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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陆文夫的文学创作，清新脱俗、笔致精灵，尤其擅长刻画人物，各色人等活灵活现于其笔端。从苏北简朴喧闹的小镇码头到安恬舒适的江南水乡，一切的精致、细腻、灵秀，闪花了少年的视线，也孕育青年骚动的文心。政治文化生态与生动社会现实的激励召唤，有为青年的热血情怀与“鸳鸯蝴蝶”闲情雅趣的交相辉映，大江文化和姑苏文化传统的浸润渗透，共同铸炼了陆文夫的探索精神与艺术素养，也共同锻造了陆文夫观察世界、关注社会的特殊视角。在创作谈《过去、现在和未来》中，陆文夫说道：“我和高晓声同志，和已故的方之同志，都有大体相同的见解，都是盯着生活的底层和深处搞现实主义的。”
同时，厚达五卷的文学创作成果也告诉我们，陆文夫是一个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作家，他拥有强烈的面向现实、为读者想和考虑读者审美需求的创作原则。纵观陆文夫的文学创作，有两个特点非常重要：一个是思想的探索性，一个是艺术的审美性。我们可以看到思想探索性与艺术审美性的双重视角，即艺术的审美需求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双重驱动力，始终贯彻着陆文夫的创作历程，由此，陆文夫独特的创作追求和艺术特质逐渐形成：双重视角下“为读者想”的自在写作。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他始终坚持文学的社会功能，坚守文学创作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又始终心系读者，探索着小说审美价值的最佳表现，而且陆文夫在各个时期的写作实践表明，他一直在努力解决好这一课题，这一条纵向的历史线索，值得我们认真地梳理和分析。
本书所提到的双重视角，是指笔者在研究陆文夫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阅读他的小说时感觉到，思想探索性和艺术审美性视角始终交织在他的创作中，直接影响着其创作个性和特色，并形成了一条独特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思想探索性视角，体现的是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主题意图，而艺术审美性视角，体现的是创作者的艺术追求和审美需要。为了论述的方便，我把它简称为“探索性视角”和“审美性视角”。
在我国当代文坛上，陆文夫是以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著称并由此奠定其自身独特地位的。在半个世纪的创作中，陆文夫始终自觉地坚持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经过自为到自在的艰苦探索过程，达到了我国当代文坛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高峰。其“严肃”就在于始终真诚地面向现实，面向读者，自觉地把面向现实的使命感和为读者想的责任感结合起来，无私无畏地进行以小说创作为主的文学创作的艺术探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变幻、市场大潮涌动的社会环境中，他保持理想定力而不浮躁虚冒，保持艺术良心而不追名逐利，在此探索过程中虽然也有失误，也有挫折沉潜，但却始终如一地追求着文学的社会效果和读者审美结合的创作理想。
陆文夫创作面向现实，就是脚踏实地，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着意揭示生活意义，体现作品的思想性；面向读者，就是为读者想，真诚地寻找自己位置，着意满足读者需求，体现作品的审美性。可贵的是，在陆文夫那里，面向现实和为读者想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他在《为读者想》中把读者阅读和欣赏小说的需求概括为两点，一是“有点空闲”
，满足审美消遣和享受的需要；二是“有点意思”
，满足理解和改造世界的需要。就读者“理解和改造世界”来说，陆文夫说得很明白，就是小说创作要“有意思，很独特”，“有意思，很深刻”。而“所谓独特，是表明小说使读者了解到他所不知的事物；所谓深刻，是表明小说使读者理解到事物的本质。要求对客观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这是人类的本能，是千百万年来人类在求生存、求发展中锻炼而成的”
。
对应读者了解和理解客观世界的需求，就沟通了“文学需要反映现实”的内涵，这要求文学作品具有思想性，发挥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称为作品的倾向性，是获得充分肯定的：“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
思想倾向性是经典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重要视角，为了更好地阐释陆文夫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笔者在这里把他延伸定义为思想探索性，包含思想内容的探索和思想表达的探索。
除了强调思想探索外，陆文夫从为读者想出发，认同读者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是出于“有点空闲”的消遣需要，在陆文夫看来这也就是获得审美享受的需要。他说：“人们了解与理解世界的手段很多，小说这种手段之所以存在，因为它是以形象、情节、人物的命运等引人入胜，在惊奇、激动、欢乐、悲伤等等的感情起伏之中，使人们跟随着（想象中的参与）书中的人物，不知不觉地了解与理解了社会与自然。这种了解与理解的过程不吃力，有兴趣，是在一种美的享受中进行的，只有吸引力，没有强制性。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要读小说’，而且还读得入了迷，读得茶饭不思，晚上不睡，由消遣而变成受罪的缘故。”
