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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60年代是陆文夫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主要作品有《荣誉》《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葛师傅》《二遇周泰》《介绍》以及“工厂系列”等，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从这些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品质看，陆文夫早期创作就如同当时的文坛主流作家一样，传承着“五四”文学的精神血脉和气质，作品的文学艺术性在满足思想倾向和探索性的前提下，得以艰难地展现，至少保证了小说的主要艺术功能：叙事性和抒情性。陆文夫从第一篇反映农村赌博的小说《赌鬼》投稿失败开始，就自觉规避了这一类纯现实和直接暴露社会落后阴暗面的小说题材，主动关注和歌颂新人新事，寻找创作线索；1957年的“探求者”事件，他和同伴们满腔热忱地竖起文学“干预生活”的旗帜，准备从理论到实践大干一场，可惜遭遇政治风暴半路夭折；1964年之前的文坛空气短暂复苏期，他结合劳动感受写作了“工厂系列”小说。本阶段小说的创作艺术，如果要形象描述的话，接近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一类，以梦幻般高涨的颂歌情绪，扫描生产劳动的火热场景，对历史某个瞬间的把握，对生活某个视角的投射，寻求从生活横断面中去感受普通劳动者的光芒，在相对单一的审美规范下，努力扩张艺术抒情脉络和美学情调，在主流文学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场景的号召下，较大地丰富了单一创作模式下短篇小说的表现能力和审美维度。他的这种尝试得到茅盾、巴金等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鼓励，彼时文艺延续战时思维，要求文学作品吹响现实生活号角和为时代精神鼓与呼，特别强调文学承担社会教育职能和鼓舞士气等功利目的，陆文夫能有这样执着的艺术追求和创作实践是难能可贵的，其创作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当然，其作品的局限性同样也是很明显的。
与新中国的多数作家一样，陆文夫初入文坛是以短篇小说开始的，虽然他起手较高，还是带着时代的特征，从1953年未发表的处女作《赌鬼》（出版时更名为《移风》），以及在巴金主编的《文艺月报》1955年第2期上发表的《荣誉》等都可以看出。王世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评论道：“《荣誉》是反映工业题材方面的较好的短篇小说之一，它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作者不是从政策条文的概念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的。在研究生活，提出新问题这点上，有宝贵的地方。”记者出身的陆文夫一出手就讽喻某些沽名钓誉的现象，讴歌心灵纯美的青年工人，小小干预了一下生活。一般都认为短篇小说《荣誉》是处女作，但是，陆文夫开始创作应该更早，包括一些新闻速写和故事。据梅汝恺回忆，他当时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1954年的某一天，“我打开一封信，一看那上面的字就很有意思——全是歪的，斜的，就好像部队里的列队一样，插在那。再看里面的故事，写的是太湖游击队的事，十多个故事在一起，文字很干净，描写很传神，故事很精彩”
。这十个故事是陆文夫真正的处女作。很快，一本署名陆文夫的故事小册子出版了，这就是195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故事集《冲山二十日》，这些故事初步展现了陆文夫构思情节的技巧和运用语言的才华。但是，2006年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陆文夫文集》并未收录。陆文夫早期的试笔，已表现出关注社会热点，干预生活的倾向，探求风范，初露端倪。
《荣誉》使陆文夫收获了江苏省首届文艺创作奖，这标志着他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并在文坛崭露头角。初登文坛，陆文夫笔耕不停，因为他的采访笔记本和脑子里沉淀着大堆的故事和典型，等待他开掘。《健谈客》《公民》《只准两天》等十来个短篇倾泻而出，大多是写劳模、技术员等形象。短篇小说《小巷深处》，在1956年第10期的《萌芽》上发表，引起轰动，陆文夫一举成名。《1956年全国短篇小说选》收入该小说，后来很多当代文学史教材把它归入“百花文艺”一类的代表作，纪念那个特殊时代难得鲜活的文思。
庆幸的是，刚出道几年，陆文夫就赶上了1956年3月15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繁荣创作，鼓励创作，积极培养青年作家，扩大创作队伍，反对限制和排斥青年从事业余创作的宗派主义态度和粗暴作风”。这次会议无疑是对全国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们极大的鼓励。为筹备此次会议，中国作协、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单位共同组成了以老舍为主任、刘白羽为副主任、公木为秘书长的筹备委员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会接见了与会者，并代表中央讲话。刘白羽致开幕词，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做报告，老舍、周扬、茅盾等在会上做专题报告。会议规格之高，由此可见。陆文夫出席会议且担任华东小说组的副组长，因此结识了全国一批文坛新秀，也意味着他走向了文坛的风口浪尖。出席此次会议的邓友梅、刘绍棠、徐怀中、玛拉沁夫、从维熙、林斤澜、陆柱国等代表，日后都成为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
50年代直至70年代的亲历者都知道彼时政治运动不断，其中较著名的有“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成为生活“常态”，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如何表现社会，如何表现这些运动，就成了作家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面对写什么和怎样写问题，在清一色的主题写作环境中，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作品，成为艺术创作的另类。
时间来到了1957年，这一年，对于中国作家，特别是部分江苏青年作家来说是灾难年，可谓上了阎王爷的黑名单，生死簿上被打了勾勾似的在劫难逃。而陆文夫的文学创作事业，是与1957年的“探求者”社团纠缠在一起的，难以挣脱厄运。其实陆文夫的命运遭际，折射出了一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的苦苦探求与人生遭遇。
