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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阴历闰二月初二，江苏省泰兴县一个叫做四圩的村子里诞生了一名男童，农家喜得贵子，自然爱如珍宝，取名陆纪贵，这就是后来被世人称为“江南秀士”“小巷文夫”的著名作家陆文夫。其时，他跟随祖母在泰兴乡村生活，度过了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生活：
我们的村庄家家都有很多树，种在门前小河两岸，有些桃树和柳树长大了以后就斜盖在河面上，两岸的树像一条绿色的天篷，沿着村庄逶迤而去。这天篷下的小河就成了儿童们的乐园，因为男孩子大都会游水、会爬树、只要好玩都无所畏惧。农村没有幼儿园，都是村庄上的大孩子带着小孩子，整天在这绿色的乐园里转悠，摸虾、捉鱼、采果子、掏鸟窝、放野火，说是烧过的野草明年会长得更好更绿。每逢暮色苍茫，你可以听到村庄上时不时有三声两声，那声音尖锐、悠长、焦急、慈祥，那是母亲呼唤孩子，那拖得很长的呼唤声，能把一里路之内的孩子从绿色的天地里召回来，洗脸、吃饭，然后进入梦乡，那梦自然也是绿色的，能使人没齿难忘。
快乐散养的童年与大自然融合，给他留下了绿色的梦，养成了他开朗和顺的个性。六七岁时，陆纪贵被接到父亲任职的大通轮船公司所在地靖江县夹江港，这是长江边上的一个水陆码头。生活在喧闹的轮船码头，接触到往来客商和三教九流之徒，他对普通百姓为生计奔忙的日常景象有了初步的概念，这是成年的陆文夫特别能理解并融入普通百姓俗世生活的重要原因。灰蒙蒙的码头、嘈杂繁忙的生活，水天一色的长江对岸又是怎样的一片新天地？一知半解的粗浅印象和无穷的想象力，激发起幼年陆文夫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亦是敦促少年陆文夫勤奋求学，远离乡土的一个潜在激因。
彼时泰兴农村虽然生活清贫，但民风淳朴，有着非常浓厚的尊重知识、尊师重教的习俗，懵懂玩耍的少年很快就被父亲安置到离家二三里地的乡村私塾开蒙。当时的私塾还在一个土地庙里，学堂里供奉着先贤孔子像，在父亲的陪同下，陆纪贵带着祭拜礼认认真真地焚香跪祷，正式拜师启蒙，塾师是乡贤秦奉泰先生。在秦老夫子严厉而悉心的指导下，小小少年逐一学习了《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论语》等传统经典，由于他天资聪颖、过目不忘，深得秦师喜爱，赐学名陆文夫，大约是鼓励他努力学习，成为文字世界里勉力耕耘的一夫子。名兆人生，从此，文学便以剪不断、理还乱的姿态伴随了这个农家孩子跌宕起伏的一生。
私塾学堂旁边有大片的竹园，课余时间竹园就成了小小蒙童的乐园，多年之后，陆文夫依旧回味无穷：
那竹园的地下有蟋蟀，有刺猬，有冬眠的青蛇，有即将出土的蝉蛹。一场春雨后会有蘑菇出现，只是当春笋出土时在竹园里走动得当心点。……最有趣的是夏天，教师也热得受不了，同意学生们把课桌搬到竹园里学习。十几个蒙童散坐在幽篁里，有的玩耍，有的和老师一起打瞌睡，有的用野藤做吊床。躺在那种悠悠荡荡的吊床上，很快便能熟睡，直到大风吹动竹叶，发出松涛、海啸似的响声，才能把你惊醒，暴风雨来了！
大约每一个“文夫”心目中都有这么一个心旷神怡的童年“百草园”。无论是摇头晃脑的朗朗诵读，休息时自由的嬉戏玩耍，还是大字写不好挨老师的戒尺手板心，私塾生活给陆文夫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陆文夫初初断文识字就喜欢看画本小说，自己偷偷买一些唱本私下阅读，同时，他也是个孝顺的孩子，时常惦记着养育照顾他的祖母。那会儿读和唱差不多都有调门，放学回家后，陆文夫就按照画本自编自演说唱故事给祖母听，让老人家解闷消遣。陆文夫编故事讲故事的能力越来越娴熟，孩提时代就表现出喜爱文学创作的倾向。
不久之后，私塾改为学校，秦老夫子变成国文教员，陆文夫又跟着学习了白话文，学堂还开设地理、历史、体育和音乐课，丰富的学习课程着实比只读圣贤书和单纯训练习字作对的单调私塾学习有趣得多。