这段通俗的话意义非常深刻。它同“有点意思”呼应，沟通了“文学怎样反映现实”的内涵，要求文学作品具有审美性，蕴涵与发挥艺术作品的审美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学创作不要席勒式，而要莎士比亚化的基本要求；这也是经典现实主义创作一个重要视角和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在陆文夫的文学理想中，文学的思想探索性和文学的审美欣赏性都是由面向现实、面向读者的逻辑发展出来的结论，因此两者是紧紧地结合着的，它构成了陆文夫的现实主义的两个基本视角，成为其始终不渝的文学创作的理想追求。
思想探索性和艺术审美性的双重视角，体现了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要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剧本《济金根》的创作，给剧本作者斐迪南·拉萨尔写了两封信，在肯定剧本的成功以后，马克思指出了剧本存在的问题，“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
，即《济金根》的作者创作中存在着从观念出发的概念化、抽象化，其思想倾向性是以抽象概念的演绎来代替实际生活的真实描写。同时，恩格斯正面提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这里的“莎士比亚化”就是“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
。把思想探索性与艺术审美性结合起来，这是经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原则。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思想探索性与艺术审美性结合也体现了现代美学文学理论的概括。如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就认为，“文学作品的效果取决于两种因素——作品本身的道德与美学内涵和读者的动机意识”
。这主要是说，文学创作不仅仅是作者面对现实、描绘生活的单向流程，同时也是作者与读者都参与其中的精神创造活动。陆文夫的双重视角理论体现了创作中主观与客观、作家与读者、思想性和艺术性之间的辩证思维，符合文艺理论创作基本规律。
在陆文夫的创作和理论中，双重视角的理论内涵是非常明确的。
所谓探索性视角，即思想倾向性创作视角，包含思想内容的探索和思想表达的探索。其内涵就是真实地反映生活，揭示出生活意义，关注文学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的社会价值，发挥作品的教育作用。关于探索性视角，陆文夫有三个重要理论观点。
一是真实地反映生活。生活是最新颖、最丰富、最不会雷同的，作家想要帮助读者认识生活、理解生活，首先就要全心全意地体验自己的生活，因为小说的创作总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和艺术感悟；其次，也不能直接匆忙地拥抱生活，因为未经实践检验的和反思的生活是毛坯，必须经过作者自身的理性认识去消化融合，实现为社会写真、为人生写真的美学理想，才能让读者理解社会本质和审美本质。
二是要力求讲真话，这是作家高度责任感的体现，是真情实感的流露。陆文夫认为，一直以来文坛有讲假话的现象，这个是以往“证明文学”
造成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本有其自然性的真实内涵，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真诚的作家一定会说真话、抒真情。苏联作家舒克申说，一个优秀的艺术工作者，“不能欺骗自己的人民”，“道德就是要讲真话，不是普普通通的真话，而是真理。因为这需要胆识，需要诚实”
。这与鲁迅的观点“如是描绘，并无讳饰”有异曲同工之妙。陆文夫描写现实生活，也没有一味地唱赞歌，而是在真实描绘新人新事的现实画面时，既表现出正面弘扬的热情，同时显示其睿智冷静的沉思。他的《门铃》《临街的窗》等短篇小说借周末串门的闲聊与戏剧团排练现代戏等常态工作和生活，折射出改革时代浮起的思想沉疴和历史积弊；他的《一路平安》《清高》写人们道德观念的蜕变，没有粉饰社会和思想现状，而是深远地探及价值观变异的未来隐患；《井》剖析集体无意识，触动人们心灵的痛处；他写的人物，每一个都是我们身边熟悉的人，以现实生活原貌和人物心态折射出历史的变迁，这是陆文夫关注社会，关注现实问题的基本创作手法。
三是渗透作家思想意识。别林斯基指出：“倾向本身不仅存在头脑里，还必须主要地存在在写作人的心里、血液里，主要地必须是一种感情、一种本能，然后恐怕才是一种自觉的思想，——倾向非像艺术本身那样地生发出来不可。”
在陆文夫的创作中，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他力求作品的思想性力量和正能量，以此来帮助读者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从歌颂新生活到干预现实生活，再到建道德法庭干预灵魂，直至隔山打子和多主题无名写作，陆文夫的创作始终重视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性。在谈到小说的社会功能时，他有句名言：“如果说作家真的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话，那也就是说：作品是管灵魂的。”
他还认为，“不能把文学的任务仅仅归之于为政治作证明，美其名曰为政治服务，不服务就是脱离政治，就是一种罪名。文学不能只是为政治服务，一定要求文学仅仅为政治服务的话，作假证明就是免不了的”
。这里精彩地阐释了文学社会功能，首先是文学不能仅仅为政治服务，文学还有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其次，文学不是直接证明政治观点的，但并不反对文学作品的政治意识；再次是作家写小说总希望自己阅历和见解对读者有益，“看了以后总要叫人奋起，想做一点有益于人类的事情”，因此作品应该有激励人的思想力量。他始终肩负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持认为文学要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百姓思想深处的道德与认知问题，帮助读者思考人生问题，指引人生航道。因为作家身上肩负着道义和责任，所以就不可以信口开河，或者无所顾忌地表达，文学演绎的人生、塑造的形象都是要让读者有所启迪、有所收获的。这就是思想探索性视角的理论，它始终贯穿在陆文夫半个世纪的小说创作之中。