所谓的“探求者”社团是指1957年5、6月间，陆文夫与江苏的几位青年作家高晓声、艾煊、梅汝恺、方之、叶至诚、陈椿年、曾华等策划筹办“同人刊物”——《探求者》月刊，并以这个并没有出生的刊物为“轴心”而形成的一个松散的文学创作“群体”。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的“探求者”社团短暂得连昙花都不是，在文学史上并不具有流派意义。然而“探求者”同人的结社主张和行动，在20世纪中期，依然具有标本意义。因为这个文学事件，充分显示了新政权建立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以文学名义对道义的主动担当。20世纪成立文学社团、创办“同人刊物”的风气之盛，莫过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而所谓“同人刊物”，多指文人们因信仰、志趣、文艺观相近而自愿合作办起来的非官方刊物，这种刊物一般不需要“编制”，“同人”自筹经费，不需要政府拨款，编辑和作者大都是尽义务，实行轮流编辑，容易形成各自的风格和特点。同人刊物在民国时期最流行，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民间刊物”。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等也就是“同人社团”。“自主交流、自由创作”是同人刊物的重要特点。但1949年以后，各级“机关刊物”取代了“同人刊物”，虽然在法理上公民获得了结社、出版的自由，新时代也诞生了著名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但只是因为地理和文风的近似，由文学史撰写者归纳出来的象征性流派，并非真正意义的文学社团。
陆文夫与其他江苏青年作家一起成立“探求者”社团，则是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合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家们感动于“新纪元”的开始，真诚地歌颂着新社会，但是随着政治思想水平的逐步提高，随着对社会生活了解的逐步深入，大家开始认识到，我们这个社会毕竟建立不久，还残留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痕迹，我们如何建成社会主义还缺乏经验。因此，生活中出现了各种各样亟待解决的问题，究竟怎样去正确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进行探索。“当时的文艺刊物都是千人一面，发表的作品也都是大同小异，要改变此种状况，吾等义不容辞，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
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鼓励文艺界工作者“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可以运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这种从上而下的号召无疑让一代知识分子们热血沸腾。而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不少社会问题渐渐浮出水面。而1957年2、3月，中国作协理事会、中宣部在北京召开了文艺工作会议，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当时的文学界权威人士都在会上讲了话，主旨是建立文学创作队伍，努力发展文艺创作。周扬强调：历史上，尤其是“五四”以后，文艺家们都欢喜结社，欢喜出版同人刊物，这是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文艺政策与气候的双重春光融融，使文艺工作者们都有些陶醉，与此同时，1956年末1957年初，“写真实”和“干预生活”已成为两大创作主题。在此大气候的客观环境与陆文夫们的主观谋求下，“探求者”结社经过一段时间酝酿也就箭在弦上了。
1957年春，江苏省文联成立创作组，在创作上稍有成就的人都被组织了进来。陆文夫与高晓声等被调入从事专业创作，成为首批十一个专业作家。这样一帮年轻作家的命运也就有了关联的可能。据“探求者”成员之一的陈椿年回忆：
叶至诚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指导员，兼省文联创作室副主任，住在南京杨公井的锡剧团宿舍中。高晓声是省文联创作组成员，也住在锡剧团宿舍中。我住在湖南路的省文联宿舍内，和他们相距遥远。约5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去看望他们，三人一道神聊，东拉西扯之中叶至诚谈起解放以前他帮忙办《中学生》杂志的事。也是在那次聊天中，我提出：“那么咱们就来办它一个同人刊物怎么样？”约6月初，叶至诚忽然通知我：明天下午去我家，大家聚一聚。这里的“我家”，就是南京杨公井锡剧团。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叶、高、方、陆、梅汝恺先生、鄙人，曾华是否在场我记不清了，此外还有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位或两位，我也记不清是谁了。聚会由叶至诚作开场白，说了同人刊物取名“探求者”的事，说要办成一本正而八经的文学月刊，末了公推高晓声和陆文夫起草《启事》和《章程》。
而据时任江苏省文联《雨花》杂志小说组专业作家的陆文夫回忆说：
我和方之、叶至诚、高晓声聚到了一起，四个人一见如故，坐下来便纵论文艺界的天下大事，觉得当时的文艺刊物都是千人一面，发表的作品也都是大同小异，要改变此种状况，吾等义不容辞，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便由高晓声起草了一个《启事》，阐明《探求者》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由我起草了组织《章程》，并四处发展同人，拖人落水。我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那是1957年6月6日。
后来叶至诚、高晓声、方之、陈椿年也和省文联党组负责人谈过，负责人劝他们别正儿八经地另外搞文学杂志，可以在《江苏文化报》上辟出整版的篇幅，一周一期，让他们搞这个同人专栏。但方之和高晓声都激烈反对，最后作罢。再后来几个人还找当时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谈过。“谈完了，在回途中又公推我执笔成文，在《雨花》上发表。于是，七月号的《雨花》上就出现了四人署名的《意见与希望》。”
“探求者”社团于6月6日“成立”，7月号《雨花》上发表了叶至诚、高晓声、方之和陈椿年四人署名的《意见与希望》，也算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探求者”的文学理念是“干预现实”；具体目标是“形成流派”；途径“不是先形成流派再来办杂志，而是用办杂志来逐步形成流派”
。
时运不济，几乎与“探求者”成立的同时，反对“右派”分子进攻的运动又开始了。1957年8月12日《探求者》被升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这年的10月号《雨花》上刊登了“探求者”的《启事》和《章程》，但这是作为全省文教系统“反右”的靶子，作为批评材料发布的，“探求者”们已经无力回天了。随后《人民日报》转载了《章程》和《启事》，“探求者”从江苏到全国，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据说，“探求者”的《章程》《启事》是文艺界唯一的一份形诸文字的“反党”纲领。
与“探求者”同人乃至全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陆文夫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发生在这一年的国家政治事件改变了太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个体、家庭的命运，尤其是“探求者”们的人生与命运。陆文夫因参与“反党集团”——“探求者”的结社与策划活动受到审查，但比起划为“右派分子”的同类（如高晓声），他是幸运的，在政治身份上内定为“中右”，只受到记过降级处分，回苏州进了阊门外一家机床厂做车工。由于他真心实意向工人们学习，先后四次被评为优秀学员、先进工作者和技术革新能手，并光荣地成为三级车工，看起来适应得很好。然而在内心，陆文夫是极度苦闷的，因为彷徨疑惑，他爱上了酒，他说：不期到了二十九岁，碰上了“反右派”，批判、检查，国庆节也向壁而坐，不能回家。大街上充满了节日气氛，房间里却死一般的沉寂，一时间百感交集，算啦，不如买点酒来喝喝吧，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1960年夏，全国迎来短暂的文艺复苏，陆文夫被召回江苏省文联创作组，再次做起了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人民文学》1961年1、2期合刊上的短篇小说《葛师傅》，1963年第1期的《二遇周泰》。这期间，陆文夫顶着沉重的压力，谨小慎微地创作起了工业题材小说，陆续完成《没有想到》《介绍》《对头星》等十二篇工厂系列小说，1964年的《双手致意》是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