彩云易散琉璃脆，美好的学习生活一波三折。抗日战争硝烟弥漫，好多学校都停办了，秦老夫子重操旧业，在离家十多里路之外的村庄开私塾馆。因为舍不得读书好苗子，秦老夫子特地说服陆文夫的父亲，让他以附学身份当私塾寄宿生，九岁的蒙童便负笈离家，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求学生涯。这段时间，陆文夫又开始读圣贤书，《史记》《孟子》《古文观止》等逐渐加入书单，古典文学的熏陶修炼潜移默化地浸润着少年学童的心性，也巩固了文学素养。当时，伴随秦老师左右的附学，还有一位叫刘国培的聪明学童，比陆文夫略大几岁，书读得好且写得一手漂亮好字，有时候秦老师来不及写的春联就由他代笔。
两位学童陪伴在秦老师的身畔，给清苦的寄馆读书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成年后的陆文夫，对于当年私塾生涯唯一的遗憾就是，只顾读闲书不愿意好好练字，常常自叹一笔丑字见不得人。
新学馆所在地方很穷，教室是两间土房，两张床就搁在教室里，房屋四面来风，冬天手脚都长冻疮，破了还流血流脓。学习环境这么差不算，最苦的还算饭食。按照当地惯例，附学学童的饭食跟教书先生一样由各家轮流供给。如果放在平常岁月，私塾供饭是非常馋人的，各家各户都会尽着最好的饭食供给，可惜陆文夫当附学的时候恰逢时局动荡、国难当头，那地方本就穷困，村人常常因为供不起饭要临时外出借粮，借不到的话师徒三人就得饿着，还经常吃不饱。这种寄宿学习生活虽然清苦寂寞，但和老师的关系却日益亲密。秦老师见陆文夫书法没什么长进，便教他吟诗作对，允许他看闲书。所谓闲书，就是小说画本之类。“所谓看闲书，是指看的故事、神话、小说之类的东西。我开始时是看七字段的唱本，什么《孟姜女万里寻夫》《烟花女子搞阴状》等等，后来便看《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水浒》《岳传》《七侠五义》。”
作为被老师选中伴读的优等生，一方面作为学习榜样示范，另一方面，也要帮助老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附加的福利除了免费蹭饭，就是跟着老师多看几本杂书闲书。每天晚上，私塾只剩师徒三个人的时候，秦老夫子带头看小说，这个受过新文学熏陶的老师比较开明，认为只要能印在书上的字，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墨宝，都可以看。这下好了，三个人你追我赶看得不亦乐乎，每次看完了，大家还要讨论某某小说如何精彩，某某作者本领更高强。看小说还要有思考有见解，这些都是秦老师教会他的。
从《精忠岳传》开始，陆文夫对小说产生浓厚的兴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慢慢形成了文学阅读的习惯，积累了大量古典文学知识。当时，村里还有“笔先生”的行当，类似于穿村走乡的货郎，不过大竹箱里背的不是日常百货而是纸墨笔砚和各类书籍，专门做塾馆生意。以先生作中介，官货卖给学生，私货（小说）卖给先生，假如学堂里官货生意做成的多，私货就可以免费馈赠给先生。假如保管得好，下次贴少许钱还能换新的。这下三人可读的小说就源源不断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封神榜》《西游记》等，都是这个阶段的阅读材料，大大丰富了陆文夫古典文学知识和文化素养的储备。陆文夫说那时没有读到《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是“淫书”，不被当时的私塾学堂接受。当肚子里积累了不少的小说后，陆文夫就不满足于唱画本了，开始练习讲故事。他把记得的小说内容拼拼凑凑，重新组合讲给祖母听，有不记得的地方，就发挥想象力现编现说。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恐怕就是陆文夫文学创作的萌芽。秦奉泰先生当时虽然看好两个嫡传弟子的前途，但他显然没有想过要把陆文夫培养成为作家，也不能预知他的未来，但秦先生的言传身教却在幼小的心灵扎下了根，他由此培养起浓厚的阅读兴趣和思考习惯，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只可惜，跟着秦先生的读书好日子只持续了一年不到。
