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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楚中国古代商业思想的发展脉络，我们还得从最初商业活动的产生谈起。作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古希腊，其城邦的产生与商业密切相关，这倒不是说古希腊人天生就是经商的料，说起来他们都是被环境逼的，不去倒腾点买卖很难活下去。希腊山多地少，虽然适合葡萄、橄榄的生长，但却难以大规模种植淀粉含量较高的粮食作物，畜牧业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我们想象一下，连指南针都没有的古希腊人，如果不通过爱琴海上的辛苦航行贸易，他们大概只能喝喝葡萄酒、橄榄油，连块儿面包也吃不上，哪里还有劲头去雕刻、绘画、写诗、弹琴？哪里还有心思去仰望星空，思考整个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希腊、小亚细亚的不少城市，最初就是商人的暂住、交易场所。可以说，经商是古希腊人最重要的生存方式，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而然，并不见得他们多么聪明智慧，老早就发现经商比种地赚钱。这是西方商业文化的源头情况，那么我们中国又是怎样的情形呢？中国土地广袤，主要文化区围绕着黄河、长江这样的大河，具有典型的大河文明特点，人们的生存条件与古希腊明显不同。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商业是个必选项，是雪中送炭，是关系到生活过不过得下去的问题；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商业是个可选项，是锦上添花，是关系到生活能不能更美好的问题。简单说吧，没有商业，古希腊人恐怕要饿死，而中国古人如果缺少了商业这一行，大家顶多日子过得拧巴些、难看些，但活下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就是中西商业文化老根儿上的区别。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是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发展起来的，是人们提高生活质量自然而然的选择，商业是锦上添花的那朵“花”，花朵谁不喜欢？古人不仅不“轻商”，说起来倒是“重商”更合乎社会发展逻辑。至于这朵“花”何时成了一朵“恶之花”，那是我们放到后面章节里聊的问题。
商业，一定是社会发展到比较高级的时候才可能产生的，它有一个天然的条件，那就是存在大量可供交换的剩余产品。在人类还没有完成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前，没有人知道“交换”是怎么回事儿。那时候人们的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生产效率低下，起早贪黑收获的那点野果、野菜，费尽力气抓住的那几只野兔、野猪，满足部落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成问题，哪里还会有什么剩余产品？当时人们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生产技能，使整个部落的大人、孩子免于饥寒交迫，顺顺当当地见到下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根本没机会去琢磨如何过得更加舒服。普通百姓是这个心思，部落首领也是这个心思——生产力落后，没有剩余产品就产生不了私有制，部落里的领导自然也身无长物、两袖清风。这种状况也不知持续了几千、几万年，那时候天空很蓝、河水很绿、时间走得很慢，大家的日子都是这样忙闲有致地过着，既没有商品交换的需求，也没有可供交换的物品。
人毕竟是会思想、有梦想的动物。天长日久，古人终于发现有些植物可以驯化，可以大量地种植在便于采集的区域。这样一来，生活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观，人们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期某种植物生活资料的获得，生活比以前更有保障，日子也更有奔头了——农业产生了。有了固定的农业收入，人们的吃饭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较为稳定的蛋白质摄入，大大提升了人类自身的健康水平，也许他们追野兔、打野猪更有效率了，大脑也因为获得更多的养料而变得更聪明。更重要的是，随着耕种技术的逐步提高，部落里的粮食开始富余了，人们发现那些暂时吃不完的动物可以先用剩余的粮食养着，等到需要它们的时候再吃掉。我常常想象这样一个画面，部落里的猎手试着驯养老虎、狗熊、猎豹等猛兽，结果都失败了，倒是驯养野猪、野羊、野牛却大获成功，这样的话，部落里可以大规模地驯养这些为人们提供肉类蛋白的动物——畜牧业宣告产生了，这是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有了这两次社会大分工，人类才开始走出蒙昧的原始社会，才有时间、有能力思考比生理需求更重要、更高级的事情。
两次社会大分工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部落里的剩余产品开始出现了。在众多的部落里，总归有的部落更善于种地。他们家的粮食产量远远超过别的部落，除了满足自己家人和家畜的需要，还有不少剩余，我们就称他们为“粮食专业户”吧。有的部落养猪养得很好，每年能生产大量的猪肉，我们就称他们为“养猪专业户”吧。还有的部落呢，粮食种得不错，家畜养得也不错，百姓安居乐业，其中有那么几个部落成员心灵手巧，特别会做陶罐，做出的陶罐经久耐用，不仅满足自己部落装粮食、盛水用，还有余力多烧制几个陶罐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就称这个部落为“陶罐专业户”吧。总而言之，生产力的提高解放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大量剩余产品的出现使“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成为可能，于是“交换”就顺水推舟地出现了。人类学有个很有趣的研究方法，即通过观察儿童的心理、行为来推测早期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就比如说这个交换吧，小孩子间相互交换喜欢的玩具，从来与金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用的是“以物易物”的交换手段，这恰恰正是人类最初商业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养猪专业户”用自己驯养的猪交换“粮食专业户”富余的粮食，而“陶罐专业户”可以用自己美观大方、经久耐用的陶罐去换“养猪专业户”的猪肉或“粮食专业户”的豆子。拿着自己富余的东西去换人家手中的剩余产品，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换主要发生在邻近部落之间，所交换物品的种类繁多，并没有固定的参考价格。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这种原始的交换并不容易达成，比如“养猪专业户”急需粮食，暂时不想要陶罐，那样的话“陶罐专业户”就吃不上猪肉了。那怎么办呢？“陶罐专业户”只好利用空间优势，先和离自己部落比较近的“粮食专业户”交换了粮食，然后再扛着粮食跑到“养猪专业户”那里交换猪肉。这个过程十分复杂，也十分辛苦，想想都累得慌。原始“以物易物”的沟通比价环节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在车轮这种高级事物还没被发明、牛马等动物还没有被驯化成运输工具前，物流限制的确是影响交换有效性的大问题。