然而，短暂的文艺复苏并没有能让探求者们挣扎多久，在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陆文夫们再被批判，老账新账一起算，比1957年更猛烈，一些当权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坛上有名的“探求者”事件的“反党”分子重登文坛，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并认为陆文夫给茅盾回信中将“探求者”一案的处理结论下放劳动，大而化之说成是下工厂体验生活，这就是翻案。此次批判历时半年。许多报纸都发表了批判文章。陆文夫实在想不通文坛这种翻手云覆手雨的做派，有些狠批他的人正是曾经写文章恭维过他的人，看清那些变色龙的嘴脸后，他感到一种幻灭，差点儿要从南京灵谷寺塔上跳下去，但想到家庭、妻女才断了轻生之念。
1965年夏，陆文夫回机关听了审查结论：此人不宜从事文艺工作，调离原单位，另行分配工作。陆文夫的罪名是“反党”和“翻案”，彻底逐出文艺界，永远不予起用，长期到工厂劳动。1965年10月，他被下放到了苏纶纱厂，凭着1957年在苏州机床厂学到的车工底子，又自学了修车技术，连机器的故障都能听得出。陆文夫安心做保全工修机器，为女工们业余磨车刀、菜刀和剪刀，试图用劳动与汗水抚平内心的创伤。关于这段艰难苦闷的生活，作家宋词有记载说：
一年后的春节前，经农场政治处批准，我请假回南京医病，先到上海与已离婚情未断的前妻相会，她姐姐家不能留，旅馆不敢住，年初二同到苏州老陆家，于是有了《初二夜大醉》那首七律。诗注中记下当时情景：余去铁瓶巷文夫家，至楼下，锦锦在踢毽，欢呼一声宋叔叔，余甚感动。故友重逢，同在难中，倍感亲切。傍晚，前妻也至。余从沪带来五粮液，与文夫痛饮。一年来种种遭遇，所受苦难折磨，尽情倾吐。饮至深夜，余与文夫皆大醉，啼哭不止。毓柔扶文夫，前妻扶余，声声劝慰。是夜与前妻同宿文夫家亭子间。
1966年“文革”开始，陆文夫被抄家、批斗、挂牌、游行、请罪，最后连工人也做不成了。后来苏州文艺界奉命批斗鸳鸯蝴蝶派三老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陆文夫被冠以“新鸳鸯蝴蝶派”的帽子，随三老游街、上台示众、罚跪、被批斗。庆幸的是苏州的两个造反派随后忙于武斗，陆文夫无人问津，又可以河边钓鱼了，每周六挨批斗，星期天他照样出去钓鱼，休养生息，且一钓就是半日。
1969年底，陆文夫接到勒令五天之内必须离开苏州的指示，全家下放江苏省射阳县陈洋公社南分大队务农。陈洋公社是省内最艰苦的地方，位于黄海之滨，人称江苏的“西伯利亚”，在那里右派们接受艰苦劳动的再教育，荡涤心灵。1970年冬陆文夫被解除隔离出了“牛棚”，成了真正的农民。陆文夫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住了九年的茅草屋，种菜养鸡，喝的是当地山芋干酿的土酒，饮之上头，被称为“大头晕”。1978年他被解禁，举家重回苏州。
关于这九年的戴罪下放，二十二年沉浮的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强调作家们要深入生活，但当作家们真的被“充军”到生活的底层，不知道自己将来还能不能浮出生活的水面时，作家们又会怎样呢？同样被打入生活的底层，境遇比陆文夫更惨的高晓声便是个例子。因起草《探求者》杂志的《启事》，高晓声被当作事件罪魁祸首，但高晓声竟不吭气、不反驳，他冷静考虑着自己未来的路。
在批判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时，高晓声突然失踪了。众人紧张，怕他去跳崖或投江。那时候，南京的燕子矶往往是某些忍辱而又不愿偷生者的归宿。叶至诚很了解高晓声，叫大家不必紧张，高晓声是不会自杀的。果然，过了几天高晓声回来了，负责审查《探求者》的人厉声责问：“你到哪里去了？”“回家。”“回家做什么？”“结婚。”
高晓声确实聪明，既然倾巢之下无所逃遁，干脆就不逃，他在寻找躲避风雨的小窝。二十二年的磨砺，二十二年的土行“生”，高晓声“土得让人没法形容，农民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而且是七十年代的农民形象”。然而正像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里的“叔叔”一样，他将一切失去都转换成得到，将“痛苦、磨难、眼泪、失落”，都化作笔下的素材，在20世纪80年代，与王蒙并称“瑜亮”——号称“南高北王”。这一批探求的同人们折戟于生活，最终又从平凡生活中重生，盼到了归来的日子。同样的例子，在沉冤的生活里，陆文夫爱上了酒，酒有五大功能——“解忧、助兴、催眠、解乏、驱寒”，大约在酒中他可以麻醉自己，可以纾解自己受到的精神伤害，在沉埋自己的生活泥土里透一口气。作为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作家，陆文夫们对自己的命运，造成命运的原因，从干预生活到被生活干预，再到干预生活，经过了一个轮回。陆文夫们有创建流派的冲动，有干预生活的主动诉求，结果被生活干预，被政治干预，落难二十二年的荣辱沉浮很好地展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陆文夫生活、挣扎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文革”为高峰的“政治苦难”，与国人息息相关、无所遁形的政治始终纠缠和牵制着文学。作为生产精神产品的作家首当其冲，陆文夫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既是苦难的承受者，又是苦难结束后的书写者，他的命运遭际在“探求者”社团成员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糟糕的。同样在20世纪的语境下，作为文化载体的存在，“探求者”社团代表的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社团、流派现象，它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是考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政治与文学关系的一个重要“标本”。
到射阳后不久，射阳县革委会的“军代表”抽调陈洋镇下放干部陆文夫参加编辑宣传农业学大寨的两出“大戏”。陆文夫被任命为文化馆第五副馆长，负责编戏，他的妻子管毓柔也随之调入文化馆。县文化馆安排了两间砖墙草屋给他们全家居住。兜兜转转的陆文夫终于还在“文化界”边缘徘徊，真正务农只有两年时间。
射阳县新坍公社新潮九队是全国知名的高产典型，为了扩大宣传效果，要把这个典型编成剧本，搬上淮剧艺术舞台。经大家讨论，剧本确定为《新潮》，并拟定了详细的提纲，进行了分工，分给陆文夫先生的是一二两场，定于10天后交稿，于是大家分头行事。先生领了任务后，甚是认真，闭门谢客，埋头创作，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与任何人隔绝往来，可是到了第三天，先生找到宣传组副组长孙森说：“没办法，我是没办法，剧本这个玩意写不来，实在写不来！”他把一沓稿纸放到孙森面前，只见上面除了几行字的场景和人物表的文字叙述外，一片空白。陆先生还风趣地说：“时间3天，抽烟3包，写字3行，隔行如隔山，外行就是外行，冒充是要出洋相的！”先生这种襟怀坦白、实事求是的大家风范，令人敬佩不已。
不知道是真心写不来，还是歌颂典型的官样文章不想写，农民兄弟还是质朴的，既然名作家对写戏文、唱词难以找到“感觉”，创作小组组长只得让他在家里“构思故事”。这样陆文夫得以经常在家里与一起下放的苏州评弹团的艺人朋友们一起吃老酒、听评弹。