所谓审美性视角，即艺术的审美欣赏性创作视角。其内涵就是艺术地表现生活，呈现出审美意义，关注文学的可读性和美感性的美学价值，发挥作品的艺术作用。在这方面，陆文夫也有三个重要理论观点。
一是艺术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黑格尔说过：“如果艺术的目的被窄狭化为教益”，“这等于说，艺术没有自己的定性，也没有自己的目的，只作为手段而服务于另一种东西，而它的概念也就要在另一种东西里去找。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就变成用来达到教训目的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手段”。
我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艺术为政治服务”成为主流文艺思潮。如前所述，陆文夫的早期古典文学素养的积累，以及感染于姑苏雅俗文化并举的文人氛围之中，其创作个性中富含着艺术的审美意识。但是，在初涉文坛后，即受到被狭隘化的文艺观及文艺政策的限制和影响，在他忙于“热忱地为新社会唱赞歌”时，也曾存在忽视艺术独立价值的偏向。经过艰难的艺术探求和自省，他的审美意识得以被唤醒，几乎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开始从社会层面和艺术视野的双向效应中来把握文学的本质了，能够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把审美视角同样作为艺术创作的目的。这就使得陆文夫在坚持倾向性视角的同时，又获得了审美性视角。尤其是他把“有点空闲”与“有点意思”并列起来，肯定人们读小说的初始动机是为了“消遣”，其他功能是在被艺术审美感化中潜移默化的结果。而“有点意思”和“消遣”的提法，本身就是鸳鸯蝴蝶派的某些创作观念。
二是艺术地观察和表现生活。陆文夫认为小说存在是以自己特殊的艺术方式来为读者提供审美享受的。因为文学作品作为人对生活进行审美创造的形式之一，只有真正能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才能使人从艺术创造的美那里，体验到来自生活本源的情感震颤，或愉悦，或痛苦，都源自感悟人生况味的心理激荡，乃至满足欣赏阅读的初衷——生理意义上的宣泄和享受，从而实现从物质接受转向精神交流的审美理想。这正如苏联美学家齐斯所说：“艺术对于形成人的审美意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教会人们如何去理解生活现象中内在的美，从而获得欣赏美的愉悦，使美成为人的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艺术的审美功能就在于帮助人们具备一定的社会—审美理想，发挥他们的艺术潜能。”
陆文夫有自己的写作原则，不属于那种一味迎合主旋律的作家，他不愿用文学图解政治，简单地歌功颂德，或是成为政治传声筒，而是始终从“为读者想”出发去追求读者的赞扬和欢迎，另辟蹊径地满足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
三是小说创作要“以美写真”，“假中求真”。陆文夫是追求完美的人，他曾指出有的作家“艺术感受好”，但那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一种直观感觉，这样的“真”就不足取。“小说也写真实，但是可以虚构，可以把真实加以想象而取得艺术的完美。”
他认为，小说作者必须处理好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小说要写真实，但是可以虚构，把真实加以想象而求得艺术的完美。于是他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把生活客观与审美意识的艺术整合，归纳为“抽取——加工——返真”的过程，就是我们对生活真实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通过这种审美视角的创作，小说就以形象、情节、人物的命运等引人入胜，吸引读者，读者的阅读欣赏“体验过程充满趣味，并不吃力，是一种享受美的过程”。这种审美性视角在创作中就是“莎士比亚化”的，这又是贯穿于陆文夫半个世纪创作实践中的一种自觉追求。
探索性视角和审美性视角，在陆文夫的创作和理论中是双重结合着的。他明确地说：对于文学作品，“光从艺术的本身来看问题，你就无法揭示它的社会作用；光从社会作用来看问题，又无法揭示艺术本身的规律。艺术对社会的作用，是多种因素的统一，而且要打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不能只看眼前的实利”
。基于这样的双重视角的创作观，陆文夫把艺术的教化功能、消遣功能和审美功能等诸种因素经过优化组合后熔于一炉，既摆脱了通俗社会学的死纠活缠，使艺术在适应社会需要时不至于再被奴化而失去自己的贞操，同时也就使得艺术跳出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所谓“纯艺术”的藩篱。文学艺术的多种功能是对社会价值需要的适应，“艺术能够满足这种需要，成为巩固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的有力手段，它从两方面‘学会’完成自己的这种社会组织功能：一方面，它赋予人们各种社会组织行为以审美‘外衣’，后者在情感上起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它以符合该社会需要和理想的精神造就每个社会成员的意识”
