时，便会很自然地祝愿他们“早日完婚”，意思是这对情侣会说服他们的父母接受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里使用这类表达可能会引起问题。
某次我受邀参加一个聚会，一对美国情侣邀请了他们的另一对情侣朋友和几位中国学生。他们将我们介绍给主人的妹妹和她的男友——两人是大学同学且已同居了一段时间。他们相信彼此的情感依恋但表达了对婚姻意义的怀疑：“我们更加喜欢我们现在的方式。”那个年轻小伙子说：“如果两个人真的彼此相爱，没有必要一定要用具有社会惩罚性的契约将他们绑在一起。”
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一名中国学生走近那对年轻情侣，习惯性地说：“祝你们早日完婚！”
他大概并非真正地想祝他们早日成婚，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说了些什么。这对年轻情侣的反应自然不必说。那个年轻小伙子张开嘴，露出吃惊的表情。年轻女孩红着脸反抗说：“但我们并不相信婚姻啊！”
美国文化中我始终无法欣赏的便是食物。成长于一种具有多种食材和菜系的文化中，我认为美国的食物非常单调。最糟糕的是当我吃美式饭菜时很快就会有饱腹感，有时甚至刚吃完沙拉就已经饱了，但只用过一小会儿就又饿了。
起初我认为这种现象只发生在我身上，原因可能是我不太爱好美式饭菜，所以每顿都吃得不多。我坚信中餐的味道比其他所有饭菜都好吃，也从未想过假如美国人吃中餐也会有与我相同的问题。
某次我与妻子邀请了几位同事共进晚餐。我们聊天的话题不知如何转到了不同文化的饮食烹饪上。我开玩笑地评论说，虽然我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但我的胃口与我的学术能力一点都不匹配。我告诉了他们关于我吃美式餐饮会出现的奇怪问题，也告诉了他们我认为的引起这个问题的可能原因。听罢，其中一位同事笑了起来：“这也正是我来你家吃晚餐的问题，虽然我现在已经很饱了，但在我回到家之前肯定就已经又饿了。我以前一直以为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中国菜奇怪的味道！”我非常吃惊地发现同样的问题居然也困扰着别人。
这种跨文化的饮食问题令我十分困惑，或许饮食的口味并非问题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来对比美国与中国饮食的差异，我开始意识到食物多样性和成分才是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中餐里含有许多带淀粉的食物，比如米饭、豆类制品和蔬菜等，而美国饮食则含有更多的肉组织。当进餐时，人类的消化系统更期待消化某种文化习惯性使用的食物。当人的身体对某类食物的配额饱和后便会感到肚子饱了，但对其他没有达到配额度的食品便会感到饥饿。
因此，可能我们所有人在食用跨文化食物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人类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支撑一种生活方式，指示人类的行为，为文化社区内的成员提供因果逻辑。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坚守自身的文化准则，所以不能理解或欣赏其他的生活方式。想要消除阻碍跨文化相互理解的文化偏见是很难的。甚至对于声称实施客观研究人类文化的人类学家来说，类似的偏见也存在，因为和其他任何人类一样，我们都是我们自身独特文化的产物。虽然人类学家有功于书写大量描述“他文化”的文献，但或许我们还需要做更多。他文化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面从具有文化制约的人类层面来审视自身文化的镜子。我们需要像审视我们研究的文化那样来审视自身的思考方式、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持续性的自我反省，实现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理解文化更深层次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