最初的交换主要是官方行为，个体的商人并没有出现。根据古书记载，有时候部落首领会亲自担任这个交换货物的角色，跋山涉水、千辛万苦。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物品交换的需求也逐渐提高，交换工作本身也成为一项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活计：熟悉的物流路线、明了的供求关系、清楚的交换比价，以及娴熟的沟通技巧等，这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了的，只有那些常年从事交换的人才能做到。于是，一个虽然不从事任何实际生产活动，却能创造出重要价值的群体出现了——这就是商人。可以说，“商人”阶层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自然结果，他们是顶着光环应运而生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级阶段的标志，其重要程度相当于现在知名城市的地标建筑。正像没有人会轻视“地标”一样，在更古老的时代也不会有人轻视商人。商人给当时的消费者带来诸多便利，各种生活、生产资料的交换效率成倍地提高，“重商”思想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而萌生。“商人”一产生即步入他们的“黄金时代”，我想，此时商人的内心一定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吧！
在固定的场所进行大规模的交换活动，有利于信息披露和商品比价，特别是“以物易物”时代，更多的商品选择，也容易使交换得以达成。大约在神农时代，官方就已经设置专门的“市”供人们进行交易，《易·系辞传下》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此段的意思是说，伏羲去世之后，神农兴起。神农即炎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据说茶叶就是他发现的；《神农本草经》虽然出现较晚，而且多半不会与神农本人有关联，但后人还是愿意相信他是中药学的鼻祖。神农当了首领，制作出“耜”“耒”这样高级的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效率比原来的刀耕火种不知要提高了多少倍。神农到处推广这种农业生产新技术，给百姓带来实惠。神农的这种做法，大概是在“益”这一卦上获得了启发吧？“益”卦的兆辞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神农怎么就受了“益”卦的启发搞了农业发明和农业教育，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总之古人是这样认为的。引文接下来就说到商业了。既然生产技术进步了，产品总量增多了，交换的需求产生了，再加上吃饱饭的问题基本解决，人们也能腾出手来多进行点手工制作，产品自然也有交换需求。自发的交换费时费力，交易的成功率比较低，于是神农给大家创造了一个专门的交易场所——“市”。神农的这项发明也非常重要，如今无论城市里的超市还是乡野间的大集，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在信息沟通不畅的情形下，“约定”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约定于某一时间、某一空间，集中交换各种物资，更容易达成“各得其所”的目的，所以神农的“市”也是有时间性的，即所谓的“日中为市”。这段简短的文字，正是商业交换发生的精到描述。
黄帝时代又是什么情形呢？《云笈七签》里说，黄帝时代已经达到人类社会的“理想时代”：
时人未使而自化，未赏而民劝，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谓之太清之始也。耕者不侵畔，渔者不争岸，抵市不预价，市不闭鄙，商旅之人，相让以财，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怎样一种社会形态呢？老百姓的思想境界都自我提高了，耕者、渔者、商人都各乐其业，彬彬有礼、了无争执。不仅不争，商人的境界似乎比耕者、渔者还要高出一个层次，他们居然能做到“相让以财”，这真是理想中的“君子之国”啊！这些美好的传说虽然不会是当时的史实，但至少记下这些传说的人相信，“市”“商”等事物在黄帝时代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是成为“大同”之世的重要指标。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怎么可能会有人轻视商人呢？
尧、舜时代商业也受到人们的重视。《淮南子·齐俗训》记载尧治理天下时：
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坂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
这段话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尧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懂得因地制宜、分工合作。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确实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分工越精细，文明发展程度越高。看来尧早就搞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他让那些住在江河湖泽边的人们发展渔业，而生活在丘陵坡地上的人就好好种田，搞好农业。每个地方的人都根据自然条件不同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然后大家互通有无，“以所工易所拙”，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由此可见，在尧的管理体系中，这种“以所有易所无”的原始商品交换活动是天下安定的关键，商业搞好了，背叛的人少了，而前来投奔、自愿归化的人却多了。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轻商思想是找不到生存土壤的。
舜与商业活动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尚书·大传》记载：“（舜）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史记·五帝本纪·索隐》里也说“（舜）作什器于寿丘，就时负夏”。从这些历史资料里看起来，舜不仅是个心灵手巧的手工匠人，而且颇有商业头脑。“就时负夏”四个字，最关键的是“时”字，舜知道根据时机、时令的不同安排自己的商业活动，的确是有大智慧的人。