。探索性视角适应了人类希望小说“有点意思”的要求，获得思想的启示，从而更好地适应和改造世界；审美性视角适应了人类希望小说“空闲消遣”的要求，这是艺术对人类精神生活需要的适应，它在获得享乐的同时能唤醒人们处在沉睡或潜伏状态中的精神力量，起到陶冶情操的作用。以上两者的结合，才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价值，也是现代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道路。双重视角对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来说是必备的创作素质，其中任何一方的偏废，都会造成创作的遗憾或失败，两者完美结合才是艺术的最终追求。就像恩格斯所说，“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而不是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作品中人物的思想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但是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这里提出了一个现实的课题，就是理论上明确现实主义创作的双重视角是重要的，在创作中恰当地处理两种视角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而这种处理往往有着一个不断调适、探索的过程。可贵的是，陆文夫半个世纪的创作，始终都在做着这种探索和调整。陆文夫从登上文坛开始，其创作始终坚持双重视角，由开始的不自觉到逐渐变得自觉，从开始的自为逐渐成为自在，从双重视角存在偏差逐渐走向两种视角融合无迹，其间贯穿着的是坚持不懈的艺术探索，是他的严肃的社会使命感和艺术责任感，是他尊重读者为读者想的创作理念。
正因为如此，陆文夫的创作在我国当代文坛更具典型意义。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环境中，他的创作虽然也存在主观倾向外露的表现，但却还是能以其艺术审美的品格吸引读者的阅读和欣赏热情；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经历了动乱以后的文学创作中，他积极地凝练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特色，认清自己的生活、思想的特点，扬长避短，逐步把自己的创作定位在小巷人物志；我们也不难理解面对80、90年代之交先锋文学消解文学思想意义、疏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种种潮流，他依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真诚地面对生活，面对读者，写出了经得起历史和读者检验的文学作品。
结合本书上编第二节所述，成长经历与工作环境对于陆文夫创作中艺术审美性和思想探索性双重视角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把这种直接影响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接触的下层百姓多。长江夹港的童年生活，陆文夫见识过码头讨生活的三教九流，为生活奔忙的苦力；苏州城的寄居生活，让陆文夫初识小街小巷中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采访中深入工厂农村一线时，他记录了工人农民的喜怒哀乐；下放射阳农村时，他与落魄知识分子一道和淳朴的农民兄弟的同甘共苦。这些接触，经常使陆文夫心存愧疚，同样作为一名普通百姓，作家已经得天地厚爱，拥有了很多普通人无法企及的资源和优势，有什么理由不发挥自己仅有的那点特长为凡人小事做一些真实的记录，哪怕只是看后有些许的温暖和触动，就足够了。正如他后来所说：“作家在人民之间是幸运儿。无数同代人受苦受难……如果再不把他们的艰辛、梦想、觉醒等等加以艺术的表现，那就太对不起人了。”
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的“文学为人生”观念的确立，以及“为读者想”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
二是从军和记者经历。陆文夫在盐城华中大学接受了短暂培训之后，就随着接管的解放大军渡江回到苏州城，并从事轰轰烈烈的新闻报道事业，这一段特殊经历，使得陆文夫与王蒙一样，对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事业有着发自内心的拥戴与骄傲。他系统学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党的文艺政策和方针，努力用汗水和文字谱写社会主义建设的赞歌。他逐渐走上了文坛领导岗位，自然不可避免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影响。他始终认为阅读文学作品，除掉艺术上的享受之外，更主要的是从思想上获得启迪，读者可以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生活之路、解决现实问题、探求救国之道。在现实生活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主潮，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写工农兵题材，工农兵是文艺描写的主角。这便是延安整风运动后所带来的现代中国文艺历史的转折性变革，这变革形成的创作上、理论上的统治局面，直到80年代初才有所变化。这当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包括30年代走上文坛的“五四”作家群，也包括50年代文坛突起的高晓声、陆文夫这一批新生代作家、文艺工作者都明白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宗旨和创作总体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改造思想情感，便成了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而这个改造又是由一定的理论或世界观来引领指导的。所以，有趣的是，在这些小说诗歌戏剧等文艺创作中，主观性都是鲜明突出的。这种主观性不是“五四”时期个体主义的多愁善感，恰恰相反，这里的主观性表现为现实所要求的思想性，即以明确的目的、意识和观念来指导创作，这里的主观性是理智、实用、政治乃至政策的，高度重视创作中的理性因素，作家们不由自主地遵循概念或政策来编织故事、裁剪生活、抒写情怀，表现出一种相当理智的主观性，这些都是创作艺术中探索性视角形成的关键。