然而在老酒的背后，是那难言的滋味，是不能人前尽言的人之为人的宿命与坎坷。优秀的人在哪里都会发光，在陈洋人眼里，陆文夫会修理自行车、闹钟、手表、旧喷雾器、脱粒机，磨剪刀，几乎样样都行。他也自己打过家具，把自留地种成了花团锦簇的菜园，参观者络绎不绝。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之后，“负罪之身”的陆文夫也与当时的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感觉看前途茫茫，“常常呆坐半日，心如死灰，头脑一片空白”。关于这段“充军发配”的生活，他是这样来排遣的：
冬日里海风劲吹，四野人稀，茅屋透风，冻得发抖，自然是喝酒的好时机，可却买不到酒，连“大头昏”也不是常有。为了买两小瓶白酒，跑了三里路，过了一条河，在供销社的门口挤掉了棉袄上的两粒钮扣。偶尔有朋自远方来，馈我两瓶有金纸贴瓶的双沟酒（60度优质双沟山河大曲），我慢慢地呷，细细地品，呜呼，此时方知世间还有好酒！其实，世间的好酒何止双沟。自此之后，酒友相逢，抚杯论酒，我总要说双沟酒如何如何，如何入口香浓而又不冲，无水味，无糖味，无苦味，不上头，像一篇故事性不强而又十分耐读的小说。
双沟酒在白酒中，其实并不是那么好，为何陆文夫对双沟酒情有独钟呢？大约双沟酒是他的患难之交，酒中有他对荒芜岁月的纪念，对苦难的祭奠。“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的名句可以说是这一时期陆文夫的心情的真实写照。
从1965年至1978年之间十三年的生活，陆文夫蒙受不白之冤，使得人生的黄金岁月扯成了一场文学创作的空白，但就像他经历的“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关联一样，陆文夫的艰难文学创作旅程却不是空白的。沉潜的岁月除了为他的复出提供生活储备的意义之外，浩劫过后，陆文夫与方之、艾煊、梅汝恺等其他“探求者”成员，都写出了优秀作品乃至重要的作品。1978年11月，云开雾散，在生活浪涛里浮沉的陆文夫带着全家，从射阳县回到了梦中的天地——苏州。1979年3月，江苏省文学创作会议召开。会上，宣布“定‘探求者’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小集团，是属于错案，应予纠正”，并对受到错误处分的同志做改正结论。1979年4月，《雨花》编辑部刊发《“探求”无罪，有错必纠》的文章，这才使得煎熬中的探求者成员们真正摆脱笼罩心头的梦魇。但是，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也导致陆文夫时断时续的文学创作，无法摆脱政治倾向性的桎梏，唯恐一不小心越雷池半步，造成创作生命的萎顿。纵观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艺术探求始终被政治视角牢牢束缚。
1955、1956年在“双百方针”政策和文艺界宽松的氛围鼓舞下，陆文夫接连发表了《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等短篇小说，彼时文学创作界“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口号逐渐浮出水面。在概念先行和主题明确的创作要求下，陆文夫能够付出的探求和努力，就是研究“怎么写”才能做到艺术地表达生活真实面貌，提升小说作品的艺术审美力。但是，要跳出“新闻报道”写作方式的框框，对于年轻的陆文夫而言，是首先要面对的挑战。他主要采用灵活的叙事方式（例如讲故事）、生动的语言文字，饱满的抒情笔调及作者点睛之笔等别开生面的艺术手段，来增加小说的可读性。来自“小巷深处”的诗意与抒情，让人感觉到了百花文艺的短暂春天和小说作品中人道主义的光芒。
在广大作家都摸着题材过河，大写阶级与爱情的撕裂时，陆文夫能探寻普通人的情感世界确实是独具个性的，不能不说是一个另类。《小巷深处》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事件，涉及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事业：取缔卖淫嫖娼，改造妓女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只不过陆文夫另辟蹊径，改换了切入的视角，探寻普通人的情感世界：看一个旧社会的妓女如何在新社会里获得“新生”。1950年至1956年，“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指南针”的爱情短篇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来袭，当同时代的《青春之歌》写林道静游移、彷徨在小资产阶级代表余永泽和革命者卢嘉川之间，最终与江华结合，讲小资产阶级的爱情如何浴火重生；当《红豆》写江玫和齐虹因为阶级立场的不同而产生分裂时，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等则悄悄地进行着基于日常生活伦理的独特书写。“十七年文学”的一批文学作品，尤其是写于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感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勃勃生机而诞生的作品，多眼光敏锐，切入社会问题，然而因为遭遇“反右”斗争扩大化，它们全军覆没，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其中就有《小巷深处》。二十多年后的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启了这些被封杀多年的作品中，编辑为《重放的鲜花》出版。无论是《小巷深处》诞生的1956年，还是“重放”的1979年，这篇文本都颇受关注，今天看来，它的敏锐细腻、感而不伤的“小巷文学”风格，也就是琵琶别抱的政治书写姿态，才是最值得本文研究与关注的。
成名作《小巷深处》是陆文夫早期双重视角下写作的优秀范例。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苏州小巷的阿四妹，被生活所迫卖笑维持生计，1949年后取缔娼业，妓女们被集中到劳动教养院统一训练学习劳动技能，然后分到不同的企业，给予她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她辗转几个工厂，掩姓更名为徐文霞，用勤劳的双手开创自食其力的新生活，深得同事喜爱，同时俘获了大学生技术员小张的心，初尝甜蜜爱情。可是，公园约会时偶遇了以前的恩客，并且一直对她纠缠不休、敲诈勒索，眼看美好的生活如同美丽的肥皂泡即将破灭。小说生动演绎了徐文霞欲摆脱阴影不能，担心新生活被毁的内心煎熬，即在继续隐瞒还是直言坦白的矛盾纠结中，从苦闷绝望到义无返顾的决绝心理。
徐文霞被大学生张俊触碰出了“朦胧的爱”的一点光，像那个年代所有“被改造”、也改造着别人的人一样，他们有着对“将来”的向往与憧憬，然而旧时嫖客朱国魂的出现，梦中喘不过气来的压迫，却让一心奔往“新生活”的人，难免心有余悸而被生活掣肘。这种改造的曲折性、艰难性，既是来自外部（旧的生活经历、阴魂不散的朱国魂），也是来自内部（徐文霞对美好未来的极度向往与对不堪过往的惊惧）。《小巷深处》发表后好评如潮：
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用力在吃重的心理描写上，情节的变化，在作者的笔下不过是探索人物复杂心理活动的一种触媒。那个过去做过妓女的女工，她对爱情追求的意义，作者不只说明了由于她对幸福的向往，而且分明地显示了我们国家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力量。这一力量不只帮助她拔除了内心深处的屈辱观念，还唤醒了她，起来为人的尊严而斗争。陆文夫创作手法的特点，恰恰有力地帮助了作品主题的表现。
侯金镜先生看到的是，复杂的心理描绘中彰显的巨大的人道主义力量。
徐文霞在新社会终于完成了精神的解脱。这个人物的觉醒、解脱，反射出了新社会的光芒。可是，这样一篇充沛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勇于探求人生的力作，只因写了一个“卑微”的灵魂，也因为陆文夫陷入了“探求者”，而一再被指责为“格调低劣”的毒草。然而，空洞的帽子是掩盖不住徐文霞灵魂的美学价值的，今天，她又作为一朵重放的鲜花，怒放在文坛上了。