战火之下无净土，泱泱华夏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私塾宁静平和的读书生涯终于被隆隆的炮火搅乱，1938年，日本侵略军打进上海并进犯长江流域，靖江的夹港码头也多次遭到日本兵的轰炸袭扰，大通轮船公司被迫解散，父亲陆保芝只好举家迁回了泰兴农村。此时，延续了数千年传统的私塾教学形式也在接受挑战，新学正在全国各地兴起，陆文夫又开始了辗转流徙的求学生涯。
1938年，因为家庭搬迁，陆文夫被迫离开了秦先生的私塾，到离家不远的天星小学读书。次年，转学到张家桥小学，从五年级读起。新学的教学体制跟私塾不同，多年的私塾训练令陆文夫的国文基础牢固，虽然字写得不怎么好，但语文成绩上乘。然而，除了会打一点算盘，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数学课程他都没学过，数学成了头痛的大问题。在《多读书，写感受》一文中，他写道：
我读小学是从五年级开始的，五年级以前都是读的私塾。什么叫私塾？……私塾有的叫作家塾，有的叫作学馆，老师教书叫作“坐馆”……这种私塾只有两门课，一门是语文，一门是写字；还有一门是珠算，但教的时间不长，只稍会加减乘除。语文的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古文观止》等等。
私塾重国文基础，慢慢培养了陆文夫阅读文学作品的爱好。只有一点薄弱珠算基础的状况导致他望数学而生畏，这一直影响着学业成绩，上小学如此，考初中是这样，上了高中也是一样，他的数学成绩一直不理想，理化成绩也不理想，成了典型的偏科少年，这与旧时代私塾教学形式有关。
1942年，陆文夫从张家桥小学毕业，由于农村没有中学，读书必须到城里去，陆文夫初时进了泰兴城里的延令中学读初中，当时泰兴城里的公立学校都是亲日派的汪精卫伪政府开设的，有日语教学，被爱国者们鄙弃为奴化教育。有几位爱国的士绅和知名人士，还有一些不愿意向日本人屈服的教员，便簇拥戴为敷、杨元毅两位先生为首，筹划成立了扬陋学塾——取扬子江畔简陋学舍之意，拥立戴为敷先生当塾长，扬陋学塾因为教学质量高，而且有民族气节，不教日语，很快名声大振。1944年秋天，陆文夫慕名从延令中学转学到扬陋学塾读初中二年级。转学新去的那个班共有五十多人，坐在一个雨天会打雨、冬天会飘雪的大厅里上课，女生坐在前面，男生坐在后面。陆文夫清楚记得戴老师的样貌：“是个胖子，夏天穿一件白夏布的长衫，戴一顶铜盆帽，手拿一根手杖，他在泰兴城里是很有名望的人。”
女同学朱砚馨学习最优秀，陆文夫虽然数学不好，但总成绩大体在前十名徘徊，因为他的作文常常得第一。班长叫冯泰成，后来成为泰兴市文化馆馆长（已故），冯泰成的女儿冯晓是一位中学老师，现任泰兴市陆文夫研究会的秘书长。她保留有父亲留传下来的扬陋学塾1945级学生的毕业纪念册，该纪念册记载，学塾创办于1940年：
时变方殷，闾里不靖，青年学生彷徨歧途，莫知所从，邑中教育先进戴杨二先生，目击心伤，亟思补救，遂毅然创立本塾。吾级于三十一年（民国）秋季始业。溽暑方消，录取男女生齐集戴宅大院，静听诸师之训诲，几忘其为荆棘遍地，烽火弥天矣。
学校开国文、公民、英文、算数、生物、史地音体、物理、化学等十一门课，给学生打下扎实基础，且有民族气节坚决不开日文课，办学第二年就名声大振，引得诸多好学生转学前往，两年的学习生活给陆文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因战乱被迫频频换学校，一方面培养了陆文夫的独立生活能力，同时令文学少年逐渐萌生家国民族意识，更重要的是他对小说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陆文夫回忆初中时学习成绩一直不太稳定，数学成绩经常在四十分上下浮动，作文假如不写错别字，总能全班第一。学习成绩取决于他的读书状态，下决心不读小说可以名列前茅，一旦抱住小说不放，便名落三十几，幸好语文成绩过硬，才不至于垫底。