三是吴文化的浸润。吴文化的发源地苏州到了明清时候，成为江南文化中心。明清苏州人家普遍重视文化教育，书院多，文人众。据统计，明清两代苏州府考取进士1882名，约占江南考取总数的24%，明清江南状元共79名，苏州府34名，占43%。苏州因此获得“状元之乡”的美誉。其他文赋诗词、书法绘画、戏曲音乐、雕刻园林、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方面，苏州均很发达。如明文学“前七子”“后七子”中，徐祯卿、王世贞都是苏州人；归有光是崇尚唐宋古文的著名作家，画坛“吴门四家”（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风靡一时，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清代钱谦益、沈德潜、吴伟业均为文坛领袖。至于通俗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更是名著众多、脍炙人口，许多代表性、巅峰性作品出自苏州作家之手，如冯梦龙的“三言”，还有昆曲始祖魏良辅，戏曲经典有梁辰鱼《浣纱记》、李玉《清忠谱》、朱佐朝《渔家乐》；数学、天文学方面，最杰出的是王锡阐与李锐。更不用说一代大儒顾炎武在经学、史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的巨大成就等，不胜枚举。
明代江西人章潢曾如此称赞苏州地区文化：
夫吴者，四方之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服之用弥博，而吴益工于服；器之用弥广，而吴益精于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啬也。
在审美情趣方面，苏州也是独立潮头。
苏州作为时尚中心与审美高地，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是清朝宫廷对苏州艺术的欣赏与垂青。乾隆皇帝对于苏州文化，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七下江南”的传统由此风靡。孔飞力说，江南是让清朝皇帝既高度欣赏又满怀妒忌的地方。苏州的魅力，还在于都市文化的持续繁荣。持久而强大的创新能力，是苏州得以保持鲜活文化个性和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对文化建设的共同参与、雅俗之间的不断互动，则是推动文化发展、激发文化创新的永恒动力。这对今天的江南文化发展繁荣，苏州经济文化的独立鳌头都有鼓舞和借鉴意义，姑苏成为年轻人的梦想，也是陆文夫深深热爱的家园。
就像三言两语无法说清楚“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孰优孰劣，前者可能产生败笔，后者的理想化写作也有动人之处一样，笔者认为探索性视角和艺术性视角的双重辐射，对陆文夫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影响。其中任何一方的偏废，也许都会造成文学艺术作品的失败，两者完美的融合才是艺术最终的样子。两种视角的交织，使得陆文夫在创作中必须不断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好思想探索性与艺术审美性之间的平衡。而这种调适和融合，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的不断调整又是分不开的，与现实的文化环境变化互相作用。多次思想政治运动及“文化大革命”更是加剧了文学生态环境的崎岖躁变，文坛被四面八方扑面而来的政治风浪裹挟，使得漩涡中心的陆文夫们几经风雨几度沉浮，创作命运也几度摇摆不定。凭借执着的理想信念、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加上对文学创作的情有独钟，陆文夫虽然历经磨难几乎“体无完肤”，依然几十年如一日认真思考，不懈耕耘，在荆棘密布的文学林间小道上探索前行，通过双重视角的不断调适与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作道路。
艺术理想与文学生态环境的悲欢离合，呈现出复杂纠结的局面，通常是：适应得好，乃起；适应得差，即落。“他则几度浮沉：沉则为妖，浮则为人”
，多难的经历成为其磨砺艺术个性和特色的试金石。陆文夫的一生可以用“三起三落”来概括：
第一起一落：195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荣誉》，发表短篇小说《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声名鹊起，出席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1957年春到江苏省文联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因“探求者”事件成为不戴帽子的右派，内定的“中右派”，下放苏州机床厂当学徒工。此间与苏州三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同在作协小组，过从甚密，边吃边谈，了解诸多苏州风物人情，此阶段有十来篇工厂题材作品。
第二起二落：1959年江苏省文联重建创作组，陆文夫又被召回，以在工厂的生活体验写出了《葛师傅》等作品，还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二遇周泰》，这是陆文夫创作的第二个春天，茅盾的评论《读陆文夫作品》给予他创作上的充分肯定。1964年“文艺整风”灭顶之灾中，陆文夫又受到批判，已经落稿的第一个中篇被迫停发，内心煎熬几乎自杀。1965年根据组织处理决定，认定他不适合再做文艺工作，长期下放劳动，随即进苏纶厂当了机修工，独酌浇愁，听《贝尔加湖之歌》。“文化大革命”中，陆文夫被打落在地，踩上一只脚，新旧鸳鸯蝴蝶派一同挂牌批斗，直至1969年底，江苏文艺界2000多人被遣送下乡，他也被逐出天堂下放到射阳县陈洋公社南分大队，耕田种菜、读书思考、自由交往，倒也自得其乐，后被推荐为县革委文化馆副馆长兼创作组长，调研了解农村的真实面貌，聆听底层心声。