雷达先生关注的则是陆文夫勇于关注和表达一颗“卑微”的灵魂，帮助她完成艰难的精神蜕变，这其中的美学价值值得肯定。二十六年之后，《萌芽》的编辑要求陆文夫写一些创作回忆，陆文夫坦率地说：
《小巷深处》不是什么上乘之作。虽然我从来也没有写出过上乘之作，今后也不大可能写得出（我觉得小说越写越难，简直难如上青天）。可我对小说的看法有个不变的标准，我把它奉作艺术的“良心”，这标准就是老生常谈的三个字：真、善、美。我拿这个标准衡量《小巷深处》，老远就能见到它的一块大癞疤：失真。
陆文夫深刻认识到所谓失真，并不是他胡乱编造或臆想。事实上，陆文夫曾经采访过改造的妓女，说明采访意图后，对方惊惶失措，坚决推拒，甚至流泪哀求让她过平静的生活，特别担心因过去曝光而失去爱人、家庭……当时的陆文夫非常震惊，也能理解被访者的苦衷。这一篇《小巷深处》是弥补作者内心的一个遗憾，寄托了陆文夫对人性善的期盼。只是创作《小巷深处》时，他并不真正了解和熟悉改造后的妓女，只是凭着采访印象和资料想写一些新闻报道以外的真实生活，他随着自己的理解去设计徐文霞的生活，所以，“徐文霞到了我的笔下便成了小知识分子，连语言也是学生腔，几乎看不出她是没有文化而且是曾经做过妓女的”
。
那么读者为什么如此喜爱《小巷深处》？是因为小说洋溢着浓郁的诗意，那是发散自美好心灵的诗意，也是宁静小巷的诗意。陆文夫也说她虽在“真字上失去了两分，在善与美上扳回了一局”
。瑕不掩瑜，《小巷深处》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作品要表现的主旨，嫁接在“爱情”上来点火，并将原本枯燥的题旨借壳在“中国文化的后院”——苏州及其幽深的文化空间——小巷来展现。这样处理的结果使得公式化的“政治”图解，有了诗意的表达，充满了真挚朴素的人性美。
这部小说写于1956年11月，平原上某个不知名不起眼的小站，每天只有两班列车途经，站长章波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十二年，早已以站为家，家人也已经习惯了他的工作节奏，建筑了一个温馨的小窝。突如其来的调令，令章波一家心潮起伏，是调往人人向往的铁路枢纽北京站啊！然而，站上的一草一木，一轨一钉，章波都曾经亲手抚摸过，“这个站样样都是小，可是要做到样样都是好”
是章波的心愿。他还有未实现的蓝图，那就是把这个小站建成旅客温馨的歇息地。既要扩大规模搞好基本建设，力争通过更大的容量，停顿更长的时间；又要改变小站落后的面貌，活跃站台的经济面貌，宣传推广平原的文化，吸引旅客驻足停留……所以，他打算暂且请辞调令，完成夙愿。笔者认为，这是陆文夫早期作品中难得的生活化佳作。这部小说假如换个当时常见的套路，可以写成这样的故事：章波爱站如家，天天起早贪黑守在站台上，对工作一丝不苟。有某个潜藏的敌对分子，伺机撬掉个把螺丝钉，企图破坏铁轨，章波及其带领的车站职工，心细如发，及时检修维护，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最后，以铁一般的证据揪出破坏分子，粉碎了敌对势力的阴谋诡计，保证了站台的安全运行。假如这样写，主题当然明确，只是没了艺术性。可喜的是《平原的颂歌》视角新颖别致，侧重于章波与妻儿和谐的家庭生活，与同伴忙碌细致地干活；侧重于他每天平平淡淡的工作，以及憧憬站台美好明天的沸腾内心。“看着小宝隐没在深黄色的稻田里，只有一块白布在稻海上浮游……小白旗在前庄的树荫下乱挥了一阵，这是向爸妈发来的信号：安全到达！”
年幼的小宝要独自走半里路上学，因为担心他摔跤或掉水里，章波想出了这一办法。这一段精彩的描写，笔者看了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温暖，这就是章波一家平凡而温馨的日常生活，虽然没有曲折的情节，但是人物塑造真实生动，叙述节奏舒缓，令读者如临其境，感受到脉脉的人性温情。可惜，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写中间人物，写人道主义，不写阶级斗争，追求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企图为投机倒把的不良现象翻案的证明，再一次让陆文夫坠入深渊。《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是陆文夫为数不多涉及爱情与家庭的小说，充满了真挚朴素的情感，是陆文夫早期小说的上佳之作。
同为现实主义创作者，陆文夫的早期小说没有王蒙那般肆意开合的大格局、大空间，也没有高晓声那样深挖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意识，但他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方之说陆文夫的现实主义是“糖醋的现实主义”：有点甜，还有点酸溜溜的。陆文夫自己也以“糖醋现实主义”标举，此间其文本风格，已经有两个初步的倾向，一是小巷格局，一是平民意识。《小巷深处》的美在于苏州文化风情的背景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意境与陆文夫写景的妙笔，给小说增色三分。《小巷深处》的风靡，也确实打开了陆文夫开启的小巷格局的视野，也是形成日后“陆苏州”风格的渊源，小巷格局代表的是苏南地域文化风情。赫姆林·加兰曾提到：“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
以长三角区域为核心的苏南文化，以太湖流域、苏州护城河、老城为核心的吴文化，发端于水，生长于水，水文化特征丰富，蕴涵着淡泊宁静的水精神，这就是所谓的“糖”。小说《介绍》的背景被放置于著名的苏州园林和景区，沧浪亭、游廊、面水轩，垂柳桃花、池水粼粼，九曲回廊，一个标致的小姑娘和略显呆钝的小伙子在三个热心的阿姨妈妈们安排下，开始了相亲。憋得尴尬的相亲场面慢慢被打破了，小伙一说起机器眉飞色舞，人都活络了。一个很俗套的介绍相亲的故事，还套上了俗套的小伙爱技术革新的主调，居然在一片不俗的情调铺排下，印入读者会心的微笑里，这也许就是小巷格局与平民意识带来的亲切感。而作为一个有思考的、热爱新中国、热爱生活的作家，对社会的图谋批判与干预，则是“醋”的一面。范伯群说，陆文夫写小说，是从宏观着眼，微观入笔，在他的笔下，写的是小人物，展现的却是大世界，用陆文夫的话说，他不是在小巷里写小巷，而是站在北寺塔上看苏州和写苏州的。1984年冬在苏州大学召开的“陆文夫作品学术研讨会”上，陆文夫的老友、江苏省作协原主席艾煊盛赞道，世界这么大，他只写苏州，陆文夫是苏州的，苏州也是陆文夫的，陆文夫是文学上的“陆苏州”。
六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小巷深处》当初的轰动，今天的犹可一读，其实关涉着当时文坛一个话题：政治倾向视角下作品的写作姿态，关注“写什么”还是“怎么写”？王春林认为“‘政治’只是与诸如‘女性’‘文化’甚至‘农民’‘知识分子’一样的一种在社会方法切割社会存在之后出现的社会现实中实存的一类社会具体事物而已”
。既然在当时看来，“政治”只是一种社会事务，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就不是不可表现的了。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了，也就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以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来进行“政治”写作。
如前所述，20世纪50年代出道的作家，以王蒙为例，擅写“政治”风云，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日益政治化，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如疾风如暴雨，作为社会成员是无法逃避的。王蒙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我也曾不满于自己的作品里有着太多的政治事件的背景，包括政治术语，我曾经努力想少写一点政治，多写一点人，但是我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所期待的成功”