进城读书的偏科少年陆文夫，已经不再是私塾里那个懵懂儿童了，他开始思考一些跟家国有关的问题。陆文夫既是自卑的，又是暗自骄傲的。自卑是因为其数学成绩不理想，自傲是因为其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虽然局势动荡令人心惶惶，求学的脚步迈向何处尚未可知，探向未来的目光里饱含无可奈何，但陆文夫却希望打开所有的桎梏。对陆文夫而言，学习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既跟战火纷飞的时局有关，也跟家道生计的变数有关。为了谋生，陆文夫的父亲陆保芝到汪伪和平军十九师任税务办主任，当时陆保芝为亲日的伪军做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来，他是地方名人，想不出来都难；二来，一家老小的开销减不下来，他必须出门做事。大江南北，有几处不是焦土？虽然陆保芝在汪伪政府里做事，内心也恨日本兵，侵略者的炮火袭击长江各港口，把他供职的大通轮船公司的船都炸毁了，他苦心经营的夹港小轮船公司也毁于一旦。迫于生计他明里为汪伪做事，暗地里却在为保护百姓做努力，因此，陆保芝在当地群众中的名望很高。但少年陆文夫接触了不少新文学思想，目睹侵略者的烧杀掠夺，看到百姓流离失所的苦难，因此，对自己的父亲帮日本人做事非常反感。虽大为不齿，但也无法诟病父亲，所以平时不大愿意回家，也不愿意跟父亲多交流。
城里的公立学校如延令中学多是敌伪所办，爱国者认为那是奴化教育，陆文夫家当然把他送进了自以为“正统”的官方学校去读书，可在陆文夫看来，那不仅是非正统的，还丧失了人格与国格，从那个时候起，陆文夫已经对自己的家庭有了“看法”，初中二年级他自作主张转到爱国人士创办的扬陋初中。在荆棘遍地、烽火弥天的年代，美丽的银杏树和爱国乡绅的严谨办学思想，给陆文夫和他的同窗们提供了一片学习知识的乐土，初中学习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学养基础，同窗宏生在毕业纪念册上留下这样一段话“性和顺，长日是溶浸在笑容里，长日是溶浸在磊落的言笑里，他爱好研究新文学，善于口瑟，篮球又为他的特长”
。多年之后，陆文夫回忆这段读书生涯也是感慨万千，在《怀念朱砚馨同学》一文中，陆文夫动情地写道：“我记得的是她的十七岁，用现在的话说是所谓的花季、雨季。不过，我们那一代的人都和花雨无缘，国难当头，颠沛流离，严酷的现实使得我们早早地就考虑家事国事”，“同学们相互之间都很亲密，下课时同在一个天井里嬉戏，真的像个大家庭。假期里还组织联欢会，男女同学一起唱歌或说故事，我会吹口琴，常常担任伴奏”。
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那段日子的美好回忆。
因为战火，陆家不断搬迁，陆文夫的小学和初中一直在更换学校，但他始终没有终止过求学的道路。“从小学到初中毕业，频频地换学校，最少的读不满一学期，最多也不超过两年。从十岁开始便四处求学，只有寒暑假才回家住些时候。”
如果说早期的私塾培育了陆文夫喜好阅读的萌芽，丰富多彩的学堂生活则激发了陆文夫的求知欲望。这期间嘈杂的码头生活和动荡的学习生涯给陆文夫留下难忘的回忆，民众自发反抗日本兵的情形，激起了陆文夫家国情怀和民族忧患意识，扬陋学塾的爱国氛围和学习风气激发了陆文夫好学的品行和教育救国的理想。“百万财富，一霎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
不知何处传来的歌声，伴随鬼子飞机轰炸雷鸣般的爆炸声，经常使得百姓惊慌失措。陆文夫小小年纪就明白，面对国破家亡，民众要同仇敌忾的道理，家里的变故都是日本侵略战火造成的，陆文夫自己差点就死在日本鬼子的枪炮下。那时，陆文夫看过溯江而上的抗日宣传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也会唱《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这一切，使年少的陆文夫爱国主义情感日渐滋生和深入血脉。这一时期，陆文夫已经不再读古典小说，而接触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如朱自清的散文《背影》等，还有当时非常流行的社会言情小说和其他通俗作品。
1944年的春夏之交，是决定陆文夫人生道路和文学梦想的关键。美丽的姑苏城迎来了一个穿着长衫、戴着礼帽、乘着木帆船从运河漂流而下的文学少年，身患伤寒病的陆文夫被送到苏州姨妈家休养，一边治病，一边求学。奇怪的是，不知道是记忆的问题，还是不愿意提及家事，陆文夫始终没有记录过家人是如何安排他到苏州城里的，我们只能根据文字记载推测，是古运河的木帆船，把他从泰兴的长江边带到了美丽的姑苏城。