第三起三“落”：1978年11月平反回苏州，复活于新时期文坛。他一出山，小说《献身》便一炮打响。1979年中篇《有人敲门》面世，后《小巷人物志》《小说门外谈》出版，80年代中期进入创作的高峰，写出了《小贩世家》《围墙》《美食家》等扛鼎之作，奠定了陆文夫在当代文坛的杰出地位，《却顾所来径》是创作理论的集大成者。80年代后期推出了更多关于人性思考和民生问题的小说，如《故事法》《清高》《享福》等，90年代出版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人之窝》。2005年7月9日，因病去世，生命凋“落”。因此严格说来，陆文夫的文学创作旅程经历了三起两落。
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宗派主义等，而文学领域则是提倡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样的文艺政策，带来了相对宽松的创作氛围。“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高晓声等青年作者对于这样的动向当然是非常敏感的，感觉文学又回归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类似的自由空气中。这一伙年轻人经过讨论研究，一致认为文学不应该只是唱赞歌，而是要“干预生活”，创作方法也应该是多种多样，不能局限于反映现实政治。文学要写人，探索人生的道路，不应该干巴巴地阐释政策和政治运动。他们认为，过多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和信任原则，运动面前人人畏首，担心说错话就弄到自己头上。要知道在50年代敢于口头交流这些观点已经是胆大包天的行为了，而这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不仅说，而且还筹备创办一个同人刊物《探求者》，以创作艺术实践来践行文学主张，同时为《探求者》写好了发刊词，把这些主张明明白白地写在里面。现在看来，高晓声、陆文夫他们其实还是在努力延续新文学为人生的启蒙理想和为社会服务的文学观念，只是他们希望用更生动、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去尝试获得最好的文学效果，他们希望在一个同人刊物的旗帜下，结成团结友好合作的创作群体，有鲜明的文学主张，更好地奉献自我的创作热情。在当时“双百”方针的背景下，这些文学主张应该说顺理成章和无可厚非。
遗憾的是，事与愿违，这些美好的愿望和浪漫举动被粉碎了，《探求者》刊物还没有办成，就开始了全国“反右派”斗争运动。白纸黑字的发刊词闯下大祸，“探求者”集团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所有成员面临批判、斗争、检查和处理。最终，陈椿年被送进劳改农场，高晓声遣返老家种地，艾煊到苏州西山种果树，方之和叶至诚去工厂大炼钢铁，陆文夫被责令回苏州，到机床厂当学徒，进行劳动改造。陆文夫这一次的专业作家梦只维持了不到半年，便一个筋斗栽到底，虽然他不明白错在哪里，但是，初创时期的文学创作体验和“探求者”同人的理论观念，却在他心里深深地扎下根，那就是作为文学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陆文夫回到了苏州，甘心情愿地当车工，真诚求教于工人师傅，他与工人同吃住共辛劳，陆文夫诚恳的工作态度，让工人们很快亲近他，称赞他，得到不少奖励。当然，那时陆文夫的问题定性为“中右”，还不算是最恶劣的境遇，属于可教育好的范畴，苏州文联方面也爱惜陆文夫的才华，给予他一定的创作空间，“工厂系列”小说诞生在这一时期，由于一再被批，陆文夫小说的艺术视角已经在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中几近萎缩，塑造的人物也几近雷同和概念化。1960年夏天江苏又成立专业创作组，把表现好的陆文夫调到南京，直到1965年夏天大批修正主义，陆文夫再次被揪出来批斗，永远开除出创作队伍，回到苏纶厂当修理工，1969年全家下放射阳农村。
1978年陆文夫重返文坛后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九年的沉寂生活让陆文夫逐渐厘清思路，此间他的探索性视角本身得以调整，主观创作理念也发生了改变，以适应不断前行的社会发展步伐和现实环境的变化；艺术审美视角得以逐步打开，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陆文夫的小说作品艺术上日臻成熟，到达他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80年代前期作品显得质朴向上、真挚简单却并不浅薄，如《献身》《唐巧娣翻身》等。从《围墙》和《美食家》开始，作品呈现一种圆熟的艺术技巧和自然散淡的叙述风格，构筑起陆文夫艺术世界的高峰，《人之窝》应该是陆文夫苏州生活与人生经验的积淀之作。
“文革”十年的工厂、农村劳动下放遭遇，是陆文夫命运转折的不幸遭遇，反过来说，正好使陆文夫沉浸民间，体恤凡世疾苦，从而成为其创作思想沉淀发酵的最好契机。创作形式从短篇过渡到中篇，最后到长篇，说明随着人生思考和对文学创作旨归的追求，陆文夫在探求者的道路上交出了一张成果丰硕的答卷。作为公认的短篇小说名家，写作长篇是陆文夫的夙愿，《人之窝》的出版就是一次耗尽心血的尝试，当然，评论界并不看好这个长篇，有不少评论家认为陆文夫更擅长短篇的精巧结构，似乎驾驭不好长篇。可笔者认为《人之窝》恰恰是一个可喜的开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所谓岁月静好，偏安一隅，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一旦遭遇岁月的凄风苦雨，恰恰连这点梦想都很难圆满，你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你，你只能面对，接受或者抗争，生命就是如此延续。《人之窝》寄托了陆文夫对以小说主人公许志伟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担忧和对普通市民生活的关注，也隐含了陆文夫为同时代文人多舛命运的唏嘘叹息。从《美食家》到《人之窝》，可以大胆预测一下，假如不是健康原因和生命的终止，从颂歌、悲歌、离歌，再到无名之歌，陆文夫必将完成其思想蜕变和创作艺术的凤凰涅槃。