。王蒙生于1934年，比陆文夫小六岁，是与陆文夫同一年出道的。作为一名年轻共产主义战士，他在1953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更具直抒胸臆的浪漫情怀，后来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干预生活更加深入，针砭时弊，直指官僚作风，因为他是具有“少共情怀”的中共党员。相较于王蒙，陆文夫早期小说，更加注重刻画人物心灵，试图真实再现生活原貌。据后人回忆，陆文夫早年当记者时有感于《二泉映月》的动人旋律，专门跑过无锡几次，收集瞎子阿炳的材料，打算写写这个民间艺人，后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瞎子阿炳的真实情况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但按照当时年轻陆文夫的心态，专程跑无锡采访这件事情倒是有可能的。只是，这显然是奢望，就连改造好的妓女题材和歌颂人道主义温情都有错，更何况一个本身有争议的民间艺人，此种题材绝非当时的文坛时局所允许。但是，我们至少能看出陆文夫对于“如何写”，是完全有自己的理解和把握的。“一个作者在体察生活时要真，在评价生活时要善，在描述生活时要美，以此而求得真善美的统一……这恐怕是我们这一代代的人所苦苦追求的。”
《移风》《荣誉》等没有大格局大情怀，没有政治事件、政治术语，平淡多见的劳动生活场景，于不动声色间含蕴政治风云。这是不同的成长经历和身份决定的，陆文夫不是共产党员，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尽管自己参加了革命，但始终没有入党，写作上更加谨慎和循规蹈矩。他愿意以间接的方式，读者更喜闻乐见的形式，去阐释想表现的政治主题，算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抒情吧。陆文夫为文为人，都如他的生活嗜好一样，有酒的绵长、茶的静寂、垂钓的淡泊，当然更有美食的烟火尘俗，开启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写作方式：看不见愤世嫉俗的批判社会的姿态，而是以真挚情感，微笑着达到动人心弦的目的。
由于“探求者”事件，1957年陆文夫被行政降级处分，下放到苏州阊门外的一家机床厂进行劳动改造，当上了车工学徒工，由于他真心实意向工人师傅学习，积极劳动，受到了工人们的称赞。这一阶段，他与工人师傅摸爬滚打在一处，对工厂生产、技术革新、劳动竞赛一类的企业生活熟谙于心，由于他表现优秀，1960年又被召回江苏文联创作组。陆文夫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认真整理了思绪，及时调整写作的题材，《葛师傅》《二遇周泰》《只准两天》等出现了全新气息的工人师傅形象，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就连著名作家茅盾先生此时也注意到了这个不简单的年轻人，大为欣赏他的艺术才华，专门撰写了评论文章鼓励这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的创作。1964年4月10日，作为文化部部长兼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用14000字的长篇评论，充分肯定了陆文夫作品的“独创性”，“他力求每一个短篇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也不踩着自己上一篇的脚印走，他努力要求在主题上，在表现方法上，出奇制胜”，还说“读了他的几乎全部作品以后，我以为作者现正处于向更成熟的艺术境界发展的阶段”
。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当年这样的一篇评论，足以奠定一个作家在文坛的地位。此后，陆文夫不断变化着创作方法，螺蛳壳里做道场，就窝在工厂单一场景中，创作了《棋高一着》《对头星》《没有想到》等十多篇小说，号称“工厂系列”。在情感题材全面受挫的情况下，陆文夫乖乖地立足于生产劳动，表现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主题，做了艺术上的努力探索。这一时期的小说，主要从叙事特点和技巧上下苦功夫，至少保证了小说的可读性和故事性。无论是百花文艺的抒情性，还是工厂系列小说的故事性，我们都能看到陆文夫基于“为读者想”的创作观念，自我调整的创作努力，理清这一思路，对于我们理解陆文夫早期创作的特色是有帮助的。
以《葛师傅》为例。1960年12月创作的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工厂系列”的精品。小说以两次临危受命加工大活塞的生动场面，衬托葛师傅美好的心灵，情节紧凑充满张力，结构新颖精巧，塑造人物个性鲜明，人物动作神情传神，如其中二次“巧车大活塞”的细节描写。“活神仙”葛师傅，年轻时就练就一手车大活塞的技术绝活，传说中他车大床，简直如《水浒传》的武松“景阳冈打虎”，一惊一乍，紧张传神，但那只是传说。二十年后，又一次面对车大活塞，厂里的徒工全都涌来一睹风采，活神仙却表现得磨磨蹭蹭、小心谨慎，大家不免失望。葛师傅对徒工们解释道，旧时代为老板卖命“拎着饭碗碰运气”，碰对了能在苏州多吃几年饭，碰不对，拍拍屁股动身再闯码头，“报废不报废，厂的名誉等等，都与我无关”，饭碗好解决。如今却不行了，万一报废损失工料事小，等着活塞用的榨油车“停工一天要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这些叙述节奏缓慢的絮叨只是铺垫，为了衬托二次车大活塞的神韵，只见“葛师傅把帽子一脱，现出一头斑斑的白发。他精神抖擞，两眼炯炯有神，双手轻捷有力，轻轻地操起卡钳，先量气缸，后量活塞……见他满满地吸了一口气，摆开八字步，把全身的力气都提到两只膀子上，屏住气、稳住劲，卡钳脚在活塞上轻轻地一探，跟着一挥手，高喊：开车！”只听榔头梆梆梆三响，车间里一片欢呼。“我的一颗心从喉咙里落下肚去。回头看看葛师傅，才发现他的衬衫全湿了，眉毛上都吊着汗珠。”结尾简洁有力，而葛师傅的主人翁形象跃然纸上！另如，《只准两天》中邵立本担心徒弟谈恋爱影响车工技术学习，几次三番跟踪年轻人约会，最后被老伴拉到厂领导家评理的糗事，可读性非常强。
很快连写工人题材的权利也被彻底剥夺了，1964年12月14日《文汇报》发表闻学的文章《“写中间人物”论和陆文夫的创作倾向》，认为“陆文夫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非但不是一个什么值得学习的榜样，相反地，是一个必须加以严肃批判的问题，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值得引为警惕的一个教训”
。自此，铺天盖地的批判舆论如山般压垮了年轻的探求者，陆文夫彻底停下了写作的笔，即使写，也不可能再发表。
在此期间，思想探索性视角使得文学创作“写什么”已然确定，很难突破条条框框。“新的人民的文艺”要求写革命战争和劳动生产，写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工农大众，“两突出”的创作要求突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反映社会主义如火如荼的建设生活，当然要求写热火朝天的工厂和战天斗地的农村。陆文夫探索时期的小说特质异常鲜明，具体如下：
这时期作家想要发表小说必须注意作品表达的主题思想。首先，要有“政治敏感”，写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题材。“记得从50年代开始，许多刊物都在内部通讯和征稿启事中写明：本刊欢迎反映当前××运动的作品。这个××是随着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而定的，凡是符合这种要求的，即使质量差些，也可以优先录取；凡是不合的，质量好的也被舍弃。”
其次，要身手敏捷“得风气之先”