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七里山塘，美丽得超出了寻梦少年的想象。
我也曾到过许多地方，可那梦中的天地却往往是苏州的小巷，我在这小巷中走过千百遍，度过了漫长的时光；青春似乎是从这些小巷中流走的，它在脑子里冲刷出一条深深的沟，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
第一印象太美好，少年陆文夫爱上了苏州，如初恋般美好的感觉。应接不暇的视觉冲击力，与十年寒窗的读书印象不断碰撞、融合，凝聚出一个古典苏州的醇美画面，从此在少年的内心深处刻下了烙印。姑苏，成了他无法释怀、无法舍弃的眷恋着的第二故乡。几千年古老的历史沉淀，各种美妙故事的发源地，绘成看不尽、品不厌的清明上河图般的人间画卷。画卷的末尾，他走进了姑苏城外的一条小巷。这小巷铺着长长的石板，底下流水淙淙，蜿蜒走过雕梁画栋的木板走廊，爬上一座小楼，找到落脚点，开始他的求学新生活。
在陆文夫看来，考上苏州中学的高中完全是意外和惊喜。苏高中当时刚刚从宜兴复校搬到苏州城内，是首屈一指的全国名校，外地赶来报考的学生很多，录取率在25%左右。由于初中数学成绩不理想，所以陆文夫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报考了。数学果然不出意料考得很差，考完就不抱希望了。放榜那天，他意外发现自己荣登录取榜，兴奋之余想起，应该是扎实的国文功底关键时刻帮了忙。入学考试作文题目是《故乡的交通》，他回忆起在夹港轮船码头的生活，那一望无垠开阔的长江航线、往来的大小客船、嘈杂喧闹的港口码头，何等的宏阔壮观。于是借用《滕王阁序》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肆意发挥了一下，估计阅卷老师给了高分，可谓一篇作文成全了他的求学梦，得以在姑苏这片梦中的天地里流连徜徉，这完全归功于古文素养的积累和观察生活的细致。
据陆文夫回忆，苏高中的学生太用功了，学习气氛相当好！每天清晨到深夜，校园处处可见苦读的学子，尤其到考试阶段，一个比一个用功。对于陆文夫而言，考试最要命，每次考试仿佛灾难一般，小考小难，大考等于大难，一场大考下来人就像虚脱了一样。苏高中的三年，除了第一学期成绩还能保持，后面便如同王小二过年般每况愈下，直到毕业时还有两门主课不及格，补考之后勉强拿到毕业证书。难道是少年迷失在天堂，游荡虚度了美好年华？当然不是，只是课余时间学子的心不在学业，不在《范氏大代数》上，而是流连在学校边上苏德路的一众旧书铺里，读闲书看小说，延续着早年的文学梦想。高中生的日子清苦但也非常有趣，时局混乱，经常也会闹些小学潮。少年陆文夫跟着同学们一起驱赶伤兵、收复校园，闹伙食、求待遇等，虽然都是年少气盛赶的热闹，却也给平淡枯燥的学习生活增加了点兴味。
空余的时间，陆文夫躲在耦园（苏州姨妈家）里读书，读那些自己喜欢的书。根据研究者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情况的叙述，三四十年代的苏州书铺里，除了纯文学经典、民国社会言情小说之外，还有早期左翼文学作品及宣扬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外国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的译著，这些对于陆文夫无疑是相当丰盛的精神食粮。其中，陆文夫自传和《道山亭畔忆旧事》中提到的四本书很关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陆文夫未来的人生走向。那是《大众哲学》《新经济学》《新青年的新人生观》和《新民主主义论》
，几乎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和相关人生理论。陆文夫并没有详细介绍这些书，只是提到，这些书比哲学专著通俗易懂，好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称《哲学讲话》，是当时众口交赞的浅显易懂之普及书，写这本书时艾思奇在上海做编辑，年仅二十四岁，这本专门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优秀著作，用最通俗的笔法和日常谈话聊天的体式，将艰深的哲学原理融化其中，使普通大众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受到青年学子的普遍好评。