文坛的起起伏伏，始终没有打消陆文夫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审美的追求。顺境，他孜孜勤勉、着力笔耕，记录生活的点滴美好；逆境，他容忍坚韧、热爱生活，以火一样的劳动热情应对挫折、回馈社会，永葆对美好未来的期望。他对文学理想的信仰，对自在写作的追求，在当代文坛树立起别样的人格丰姿，令人敬佩。在双重视角博弈下，陆文夫为读者想的艺术探索道路，为我国当代文坛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陆文夫是一个坚守文学理想的人，在创作征途中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他坚信文学对于社会、对于读者的功效，大大超过医药的效果。他的理想很简单：写小说就是将自己对人生的体察、感受和见解以艺术的方式呈献给读者，使读者在欣赏的同时获得精神世界的扩展，“把人们的精神世界弄得丰富些、充实点”
。作为一名5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陆文夫既是不幸的，同时又是幸运的，他的幸运与不幸都源自对文学艺术的钟爱和对文学理想的追求。不幸在于生不逢时，创作刚刚起步就遭遇了风霜雪剑的文学冰冻时期，浪费了生命中最珍贵的黄金年华，同时也是写作精力最旺盛的十三年。对文学的痴爱，令他身陷“探求者”案，被多次挂牌批斗，甚至赶出苏州；亲人们跟着他颠沛流离到农村改造，尝尽生活的辛酸，小女儿因病早逝，中年丧女的心头创痛永难弥合。
陆文夫是幸运的，拥有一个多彩的幸福童年和丰富的求学经历，他从长江畔起航，读私塾，读新式学堂，一路沐浴传统文化的风雨，带着初初萌生的家国情怀，来到小桥流水的姑苏河畔求学。发自内心的新鲜和喜悦，转换成学习和阅读的动力，所以，他在读书时期扎实的国文基础和出众的写作才华已初露端倪。都说童年经验是奠定人生体验的基调，可以猜想陆文夫的童年基调是无拘无束的欢乐，所以他的文风的主调也是明快幽默的，总是能够捕捉到生活中的主旋律和正能量，即便是讽刺批评也是带着温良敦厚的气息。禀性温良才能有“糖醋”心情，才能品尝咀嚼出酸酸甜甜的人生滋味。虽有磨难但总有运气相伴，年少体弱需要养病，却意外考上了苏高中；高中毕业奔赴解放区，只经过短暂学习和艰苦训练，就随胜利大军返回苏州，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志向盈满于怀；他勤勉的作风和出色的写作能力，得到苏州文联领导的鼓励和栽培；创作初期遇见了现当代通俗文学鼻祖“苏州三老”，得到文坛宿将的赏识与扶持，带领他领悟了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打开了观察生活的另一种视野。
陆文夫是幸运的，纸媒时代发表小说虽然周期长，但一旦发表就是了不起的事情。他第一次习作投稿就遇到伯乐，给予他实在的鼓励和支持；处女作发表后又得到文坛泰斗茅盾、巴金等的赏识，茅盾专门写了评论，他很快成为江苏专业作家；作为结社骨干身陷“探求者”案，案子被定性为反革命性质，多亏筹备办杂志期间，他和方之一起去上海，求教拜见了著名作家巴金，老人非常爱惜年轻人的才华和谦逊勤勉，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经验，善意提醒他们退出“探求者”团体，不要搞同人杂志。陆文夫经过慎重思考，听取了前辈的意见，回南京后立即递交了书面检讨和退出申明，这一主动姿态使得他最终躲过劳改，从轻发落到苏州企业，接受劳动教育；无论发配企业劳动还是遣送下乡接受再教育，他都遇见了淳朴善良宽厚的工人兄弟和农民乡亲，愿意包容一个勤劳肯做事的文人。
所有的磨难挫折没有打消陆文夫对文学艺术的满腔热忱，他的创作生命最终没有湮灭而适时重生，新时期的顺境、光环也没有消磨陆文夫的创作激情。起起落落的坎坷历练，反而让陆文夫更深入地了解世态人心的复杂，体察底层社会的症结，理解为生活奔忙的平凡人事，能够切身体会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艰辛，这些都成了他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原动力和灵感所在。他坚持关注小人物，倾听底层声音，坚持“为读者想”的文学创作观念，坚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和闪光点，塑造出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拥有时代特征和美学价值的艺术形象，这就是陆文夫的文学理想与个性特质。
陆文夫坦言自己进入文学大门是自为的，他写的生活不一定是亲身经历，写作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某种思想、解决某种问题。这种作家的善意和他对社会的热忱与责任是不用怀疑的，但是这样的作品局限性大，须得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才能彰显作品光辉。“我在开始时也干过现买现卖的活儿，用采访来的材料写小说，为某个政治运动服务。这种小说显得简单而浅薄。”
陆文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珍惜自己的才华和机遇，在有生之年做了最大的努力，在倾向性和艺术性的双重视角下，寻找有效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创作读者喜爱的艺术作品；他也尽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困境，克服写作惯性，寻求创新与突破，“我看到了我面前的崇山峻岭，攀登的过程大体就是由自为转而进入自在。……自为的步步深入，力求透彻，那就是自在的入口”
。经过这种目标明确的探索、攀登，他最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竖立了有价值的创作丰碑。
受双重视角的影响，陆文夫在题材选择和创作视野上有较多羁绊，但他始终追求创作的内在自由。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现代社会“主体的人”往往被外部“客体化的世界”奴役了，在各个时期被制度、被金钱和欲望迷失、驱使，丢失了人最宝贵的——自由、创造和爱。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的自由，应当也只能是“精神自由”，而不是一般的选择自由。一种崭新的社会变革思路是：塑造内心“精神自由”、追求真理，再外部化为社会生活、现实制度和新的历史发展路径。