。作品的风格要符合时代审美主流，50年代受欢迎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风格。最后，要入编辑的青眼。那时代，纸质媒体是唯一的传播渠道，文学作品最关键的是要有一定的文学功底，过得了编辑的选择关，然后政治正确过得了总编的审核关。过关也得考察两方面，一是作品主题是否符合杂志办刊宗旨，二有没有政治性和方向性的错误；最后，杂志发行以后才能接受读者的检验。企业的劳动改造，使陆文夫接触了大量的工人兄弟；当新闻记者的那几年，也积累了各行业鲜活的题材。初投稿（《赌鬼》1953年5月）被拒之后，在编辑鼓励下，他很快调整思路顺应时势写作了《荣誉》（1954年12月完稿），终于成功刊发并获奖。《荣誉》情节很简单，纺织厂女工方巧珍因勤劳能干、质量优异被树立为先进生产者典型，无意中，她发现因自己一个小小的疏忽，出现两匹次布，检验员也没有发现，愧对光荣榜。经过激烈的内心交战，年轻的女工克服了面子观念，经受住荣誉得失的考验，主动承认错误认领了次布。这篇小说之所以成为入门之作，胜在主题正确，人物心理活动真实可信。而稍后出炉的“工厂系列”小说题材指向十分明确，几乎全部取材于陆文夫所熟悉的机床厂，作品主人翁涵盖各岗位，有普通工人、技术员、管理干部，甚至厂领导；故事情节多围绕劳动竞赛、技术革新、机器保全等工厂常见的故事，集中展现了企业的生产劳动场景，确保政治正确。
虽然初涉文坛的陆文夫以积极的姿态主动拥抱新生活，唱响主旋律，备受瞩目且频频获奖，但由于写作环境严苛，稍不留神就被上纲上线，可谓动辄得咎。虽文思泉涌，仍如履薄冰，担心触及雷区而遭受批判。所以，陆文夫的创作不啻戴着镣铐跳舞，于不自在处求自在，找寻自由抒写的突破口，表现出较强的艺术应变力。多变的政策如藤蔓缠绕，几乎遮断了陆文夫走向文学世界自由彼岸的路途，只能就眼前的现实生活抒发为理想而歌唱的热情。如果说1957年前，陆文夫写《荣誉》《小巷深处》凸显江南文学的灵气与温润，那么，1960年复出后的《葛师傅》《二遇周泰》等，以情感热烈、叙事绵密扎实轰动文坛。陆文夫的创作得到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等人的高度赞扬，茅盾认为陆文夫的创作之路是“无路之中的一条路”。这时期陆文夫的小说属于时代风潮中的艺术探索。从小说氛围看，无论是“探求者”案之前的《荣誉》《小巷深处》《只准两天》《平原的颂歌》，还是复出后的《准备》《葛师傅》《龙》《修车记》等，都是清一色的赞歌，基调欢快明朗。从小说艺术看，则超越了当时多数作品存在的描写缺乏文学审美品格的现象，而是充分体现了文学审美性视角的追求。时隔半个多世纪回味，我们仍然觉得这些作品很鲜活，故事性、可读性极强。
其一，古典小说叙事技巧的借鉴与活用。陆文夫短篇小说对通俗小说叙事手法的借鉴与活用常常可见，比如开场白、线索埋伏、矛盾设置、前后呼应等。“……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这是古典名著《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的开端。陆文夫的《二遇周泰》开首两句话：“有些人，你见过一次就忘不了；有些事你碰上一碰，就定终身。不信？好得很，反正现在是休息，给你谈点儿山海经。”二者是否有相似之处？小说中对于周泰师傅的面部描述有前后呼应：第一次屋檐下初遇“他的白眼珠大，黑眼珠小，两颗瞳人像锥子，芒刺刺的，叫人看了害怕”；第二次是结尾处，二宝探望周泰夫妇，兴致勃勃地报告自己还算滋润的小生活，但是被问起工厂情况时，二宝支支吾吾语焉不详，周泰师傅“耸起眉毛、睁着眼睛。他的白眼珠大，黑眼珠小，两颗瞳人像锥子，芒刺刺的，看了有些怕人，二十多年前，他就是这样给了我一巴掌！”另外还有小说埋下的线索——皮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当学徒工工资很低，还要接济师傅一家，二宝买不起鞋子，不小心被钉子戳进脚底板，鲜血直流，周泰师傅心疼得流眼泪，感伤啥时能有一双皮鞋就好了。文末二宝特地买了一双新皮鞋送给师傅，表示1949年后工人的日子宽裕多了。这样的线索埋伏使得小说结构完整、张弛有度，叙事生动精彩，不愧为同时期的优秀作品。
另外，情节处理中善于从无矛盾处发现矛盾，等闲平地起波澜，注重可读性和故事性。《移风》的屡禁屡赌，作者设计了抓赌与农民生活单调贫乏的矛盾；《荣誉》里方巧珍的珍视荣誉与短暂“虚荣”的矛盾；《小巷深处》的昔日底层妇女不能主宰自己命运，与新社会里女性独立和向往新生活的矛盾；《修车记》里石常山的“急”与修车工王恒的“磨”的矛盾。再有就是“尺水兴波”的结构艺术，陆文夫特别擅长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抓住日常生活琐事写出了不少优秀的短篇。
其二，博采众长的艺术特色。陆文夫自言文学接受芜杂，除了古典文学和通俗小说，求学时期读过大量“五四”译著，其中主要是俄罗斯文学，如高尔基、托尔斯泰等。“我那时不知道啥叫形象和文学的语言，只是因为小说看多了，不知不觉按照那种格局来写。”
陆文夫在阅读中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幽默意蕴深刻、文字含蓄优美、结构戏剧化。可以说中外优秀短篇小说的艺术特征都具备，与俄罗斯作家相比较，不同点在于前者更多的是冷峻的批判现实主义，而陆文夫是温暖的糖醋现实主义。
一是细腻而善意的幽默。“冰山风格”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特征，他的短篇小说大都是速写式的，写生活一个片段，一个侧面，或一件人们熟视无睹的日常小事，但是作品挖掘生活的深度令人惊叹。通过人物刻画和可笑的情节讽刺沙皇俄国当权者的猥琐庸俗、顺应时势的痼疾与小市民的劣根性。而陆文夫通过细腻的幽默和善意的揶揄对人物进行艺术特写，塑造出各类建设者的典型形象，反映了新中国初创时期的火热生活，富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对头星》中，陆文夫凭借自己高超的审美感知力，从寻常平淡的生活现象中捕捉到喜剧因子并用夸张的手法加以暴露，娴熟地加以讽刺，从而达到贬斥、否定的效果。把赵根林的忠贞耿直但固执，许大有的投机取巧和爱占小便宜的圆滑处事，刻画得活灵活现。
二是散文化的文字风格。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是19世纪中叶俄罗斯农村生活纪实，以勾勒人物为主，但通篇穿插迷人的美景，是散文化小说的优秀范例。陆文夫也善于用诗化的散文语言衬托故事背景，文字风格含蓄而优美。以《小巷深处》为例，开篇：“苏州，这个古老的城市，现在是睡熟了。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像银色荷塘中的一朵睡莲。那不太明亮的街灯照着秋风中的白杨，把婆娑的树影投射在石子马路上，使得街道也洒上了朦胧的睡意。”淡淡清雅的文字奠定了小说的背景和基调。结尾处只用一句话，初版时“那性急的擂门声，在空寂的小巷子里，引起了不平凡的回响”
。再版后修改成了“苏州，这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又睡着了，只有小巷深处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
。将主题升华，人性的善良终于战胜了面子，在含蓄优美的意境中圆满收官。
三是戏剧化的小说结构。好的小说总会让读者猜不到结局而引人入胜，呈现戏剧化的结构，例如欧·亨利《麦琪的礼物》。陆文夫的《葛师傅》同样具备戏剧化的艺术结构。小说开篇以“活神仙巧车大活塞”的故事，引入工厂传奇人物技术高手葛增先师傅，接着，小说转到徒弟急着想推出技术革新项目，葛师傅却格外关注细节问题，显得细致谨慎、瞻前顾后，一再拖慢了技术革新的节奏，徒弟不免怀疑师傅年纪大了，失却了当年的神勇。故事的结尾突遇一项紧急维修任务，必须葛师傅出场，这时候的葛师傅依然不紧不慢，吩咐做好各种准备措施，甚至要求准备游标卡尺确保车活塞不出差错。此时，不仅徒弟心生疑惑，准备观摩的工人们也议论纷纷，怀疑传说的真实性。小说这才由葛师傅的解释揭示其良苦用心：20世纪40年代的那次车活塞，看似轻松实则为了拼饭碗而赌一把，现在的小心谨慎是考虑企业利益，不想因为个人逞英雄的冒进行为导致集体资产的浪费。时间不等人，葛师傅再现神勇，徒手完成了大活塞的精准加工，高超的绝技背后是满身的汗水，不仅征服了工人们，也征服了读者。小说可谓峰回路转，充满了戏剧性。