不少年轻学生受这本书的启发和鼓励，投奔解放区和延安革命根据地，走上了民主革命和抗日救国的道路。当时，有传闻《大众哲学》动员十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甚至引起了国民党的警觉，民间有在风雨如晦的革命低潮期，《大众哲学》拯救了共产党人的命运的说法。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是1934年5月初版的，分上下篇，上篇主要包含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商品经济学原理，下篇则介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等内容，论述了以往经济学教科书中很少涉及的社会主义经济。该书的出版，受到舆论界的关注，进步人士称誉它为“荒野里的一株冷艳的山花”。俞铭璜的《新青年的新人生观》一书对抗战时期的青年影响极大，几乎人手一册，曾引导众多青年投身革命、树立革命人生观，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无私奉献。《新民主主义论》则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他在1940年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题目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表达了解放区共产党人的热情召唤。陆文夫高三毕业前认真分析过时局，也思考过未来走向，毫无疑问，这些书是他成长过程的精神食粮，它们对于陆文夫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与初闯苏州时的单纯崇拜和理想化心理不同，三年高中生活之后，陆文夫发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苏州，“苏州是个明媚而清澈的湖，污垢却都沉积在清水的下面”
。苏州城里有很多穿旗袍的漂亮女子，生活富足而姿态袅娜，拉着她们的黄包车夫却是一个个瘦骨嶙峋、气喘吁吁的老头，或许背后还有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天堂或许是建筑在一些可怜人的地狱之上的。那些年，也正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横生的时节，物价飞涨、学潮迭起，美丽的表象无法掩盖普通百姓在苛捐杂税重压下的艰难生活。很多青年学生开始思考国家、民族与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同理，接触了大量新文学思想的陆文夫开始思考社会与人生，开始憧憬一种完全平等的社会制度，为人人都能生活在真正的人间天堂而努力。当时的高中毕业生一般面临三个出路，一是考上大学继续深造，二是回家结婚，继承家业，当大少爷或少奶奶，三是当职员或去乡村教书。陆文夫在这个时候想着要做些事情，即改造旧社会旧制度，再加上受进步文艺和革命理论的影响，“那个时代的先驱者发出了强大的声音：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到解放区去，去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不再徘徊，高中一毕业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未来的方向，“卖掉了所有的书籍和用不着的衣物，买了一双金刚牌的回力球鞋（准备跑路、打游击），一枝大号的金星钢笔，直奔苏北解放区而去……”
韩公仁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