虽然这种境界不太可能实现，但是其中表达的一种对人的价值追求和思想关怀是可以理解的。笔者认为陆文夫至少在创作艺术上达到了精神自由的境界，他明确知道自己需要写什么和怎么写。想象中的乌托邦并不可靠，可靠的是人类通过修缮自我、超越现实、超越有限，在纯净的精神世界里，追求人类道德与理性的“大善”，从而转化出现实世界的和谐美好。哪怕只是走在这样探求的前进路上，那也足够美好了。自由，意味着自我突破，意味着多思多变。纵观陆文夫的小说世界，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创作，几乎每一篇都能让人感觉到小小的激动和战栗，充满睿智的思想与自由奔放的才情。文学评论常会涉及作家和作品的个性差异，有些平和冲淡，冷眼观世，有些倾心投入，回肠荡气，除了风格不同外，后者更多的是作者倾注了生命的感动，这是很消耗人的，无论是精神气，还是体力。这种喷薄而出的写作相当累，写完也许会虚脱，会大病一场。例如长篇《人之窝》的写作，几乎耗尽了陆文夫风烛残年的心血，但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忘我”写作，遵循内心的自由写作。文学技巧与结构方式或许可以传授、可以模仿，让一个读者感动也许很容易，让很多人感动，这就很难。
陆文夫是50年代登上文坛的这一批现实主义创作者中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既维系了50年代现实主义作家整体的创作风尚，又表现出迥异于常的创作个性。这种独特性是指作家最擅长、最熟悉的社会生活与其个性、气质的完美融合。因此，笔者试图把陆文夫的创作还原到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特定时空背景中，然后在此背景中去还原陆文夫的创作道路和探索历程。人物在特定场景中活动，甚至就是特定场景所造就的结果，只有场景显得真实且有意思，那么研究结论才会真实且又可靠。
纵观陆文夫各个时期的小说创作，结合社会生活变迁、文艺政策的调整、文艺界的风云变幻及作者个人的创作历程，然后来做细致的分析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审美追求，才能充分认识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也才能得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研究结论。探索性视角和艺术性视角的关系问题，是陆文夫文艺事业中终身都在探索和处理的关系问题，陆文夫的小说创作，从纵向看也确实是始终在这双重视角的纠结中探索和前进的。本书中篇部分将通过分期论证以理清陆文夫小说创作的内在脉络，具体分成四个时期。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折翼的“探求者”阶段，创作上表现为“百花文艺”的抒情性和“工厂系列”的故事性；第二阶段：1978—1981年，“煎熬中的起飞”，干预生活和关注现实问题；第三阶段：1982—1987年，“梦中的天地”，开启文化书写，深挖风物意象背后的历史文化意蕴，开设道德法庭，干预人的灵魂；第四阶段：1988—1995年，“却顾所来径”，回顾三十年创作经验得失，甘当人梯，尝试主题多重奏的无名写作。依据各个时期双重视角的不同表现，从创作基本概况、探索性主题和文本艺术特色分析三方面去研究，从中捕捉作家是如何协调双重视角的关系，不断调整与融合多种写作可能，从主观自为的文学姿态，逐步进入内心自由的自在写作境界。双重视角纠葛中不断前行的创作旅程，亦是陆文夫顺势而为寻求自我突破的探索历程。
陆文夫的小说创作彰显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良知。作为一个充满家国情怀的文学创作者，陆文夫用坎坷的一生阐释了一个党外知识分子，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对于党的文艺事业忠诚不变的情怀，对于文艺创作的痴爱绝恋。在“极左”文艺思潮的年代，他别开生面地努力保持艺术审美性；90年代私人化、碎片化写作风靡之际，他自岿然不动，依然遵循着现实主义关注民生、关注日常的原则，撑起一片纯净的文学天空。无论外界环境风起云涌，陆文夫触及灵魂、改造生活的文学理想和“为读者想”的创作准则，始终没有变化过。
20世纪90年代何勇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摇滚歌曲《钟鼓楼》唱到：“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的脸……是谁出的题目这么难？处处都有标准答案。”歌曲充满那个年代青年人的迷惘，事实上，人生确实是一个解题过程，每个人都会交出不同的答卷，作家亦然，甚至是用生命和心血谱写人生答卷。人人都有自己坚守的理想和选择的道路，结果就会带来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与日常生活。每个时代都承担着漫长历史风云中的某几页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双重生活，都有精神奋斗与物质追求双重磨砺下的成长史，凭着易损的肉身，走过多梦又多劫的生命历程，各有各的精彩。既然人类囿于自身局限，无法跃出时间的长河去纵观人类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那么秉承初心和良善，走好脚下的路，说好心里的话，过好当下的生活，就无愧于人生。人的喜悦和愤怒随机而来，不会遵循同一个熟悉的套路，生命的底色如何，他眼里的世界就会怎样。尽管陆文夫的创作始终处在不断地变化中，终究也无法摆脱时代的束缚和印痕，只是那些探索和努力会在不同的点上，触动读者的心灵，体会到文字背后那一点点喜悦、一点点揶揄和一点点的感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人的作品，应当是他那个时代的缩影”
，陆文夫早就这么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