其三，富有表现力的艺术语言。主要表现在小说语言柔韧而婉约，吴侬软语，现场感强。陆文夫的小说可读、耐读，除了情节紧张、叙事精彩外，叙述语言上也极具灵性又不失现代性。这主要体现在语言的通感和诗化上，无论是其绘人，还是写景，轻轻地一勾一带，就显得无比的传神。比如《平原的颂歌》的结尾：“月光照着田野，升腾起一层蒙蒙的白纱。秋虫又在原野里唱起来了，那么热闹，那么欢畅，听，整个平原都在歌唱！”比如《队长的经验》吴地乡村俚语：“张洪慢慢地呷茶，想起庄稼人种田，四时八节、栽秧除草，都有个定规，何必烂泥萝卜揩一段吃一段？”比如《二遇周泰》中，老母亲的谆谆嘱咐：“二宝，乡下活勿落了，进城谋点生发吧。那酱园是个水当铺，在水当铺里做朝奉，日子总归比家里轻松，每日里两稀带一干，早晚还有萝卜干哩！巴结点做呀，有朝一日熬上个管账的，妈妈要靠你养老了终身！”生活化的语言，出彩的艺术风格，才是优秀作品耐读、可读，能穿越时间的助推器。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艺术张力，使作品增色添彩，掩盖了主题先行、题材狭窄的先天不足。
有两年工厂生活经验的陆文夫写工业题材，那是运斧如风、游刃有余，塑造了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葛师傅、周泰师傅就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在工厂从事大生产，如爱惜眼珠一般地爱惜公物、爱惜集体荣誉，不愿意逞一人一时之勇而损害集体的利益。这些小说也留下了不少时代印痕，这是探索性视角下，政治挂帅主题创作的缺陷和硬伤。从双重视角创作的角度研究这些作品，显然探索性视角以压倒性优势主宰着创作，以至于某些作品忽略了艺术性，存在不足。
其一，概念先行的主题写作。政治挂帅的硬伤如同产品的瑕疵，镶嵌在探索时期的小说中，尤其是“工厂系列”作品。作者以新闻记者的视角，歌颂和正面宣扬好人好事，过于注重写作立场，因而使这些小说出现选材雷同、表现手法落俗的问题。例如，代表作《小巷深处》的艺术性毋庸置疑，但小说如果表现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从生活细节里体现纯美的羞涩爱恋可能效果会更好，套上“改造”主题，人为地把徐文霞设定为获得新生的妓女，就刻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葛师傅》是陆文夫艺术探索的成功之作，但依旧有浓浓的意识形态话语痕迹。葛师傅的语言有时显得文绉绉，不完全符合工人的生活实际，而成了作者表态的代言人。同样，《二遇周泰》写活了个性鲜明、疾恶如仇的周泰师傅，他是个信奉“一个头，两只手，哪里没饭吃呀”的硬汉子。早期迫于生计投奔师弟，但气愤于他黑心剥削童工，怒打师弟一顿离开了汉口；1949年后在国营企业当了车间主任，展现了工人师傅正直质朴的心灵，这些情节比较可信，符合人物境遇和行为逻辑。败笔出现在后半部分，二宝结婚成家住了新房，过上好日子，去天津探望师傅师娘。二宝絮絮叨叨地与他们分享平凡生活的小幸福，而当师傅不耐烦问及工作和工厂情况时，显得支支吾吾、漫不经心，周泰顿时黑了脸，气冲冲道：“满意，你真的能满意？工段里的生产情况不好，你满意？眼看着机器损坏，你也满意？”“二宝，有句话倒想提醒你：一个人要是只把眼睛看住自己呀，当心点，你脚下就伏着一条毒蛇！毒蛇，你懂吗？”突如其来的生硬说教完全不符合人物身份，也不符合师徒情感的人之常情，显露出作者塑造人物的功利目的，留下了诸多“极左”的话语印痕，多少损害了人物思想情感的真实性和作品的艺术性。
其二，无处不在的点睛之笔。陆文夫此阶段小说整体基调上呈现正面的颂歌模式，基本没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度思考。而且，为了突出主题，唯恐读者不能准确领悟作家的主观意图，小说中时常插入点睛之笔，颇有同时代散文大家杨朔“形散而神不散”套路的通病。如《平原的颂歌》里“他的手挥了一下，仿佛抓住了马缰，他要驾着这个车站——他的骏马向前飞奔，一直奔到那太阳出山，霞光万道的地方”。再如《葛师傅》中“一阵云头过去了，天窗里突然射进耀眼的阳光，这时候我看清了葛师傅，不仅看清了他那严肃的目光，而且看清了他的心”。在《没有想到》中，作家借蔡主任的话点题点睛：“其实你应该想到的，这样的同志就像烧红的铁块，不管放在哪里，他都能发热、发光、发响声！”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陆文夫自“探求者”案后，吃一堑长一智的“聪明”。工厂系列小说很难见到“干预生活”的痕迹，这既是政治高压下的无奈规避，也是审世度时的明智自保措施。读他的小说，让人生出淡淡的悲哀，为创作主体话不能言、言不敢尽的时代境遇而感到悲哀。
其三，人物形象的符号化。探索时期的小说虽然不乏佳篇，但无论从表现方式还是人物形象，都摆脱不了程式化的痕迹，表现在字里行间的新闻腔和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倾向，留下了较深的时代印痕。
对于早期的短篇小说，陆文夫自己有着清晰的评价和认识。他说：“在写《小巷深处》之前，我也曾写过一些类似通讯报道式的所谓小说，写一些社会生活表层的掠影，说明一些简单的修行观点。”
这部分小说开始被收入小说集《荣誉》，但后来陆文夫自编《小巷深处》集时，剔除了这些小说，可见陆文夫自己也清楚这些练笔之作的浅陋。之后的“工厂系列”小说，尤其60年代后的工厂小说，有不少创作主题和方式的雷同，读之乏味，带有比较明显的“新闻报道”痕迹。从概念出发而作的小说，由于先入为主的框框，只能用人物的言行来为概念做图解，往往流于刻板、套路和平淡无奇，仅仅在大同中见小差异，无法打动人心。因此，没有经过淘洗和沉淀的材料，凭着热情写作，难免有一种矫揉造作。小说中人物对话时有拔高形象之举，有些则完全是作者替人物代言，有违真实显得极不自然。结构上看，有些地方为了迎合主题跳跃过大，显得不真实。比如《小巷深处》中，徐文霞深怕意中人知道自己的不堪过往，约会时总在忐忑不安中，又不幸遇见旧“恩客”朱国魂，被其不怀好意地纠缠勒索，徐文霞鼓起勇气向张俊坦白了一切，最终获得谅解，这种转换有些突兀，对人物心态转变的心理过程缺乏合理交代。《龙》的主人公范师傅是如何攻克B字部分难关的，同样语焉不详。这些小说中，作者想要塑造的是一种人物类型，徐文霞是改造完美的从良妓女，范师傅是大胆心细本领过硬的技术骨干，都是需要讴歌的大写人，而非小写的个体人。人物为既定主题而设定，减弱了艺术感染力，违背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犯了文学创作大忌。无论是徐文霞还是葛师傅都是平面的人物，缺少鲜明的个性特征，虽然作者精心构建、妙笔生花，也无法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综上所述，探索者时期是陆文夫短篇小说创作的丰收季节，写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艺术上也达到了当时标杆的高度。2008年王富仁主编的《20世纪不可不看的中国短篇小说：当代卷2》，第一篇收录的就是《小巷深处》。基于探索性视角，陆文夫选择了文学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功能，又为了保证小说的故事性和可读性，难免会露出刀削斧凿的痕迹，离真实的现实生活较远，违背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忽略了小说创作的独立性，甚至出现了艺术审美性追求方面的倒退，让人不免为之扼腕叹息。这既是时代的局限，也是个人无奈的选择，对于文学本真有限度的坚守，也注定了某些作品成为过眼烟云，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无法久存于世。陆文夫再版作品集时剔除了不少小说，并且在原作基础上有一些改动，说明作家自己充分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遗憾也是可以理解的，青年写作者普遍的政治热情遭遇挫折后，在探索性视角与艺术性视角的进退策略里无法左右逢源，瞻前顾后或者观望调适是作家自身经历和性格决定的，也是特殊年代里文学创作者的集体悲哀。诗人公刘说得好：“然而，十分遗憾，好比挑担走路，作家们的担子本来已经够沉的了，偏偏途中还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阻碍、干扰和险情，毒藤、顽石、霜雪和泥泞，乃至陷阱……恐怕我们只好就这样颠颠踬踬、弯弯绕绕、喘喘咻咻地跋涉向前了。希望不远处有一个风和日丽的‘明天’，一个比现在这个春天更完美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