中提到，解放区战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百废待兴，需要培养大量的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因此，他奉命在河南新乡高中动员学生去解放区求学深造或工作，这几乎和陆文夫当年投奔解放区的情形相同，时间段也吻合。陆文夫回忆中提到那时自己偷偷看到过共产党人在香港出版的图书，其中就有赵树理的作品，陆文夫在如何去解放区的问题上语焉不详，但我们或许可以做出合理推测，不管陆文夫当年是否直接或间接接触到了解放区的动员联络人，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知晓有这么一条奔向光明的出路。据记载，1948年夏陆文夫苏州中学毕业，同时考取了上海的两所学校，不过小职员的家庭无力供他继续读书深造，他便选择投奔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
革命，在当时的人看来，也是最好的铸炼青年人的学堂。根据《身上冷，腹中饥》一文的记载，陆文夫高中毕业先回到家中与父母团聚，1948年冬天，他背起母亲准备的行囊离家投奔革命队伍了。
陆文夫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人生抉择，是与他的成长经历和父母支持分不开的。陆文夫幸运地诞生在一个生活富庶而思想开放的民主家庭，童年碰到一个爱才的私塾伯乐悉心教导他。虽然，陆文夫的创作论中提及父母不多（只有关于父亲喝酒的告诫和关于母亲絮棉被
、做布鞋
的故事），但我始终认为陆的父母应当是相当明智的，虽为稻粱谋，从小只能把孩子留给祖母照看，但客观上给了陆文夫一个无忧无虑、敞亮的童年生活；适龄读书后，又及时送往私塾开蒙，小小年纪舍得并支持他跟着启蒙业师寄宿学习，使他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和培养了良好的阅读习惯，锻炼了独立的生活能力和刻苦耐劳的精神。虽然频繁的战乱与搬迁，迫使陆文夫经常转学，但他们始终没有中断过孩子的学业，恰如孟母三迁，努力寻找优良的教学资源和生存环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家庭，如此有远见的父母，着实不多见。也许他们并不知晓如何教导和培养孩子，但他们必然明白，怎样的选择对孩子的成长更好。每当陆文夫做出抉择之后，他们又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父亲曾教导他说：“一个人想要在社会上做点事情，需有四戒——戒烟（鸦片），戒赌，戒嫖，戒酒。四者湎其一，定无出息。”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克己自律的家长（即便后来由于长期写作的缘故，陆文夫烟酒都沾，但父亲教诲却记忆犹新）。数度更替的艰难求学路令陆文夫痛恨侵略者的暴行，培养起最初的爱国情怀。当完成初中学业之后，父母亲考虑陆文夫体弱多病需要更好的治疗，另一方面懂得孩子的未来不在夹港，也不在苏北县城，应该是在更广阔的远方，因此下定决心把陆文夫送到苏州寄寓姨妈家中，边养病边读书，这对于陆文夫在文学道路上披荆斩棘、艰难跋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苏州行和苏高中的求学经历，陆文夫可能也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因为毕竟，他的文学梦想已经起航。但是，必然没有那个写《小巷深处》和《美食家》的“陆苏州”。
夹港—泰兴—苏州的求学三部曲，尤其是私塾业师的贴身指导，培养了对文学作品浓厚的阅读兴趣，让陆文夫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讲音韵、讲气势、讲结构、讲意境，积淀了良好的文学素养。早年曲折丰富的求学经历，父母的言传身教，更使陆文夫养成了独立坚韧、开朗包容的个性及随遇而安、审时度势的应变能力。陆文夫一生坎坷颠沛，屡受磨难，与挣扎在底层的劳苦大众颇多接触和联系，因此很能深刻体恤百姓生活的不易，这与他后来坚持为大众写作的平视创作姿态、雅俗共赏的审美风格和坚持为读者想的创作观念都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